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02 主動選擇單身的“單女”明顯增多，而且還帶動了“單身經濟”

國家民政局數據顯示，中國單身男女人數已近2億，主動選擇單身的“單女”明顯增多。 獨居人口從1990年的6%上升到2013年的14.6%，如今有超過5800萬人一個人生活。中國第四次單身潮正在來臨，然而社會的觀念和制度並沒有發生相應的變化。

在電影《BJ 單身日記》中，主人公佈裡奇特·瓊斯是個32歲剩女，一個平淡多年、有些急不可耐要將自己嫁出去的女人。然而，身邊的男人們說，女人戀愛就是搶凳子的遊戲，過了三十歲沒有男友的女孩，就像音樂停了還沒有找到凳子的人，出局了。

在中國，有學者研究發現，超過一定年齡、還沒有結婚的農村男性被認為是異類，不但自己覺得抬不起頭來，還很容易成為被村民們有意無意排斥、隔離的人群，“單身漢到哪，人家都不放心”。

然而單身者，正逐漸成為一個獨立群體，一個社會符號。有媒體報道，國家民政局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中國大陸有1.8億單身男女。

這一趨勢並非中國大陸獨有。臺灣媒體報道，2012年臺灣15歲以上的單身人口為939萬人，佔總人口約42%;日本國立社會保障和人口問題研究所預測，到2030年，日本的終身未婚男性比例將增至30%，而女性則增至23%。

美國紐約大學社會學教授艾裡克·克里南伯格寫作《單身社會》一書，表明這代表著自嬰兒潮以來最重大的社會變革——我們正在學習單身，並由此帶來了全新的生活方式：“它改變了人們對自身，以及人類最親密的關係的理解;它影響著城市的建造和經濟的變革;它甚至改變了人們成長與成年的方式，也同樣改變了人類老去甚至去世的方式。”

結婚與單身，本來都是生活的可選項。然而，在像中國這樣以婚姻為本位的傳統社會里，單身者屬於統計學意義上的絕對少數群體。他們遊離於配偶制度之外，從觀念到制度、從經濟到心理，多多少少都面臨著障礙，受到忽視、犧牲或歧視。

種種跡象都說明，擺在單身者面前的，是一條荊棘密佈的艱難之路，通向充滿挑戰、前景卻不甚清晰的未來——在這裡，單身沒有錯，但是會受到懲罰。

未婚媽媽的煩惱

北京深秋的一天，下著濛濛細雨。韋珊為幼兒園放學的女兒戴上帽子，下意識地撫摸著她的頭，心疼地嘆了口氣。稀疏的頭髮，軟軟地耷拉在小腦袋上。髮際線有些高，長度不過額頭。女兒的同班小姐妹，比她小的都一個個紮起辮子了，女兒還不能。

她覺得是自己的錯，“很多非婚生就是連滾帶爬過來的”。作為一位高齡未婚媽媽，她獨自母乳餵養，有時候累到給孩子煮米粉的時間都沒有，更顧不上添加什麼別的食材，以致於女兒從小營養不良。個頭、體重、頭髮這些指標，都顯得比同齡孩子要差。

“有時候想起這些事，我就特別恨孩子她爸。”韋珊加重了語氣。那男人不願意與她結婚，糾纏至今。韋珊快40歲了，眼角已有明顯魚尾紋。因為年紀大，懷孕時醫生告訴她，如果打掉這一個，這輩子可能就懷不上了。再三思量後，她選擇了留下。

未婚媽媽們很多有類似情況。韋珊認識一位未婚媽媽，她有瘢痕子宮加多發子宮肌瘤，幾年前做過一次肌瘤手術，後又復發。懷上第一個孩子後一直保胎至剖腹產，產後醫生說，今後她已經不能再做這類手術。這意味著，這位母親只可能有這一個孩子。

韋珊的女兒快3歲了，仍然是“黑戶”。在中國現行計生政策下，生孩子必須持有準生證（即計劃生育服務證），而獲得準生證的一個前提是有結婚證。因此，非婚生育不符合國家計生規定，屬於違規生育。

超出國家規定生育子女的，應當繳納社會撫養費。像韋珊這樣，哪怕是第一胎，未婚生育也要被收費。這是一筆數額不小的罰款，通常與各地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掛鉤，各地標準並不一樣。

