今天，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已到新的歷史起點，新起點需要我們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偉大斗爭需要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認識世界的本質是世界觀形成的前提。1958年3月25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說：“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第一是唯物論，第二是辯證法。”毛澤東還批評“我們許多同志對此並不那麼看重”。今天看來，用唯物論和辯證法觀察世界形勢並形成相應的戰略判斷是非常正確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增強政治領導本領，堅持戰略思維、創新思維、辯證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學好用好貫徹好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邁向新的長征，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的本質要求，更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群眾的必由之路。對於“科學制定和堅決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把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落到實處”具有重大意義。
“社會是在矛盾運動中前進的，有矛盾就會有鬥爭。”對於社會矛盾產生的原因的解釋，人類實踐及其認識迄今沒有超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結論，他們說：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定的具體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受肉體組織制約的他們與自然界的關係。
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
不錯，人總是要思考的，所以笛卡爾（ReneDescartes，1596～1650年）將人的思維當作人存在的第一屬性，他說：“我思故我在。”但人更是要吃飯的，可以確定的是，吃飯是思考的前提而不是結果。天下所有的認識問題一碰到“吃飯”問題，都會“退居二線”。現在討論糧食安全，如果大家吃飽了，就會一人一個結論；如果餓三天，大家的結論就會歸於統一，那就是要吃飯。餓肚子的事跟文憑高下沒有關係，無論哈佛畢業的，還是北大畢業的，餓三天都是一個感覺，感覺即感性認識接近了，大家的理性認識也就接近了。要吃飯，就得抓槍桿子；餓急了，還要革命。成功的革命沒有不用暴力的。這也不是一個會上理論討論的問題，而是生死實踐問題。還是餓三天，大家就會找到感覺：在饅頭左邊放了一束玫瑰、右邊放一把槍，人飽時沒有一個人去抓槍，都搶玫瑰。為什麼，玫瑰好看、好聽，名聲又好，很有面；人餓急了就顧不上面子了，要抓槍，要鬥爭，不然肚子不答應。槍是什麼？對國家而言就是我們的軍隊。由於吃飽了，在和平時期生活得太久了，很多人在研究國家安全的時候，手裡盡捧玫瑰花。毛澤東批評王明說，這個人不知道人要吃飯，不知道子彈能打死人，不知道走路是靠雙腳。王明碰到矛盾不是開展積極的鬥爭，而是跑到莫斯科去，坐在莫斯科瞎指揮，這樣的人不敗才怪。
為了經濟利益即吃飯問題，人們需要進行鬥爭，他們為此組成各種社會集團，並以集團的名義展開階級的和民族的鬥爭，這種集團發展的最高形式便是國家。古代國家內外關係以血統皇權維繫，近現代國家內外關係則以主權維繫。這樣，起源於資源即吃飯問題而形成的主權就成了現代國家理論的邏輯起點，由此便派生出如國家力量、國家權力、國家權利、國家制度和國際民主等範疇。列寧說：“範疇是區分過程中的一些小階段，即認識世界的過程中的一些小階段，是幫助我們認識和掌握自然現象之網的網上紐結。”範疇是形式邏輯演繹的“紐結”，而資源則是歷史邏輯演繹的“紐結”，形式邏輯無非是歷史邏輯的反映。資源問題就是吃飯問題。因此，資源，而不是笛卡爾說的“思想”，便成了“一切歷史”的生髮原點，也是一切社會理論的生髮原點。
“社會是在矛盾運動中前進的”，不鬥爭便不能進步。人類在誕生之初就面臨資源與發展的矛盾，在人類進入“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市場經濟快車道後，這對矛盾就變得更加突出。資源的絕對有限性和發展的絕對無限性的矛盾決定了國際政治中的對立和鬥爭是絕對的，而合作與調和——儘管值得爭取——則是相對的。因此，研究國家安全問題，我們不能書生氣太重；我們的學術觀點不能脫離馬克思所說的“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