韋珊戶籍在北京市朝陽區。2013年，她準備好了繳納罰款，不料數額超出預想。當年北京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321元，韋珊被社區計生委告知，她需要繳納6倍罰款即24萬元，“這明明是我的第一個孩子，為什麼要6倍徵收？”

《北京市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確實規定，對非婚生育第一個子女的當事人，按照1倍徵收。然而，韋珊孩子的父親，曾經離異並育有一女，韋珊的孩子必須計算成為男方的第二個孩子。如果是第二個子女，則為3至10倍徵收。

韋珊孩子的父親戶籍地在江西。江西罰款少些，但是，他們不能在江西繳納。因為上述規定中還有一條，只要當事人一方具有北京市戶籍，另一方是非北京市戶籍的，由具有北京市戶籍一方當事人的戶籍所在地的區、縣計劃生育行政部門徵收社會撫養費。

焦灼之下，韋珊想到了另一個辦法：報告生父失蹤。然而，她很快發現，這也是一條几乎不可能的道路：在北京，繳納社會撫養費的前提是提供生父信息、親子鑑定證明。如果找不到人，需到對方戶籍所在地公安機關開具失蹤證明。

然而，失蹤證明是不可能的——消失的生父們，往往只對未婚媽媽“隱身”，卻和家人保持聯繫。未婚媽媽與生父沒有結婚證，即沒有利害關係，也不可能向法院提請。這意味著，如果男方無法聯繫、或是不願出面，未婚媽媽們連交社會撫養費的資格都沒有。

孩子的生父，還一度攛掇著韋珊“假結婚”。韋珊懷孕時，他不知從哪裡找到一個寧夏籍男子，讓韋珊奔赴寧夏與之領證。他非常滿意這個安排，韋珊意識到風險極大，直到出發前一刻才拒絕。

“於情、於理、於人性，我沒做錯什麼。”韋珊對自己的境遇越來越不滿。如今，對於那24萬元社會撫養費，她和女兒生父僵持不下。如果對方堅持不出，她只能在自己全額墊付後，再去法院起訴。最好的結果，不過是一人一半——她始終糾結，這與雙方的付出相比，差距太大，難以接受。

生育權之辯

2015年7月，徐靜蕾對媒體公開了自己在美國冷凍卵子的事，引發熱議。8月，央視新聞報道稱我國單身女性不能使用冷凍卵子生育，徐靜蕾轉發微博並表示，“有一種生物叫：#我國單身女性#。”之後，作家韓寒也轉發微博表示反對，“生育必須要和找個男人結婚捆綁嗎？”

早在2002年9月，吉林省通過《吉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其中第三十條第二款規定：“達到法定婚齡決定不再結婚並無子女的婦女，可以採取合法的醫學輔助生育技術手段生育一個子女。”

這在全國的地方立法中尚屬首次。它將生育權的主體擴展到單身女性，衝擊了基於婚姻關係而享有生育權的傳統觀念。條例一出，舉國爭議。支持者稱，此舉是生育權理論的一大進步;反對者表示，它將引發眾多問題，比如，萬一獨身媽媽意外死亡，幼子將由誰撫養？

《中國新聞週刊》就此向吉林省衛生與計劃生育委員會發出採訪申請，至截稿時止，尚未得到答覆。

事實上，吉林省通過條例的2個月後，國家計生委副主任趙炳禮公開表態：雖然單身女子也有生育的權利，但不宜通過法律法規的形式對此加以規定。2003年6月，國家衛生部公佈了新修訂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範》，明確規定“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規定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再次堵上了獨身生育的大門。

在此規定下，單身女性冷凍卵子也不可行。“凍卵”屬於輔助生殖技術範疇，必須是持有“三證”，即結婚證、身份證、準生證，且患有不孕不育症的夫婦才可以接受輔助生殖技術診療。有的醫院，允許單身女性冷凍卵子，但在使用冷凍卵子時必須提供三證。

“在人類平等的意義上，任何一個人，不管是已婚者還是單身未婚者似乎都應該享有生育、養育後代的權利。”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博導王桂新教授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

他說，在歐美、日韓等一些發達國家，不婚、不育者的數量在增多，特別是在高學歷人口中不婚、不育者佔有相對更高的比例。這種現象已加劇了這些國家的少子老齡化甚至已導致其人口減少。所以，在這些國家，“單身生育權”是被要求行使的基本權利。有些國家甚至提倡不管是已婚還是單身，只要有生育行為就行。