但人畢竟與動物不同，在吃飯之後，人還是要思考的；國家在需要資源的同時，也要有意識形態和相應的社會制度。物質資源，尤其是戰略性物質資源的有限性與極難再生性，決定國家間的關係是一種絕對博弈關係；但是絕對博弈中可能出現的絕對“零和”結果，又使這種絕對博弈關係在許多情況下變為相對博弈關係，即在國家力量的邊界尋求理性和解。一張世界地圖，其邊界線的曲折變化告訴我們的就是這樣的道理：國家邊界的曲折程度反映了圍繞資源爭奪的國家關係的矛盾深度。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家崛起本身並不僅僅是國家為獲得資源釋放國力的物理過程，確切地說，它更是一個政治過程。國家政治是國家力量的理性使用。亞里士多德說，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馬克思補充說：“人即使不像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樣，天生是政治動物，無論如何也天生是社會動物。”
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這是我們思考新時代一切戰略問題的出發點，也是貫穿我們戰略研究始終的“底線思維”。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要求我們要樹立鬥爭意識，這是因為世界資源是有限的，而發展則是無限的。政治問題就是吃飯問題，要吃飯就要有為爭取資源而進行的民族的或階級的鬥爭，這就決定鬥爭是事物矛盾中的主要方面，是反映事物本質的東西。 國家是保衛本國生存和發展所依賴的資源而存在的，不能放棄鬥爭意識，“戈爾巴喬夫”式的唯心論及由此導致的蘇聯解體就是前車之鑑。
世界上有兩種國家要失敗，一種是“身體”不好的，一種是“腦子”不好的。身體不好的就是喪失經濟自主權、國家自主性，整個被西方殖民主義者擊垮了的南方國家。這樣的國家——比如一些石油國家——可能很有錢，但沒有發展，因為他沒有自我發展的內在能力及由此產生的國家自主性。“腦子”不好的就像戈爾巴喬夫那樣搞唯心論。國際鬥爭中，如果對手國家不能打倒你的自主性，那剩下的就是用唯心論使你腦殘。西方就是用後一種方法擊倒蘇聯的。1991年撒切爾在美國休斯敦明白表示，蘇聯對西方真正構成威脅的是社會主義制度及其生產方式，她說：蘇聯是一個對西方世界構成嚴重威脅的國家。我講的不是軍事威脅。從本質上講，軍事上的威脅並不存在。我們這些國家裝備精良，包括核武器。我指的是經濟上的威脅。藉助計劃經濟，加上與獨特的精神和物質刺激手段相結合，蘇聯的經濟發展指標很高。其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過去比我們高出一倍。如果我們再考慮到蘇聯豐厚的自然資源，如果加以合理地運營，那麼蘇聯完全有可能將我們擠出世界市場。因此，我們一直採取行動，旨在削弱蘇聯經濟，製造其內部問題。
撒切爾的話概括起來就是，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無法按正常方式競爭過社會主義制度，唯一的辦法只有用非常規的方式“製造其內部問題”，將其擊敗。撒切爾接著說：很快得到情報說蘇聯領袖逝世後，經我們幫助的人可能繼任，藉助他能夠實現我們的想法。這是我的專家智囊的評估意見（我周圍始終有一支很專業的蘇聯問題智囊隊伍，我也根據需要促進和吸引蘇聯境內對我們有用的人才出國移民）。這個人就是米·戈爾巴喬夫。我的智囊對此人評價是：不夠謹慎，容易被誘導，極其愛好虛榮。他與蘇聯政界大多數精英（即主張新自由主義的所謂“改革派”——引者）關係良好，因此，通過我們的幫助，他能夠掌握大權。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在於其治理國家的能力不成熟，用我國古代柳宗元的話說就是：“失在於政，不在於制”。蘇聯解體的教訓告訴我們：即使是社會主義國家，如果治理國家的能力跟不上，最終還是要垮臺，要被開除球籍的。因此，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要高度重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根本問題。這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歷史經驗表明，國家意識形態只要自陷唯心論——比較典型的如中國歷史上的宋朝，放棄偉大斗爭，那離亡國的日子就不遠了。戈爾巴喬夫上臺不久就向世界宣佈了他的以放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鬥爭為主旨、以“在未來的世紀中，自由能遍及地球的每個角落”“不同社會制度的和平競賽能無拘無束地展開”為目標的“新思維”，撒切爾從其中看到擊倒蘇聯的戰略契機，她在休斯敦講話結束時一語道破天機說：事實上現在蘇聯已經解體了，不過在法律上蘇聯還存在。我負責任地告訴諸位，不出一個月的時間你們就會聽到法律上蘇聯解體的消息。
不要忘了，蘇聯是在“五大三粗”即軍事實力仍然強大時解體的。解體前蘇聯仍是令西方國家非常恐懼的國家。我們知道，歐洲廣大平原地形對俄羅斯非常有利，使歐洲各國根本沒有辦法跟擁有強大陸軍的俄羅斯抗爭。大家知道，陸軍的作用只有在山地受到限制——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南斯拉夫的山地游擊隊就打得有聲有色。但歐洲山地很少，若能看到這一點，就知道，在軍事上西方國家對俄羅斯是無能為力的。歷史上的拿破崙戰爭中，俄軍反手橫掃歐洲，直抵巴黎；今天歐洲國家乃至北約對俄羅斯仍是無可奈何。所以，撒切爾說蘇聯對西方沒有軍事威脅，是說和平時期。若在戰時，歐洲國家仍然不是俄羅斯的對手。