在英國，未婚母親可以很容易地在公共服務部申請到政府補助。除了物品、食品和醫療援助以外，英國政府還直接向未婚母親發放救助金，幾乎可以滿足母親和孩子的全部生活需求。在美國，未婚媽媽的幫助項目還包括房屋補貼，提供住房券幫助那些即將失去住所的未婚母親。

然而，這些並不適用於中國國情。王桂新教授同時表示：“我個人認為，就我國目前發展階段，單身生育權或生育權與婚姻分離問題可以在理論上做些探討，但實踐上還不宜大面積提倡。”

在他看來，傳統意義上的生育一般應以結婚為前提。傳統觀念上，如果一個未婚女性生育孩子，大家都會覺得怪怪的，甚至認為這位未婚女性有男女關係不檢點等品質問題。從這一意義上說，“單身生育權”這個提法不太合適。

事實上，在中國當下社會，不僅缺乏對未婚媽媽的支持系統，甚至還會剝奪其部分權利，比如，本應由生育保險支付的檢查費、手術費、住院費、接生費、藥費等費用無法報銷，想要休帶薪產假也需要提供準生證，只能被迫辭職。

2011年8月，一位讀者向某雜誌去信稱，自己在公司組織的一次體檢中被查出懷孕，因尚未結婚，她多次向公司承認錯誤，表示願意做好善後處理工作，不會影響工作，但公司還是以違反了計劃生育政策為由，解除了與她的勞動關係。

隱藏的阻礙

每年八月十五中秋節，北京男人王宇所在的某國家部委，都要請單身青年們吃一頓飯。飯桌上，領導以熱情且同情的語氣表示，要過節了，沒人照顧你們，代表局裡、代表局長書記，讓你們感受到大家庭的溫暖云云。

這頓單身宴，王宇吃了十幾年。年紀越大，越吃越不是滋味。他常被要求致祝酒辭、現身說法，從“正面角度”督促。直到最近兩年，國家收緊公務消費，這慣例才被取消。

他今年43歲了，眉眼間略顯年輕。工作之餘，他每天練習一小時毛筆字，週末打場排球。今年計劃看60本書，已經快要完成目標。閒暇時和朋友們聚會，喝點小酒。在他看來，單身生活豐富而自由，並不需要“慰問”。

然而，他的婚姻問題，卻是局裡的“思想政治工作重點”。每年，局裡報送業務工作計劃和思想政治工作計劃，後者包括年輕職工的婚戀問題、解決困難職工生活問題、等等。曾有一位領導在會上開玩笑，今年思想政治工作的第一大任務，就是幫王宇找個對象。

“在中國，像我們這樣傳統的國家機關，領導風格還是家長式的。從內心來說，他們認為單身是一個隱患、一個不安定分子，是領導管理無能、工作不到位的表現，是一種複雜的心態。”王宇說。

一位直屬領導曾幫他介紹三四次相親。第一次不成，領導還笑著說沒事，再給你找個好的。再不成功，領導的態度越來越冷、臉色越來越難看——這位領導既熱心又有些執拗，以前遇上冷天出門，他常常堅持要王宇多穿一件外套，不穿還會生氣。

在中國社科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李漢林看來，“在計劃經濟年代， 國家幾乎把所有的個人都納入單位之中。而單位組織在其內部成員面前扮演著父母官的角色， 它將各種社會功能集於一身， 並儘可能地為成員提供多樣的服務，自覺或不自覺間逐步演變成功能多元化的綜合體。”

去年底，局裡小範圍開會討論幹部任用，有人建議將王宇調至某個空缺的正處長職位，一位直屬領導表示反對，“還沒結婚呢，幹啥呢。”此事便不了了之。與會的一位同事將此事告知王宇，催促他，“你趕緊解決吧。不解決，領導對你有看法、有想法，不好辦。”

“結婚不是加分的條件，但單身，很可能是阻礙你的由頭。”王宇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單身只是導火索，是一個人價值觀、人生觀的體現。領導可能會認為你缺少大局觀、缺少集體意識，或者乾脆不求上進，肯定會在心中留下陰影。”

他們單位有著“單身不外派”的潛規則，大意是擔心單身者不負責任、不被信任。不過，離異的則沒有關係。1995年參加工作時，單位還有福利分房，但單身者只有35歲以上才有資格申請，結婚者沒有年齡限制。為此，王宇等了10年。

前些年，單位每年組織一次休假，允許帶家屬。有兩次，王宇也報了名，最後卻被刷掉了。一般是政治處領導給他電話，“人挺多的，別人都是帶家屬。你就一個人，這次能不能犧牲一下？以後還有機會。”