撒切爾承認對西方威脅的是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她說：“藉助計劃經濟，加上與獨特的精神和物質刺激手段相結合，蘇聯的經濟發展指標很高。其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過去比我們高出一倍。如果我們再考慮到蘇聯豐厚的自然資源，如果加以合理地運營，那麼蘇聯完全有可能將我們擠出世界市場。”撒切爾說的是對的。事實上，直到1978年之前，美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始終不如蘇聯。如圖所示：
為什麼蘇聯經濟只是在1978年後嚴重下滑直至解體？這是由於蘇聯的霸權擴張在這一年最終將中國和美國逼至一條戰線，中美聯手，蘇聯外交形式嚴重惡化：1-2=-1，其失敗結果不言自明。霸權是與社會主義原則格格不入的，放棄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繼而放棄建立其上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堅持的“不稱霸”的外交原則，是蘇聯衰落直至解體的根本原因。
如果說霸權主義政策及由此導致的蘇聯解體是蘇聯背叛社會主義原則的結果，那麼，對目前正在衰落的美國來說，那是資本本性必然導致的結果。如果社會主義國家不放棄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原理，資本主義制度是無法與社會主義制度競爭的。如果不能正常競爭，西方國家只有使陰招：扶持社會主義國家的唯心主義意識，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及其“新思維”就是這個政策“和平演變”的結果。撒切爾說：“藉助他（戈爾巴喬夫）能夠實現我們的想法。”就這樣，蘇聯在東西方較量中被打敗了。敗在哪呢？敗在放棄偉大事業必然要求的偉大斗爭，搞唯心論。
中國這些年的發展速度超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預料。我們靠的是什麼？靠的不僅僅是文化、技術等因素，更重要的還有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共產黨的核心領導。在中國，土地國有制度最徹底，只有發生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才能做到這一點。在此基礎上中央才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政府才有可能把握好市場與計劃之間的平衡。中國也利用了市場經濟，但沒有搞完全的市場經濟。如果中國實行徹底的市場經濟，那土地就要私有化，這樣我們國家反倒失去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我們的經濟遑論高鐵就不會以這樣“多快好省”的速度前進。
印度可以是“拉美模式”在東方的複製。遑論高速鐵路的速度，即使是修一條公路，印度也遠不如中國。為什麼？中國土地是國有的，印度土地是私有的，印度用地得給錢。我們現在相當部分的房產已私有，現在拆人家房得給錢，這大大增加了建設的成本。印度更甚，遑論地上的建築，用一塊地也要給錢，這樣代價就太大了，做不到“多快好省”。投資下去，先期購買土地使用權的費用就耗得差不多了。最近日本要在印度修高鐵，其中支出最大的不是高鐵費用本身，而是沿線對大大小小的土地私有權的補償。可見，
只有社會主義的發展才是多快好省的，社會主義不僅可以救中國，也可以救世界。這一點連資產階級政客都看得清楚。1943年11月8日，就在德黑蘭第一次會議“前一個小時” ，羅斯福與斯大林見面，談話直抄英國的“後路”即印度的前途，據檔案記載：美國總統羅斯福說，他希望同斯大林隨便談談印度問題。他認為，議會制政體對印度是不適合的，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在印度創立某種類似蘇維埃的制度，從下面開始，而不是從上面開始，也許這個就是蘇維埃制度。
斯大林答，從下面開始——這意味著走革命道路。
革命，尤其是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場翻天覆地的偉大斗爭。這對印度來說，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是不可思議的。
偉大斗爭需要有唯物論，更要有辯證法。唯物論可以讓人守住底線，而辯證法可以讓人明瞭生死極限；前者讓人不至餓死，後者讓人不至撐死。縱觀人類歷史，餓死的人有之，但撐死的人更多。對國家而言，被入侵亡國的不多，過度擴張導致亡國的不少。古羅馬帝國、拿破崙帝國、大英帝國、二戰日本軍國主義失敗的無條件投降，還有昨天已解體的蘇聯和今天正在衰落的美國，都是這樣。 由於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解決不了生產與消費平衡發展的問題，而生產與消費失衡必然要引起經濟危機，危機必然要導致戰爭，這樣不斷擴張就成了資本主義國家不歸的宿命。資產階級政治家可以運用辯證法，但由於階級的剝削屬性——比如蔣介石集團——使其不能將辯證唯物主義貫穿徹底，其結果也只能成為資本的犧牲品。
毛澤東說：“中國應當是辯證法發展的國家。”中國的“福”字，包含了國家興衰的辯證法。“礻”，作揖狀，拜一口田，畐（fú），“滿也”，不求多。它傳達出的信息在於：守底和節制。有一口田，這對個人而言，就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對國家而言，就有了基本主權。有了主權，肯定餓不死，這是底線；此後防止的是被撐死。不能餓著，這是唯物論；不能撐著，這是辯證法。中國歷史上不講擴張傳統，其認識論基礎就在這裡。黑格爾看清這一點，他說“中國的宗教，亦即度的宗教”，“對這些度及其演化的詳細探考，則成為對整個中國哲學和學術的研究”。事實上，印度也是辯證法發展的國家，但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建立又使中國人的運用辯證法和唯物論的能力在當代得以最完美地展現，即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
“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人只有在生死存亡的時候才重視唯物論，才能認識到強調偉大斗爭的深遠意義。研究國家的安全，要有生死感；指導偉大斗爭，不能脫離辯證唯物主義。唯物論使我們具有敢於鬥爭的勇氣，辯證法使我們具有善於鬥爭的能力。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辯證思維的真正要求。
進行和指導偉大斗爭，必須具有準確把握時代本質的能力；準確抓住了時代本質及其變化特點，偉大斗爭才會引導人民走向偉大的未來。1956年中國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國進入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時代。同年9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報告提出社會主義建成後“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1957年2月，毛澤東同志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認為“沒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天真的想法”，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 1981年6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再次重申八大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提法。2017年10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會議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方法，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報告堅持馬克思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前進的動力的學說，指出“社會是在矛盾運動中前進的，有矛盾就會有鬥爭。我們黨要團結帶領人民有效應對重大挑戰、抵禦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任何貪圖享受、消極懈怠、迴避矛盾的思想和行為都是錯誤的。”
治病如治國，治國如治家，戰略思想在修齊治平等實踐諸形式中是相通的。古人云：“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自己說的道理應先在自身試驗；說國事，應將自己的“真話”先在自家試驗。如能用身家性命試驗過的“真話”，大體才可應用於國事。目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到了新時代的歷史起點上，這“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今天的中國正在向“強起來”的目標大步前進。而要完成新時代賦予我們的偉大任務，不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是不行的。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千難萬難，只要重視就不難”。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為了避免“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可能性並實現偉大斗爭的最後勝利，我們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認識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我們必須堅持和發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才真正能行穩致遠，走向前景光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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