王宇認為，婚姻問題是個人隱私，單位不應干涉;但在眼下，單位的封閉與頑固很難鬆動——他的一位年輕未婚同事曾因帶女孩回宿舍，被領導約談教育，要求他“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婚戀觀，以引領社會風尚”。

政策限制

待在上海的9個年頭裡，女孩林詠換過6套出租房了。最頻繁的一年，她搬了三次家，叫苦不迭。然而，她沒有上海戶口且沒有結婚，被排斥在購房人群之外。在政策鬆動之前，單身的她是註定不能在上海擁有一個穩定的家了。

2010年10月，上海樓市止跌回升時，上海公佈了“滬十二條”以遏制房價，宣佈自意見發佈之日起，暫定本市及外省市居民家庭（含夫妻雙方及未成年子女）只能在本市新購一套商品住房（含二手存量住房）。這意味著，外省市單身人士沒有資格在上海買房。

林詠是從新聞上看到的，默默地在心裡罵了句髒話。那之前，她已經看過三四十套房子了，“那時候看房比較瘋狂。一堆人跟著中介看，有人當場拍板買下，其他人只能離開”。她沒有及時買下，不料就此失去資格。

居住上海的網絡紅人“二月丫頭”，曾發起“外地單身反限購聯盟”，“徵集10位有相同遭遇，或者同樣反對上海滬籍歧視限購令的MM，一起去線下與上海市房管局約架、理論”，稱“我們支持調控房價，但我們反對地域歧視！政府強行逼婚，不婚主義者和齊天大剩何去何從？”

她約了幾位同伴去房管局，但工作人員的答覆非常堅定，稱“政策就是這樣”。

在不少城市，經濟適用房的申請資格也將單身排除在外。2007年，廣州明確了經濟適用房申購對象要以家庭為主，單身人士不能購買經濟適用房。據稱，這樣是為了避免一對夫妻利用離婚購得兩套住房。對於30歲以上的大齡單身住房困難人士，將通過廉租房制度提供保障。

有媒體曾報道，一位36歲的北京戶籍男人，為了等經濟適用房而選擇不結婚。北京市規定，購買經濟適用住房的1人戶家庭年收入須在22700元及以下，2人戶家庭年收入須在36300元及以下，減去他的年收入之後，“如果找了一個月收入超過1200元的老婆，經適房就沒了。”

為了買房，有中介給林詠支招，只要出錢，他們就能幫忙辦個結婚證。林詠拒絕了。她不明白，為什麼人們寧可大方接受假結婚、假離婚這類欺瞞——曾有人為她介紹相親，說對方是多拿拆遷款而假結婚過一次的，卻不能容納真實生活的單身者。

“政府可以限定單身購房的條件，如年齡多少歲以上、居住多少年以上，如果發現離婚騙房，可以收回房屋等等辦法，但是一刀切的懶政思維，實在讓人難以接受。”林詠說，“政府部門似乎自然而然地以為，沒有結婚就不需要房子，單身者購房不是剛需，是可以被犧牲和忽視掉的一群人。”

事實上，“家庭是社會最基本的單位”這一說法已深入人心。“中國既沒有不婚文化，也沒有不育文化，中國女性基本上是普婚普育的。”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楊菊華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因此，國家政策的制定，往往天然以家庭為單位考量。

然而，“家庭視角僅僅是政策制定的一個視角而已，並非唯一視角。在‘以個人為單位的社會’到來的今天，家庭生活只是一種生活方式”，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張亮曾撰文表示。

在他看來，社會變遷導致了家庭形式的變化，家庭視角存在一定的風險與漏洞。比如，各地為獲取低保補助金、動拆遷款而出現的群體性離婚事件，都反映出把家庭作為政策設計的單位可能反而會破壞家庭，或是有違社會公平。

中國婦女報《農家女》雜誌記者高富強，關注女性權益多年。他在多次探訪中發現，中國農村婦女沒有孃家村的村民資格，在制度與政策的逼迫下，她們必須嫁給一個具體的男性，才能在丈夫的村莊享受村民待遇。

改革開放初期，農村土地承包到戶，女孩子被認為是要嫁出去的，通常分不到土地，也不能在本村申請到蓋房子的宅基地;再到後來，徵地補償與人口安置，依舊把土生土長的本村女孩子排斥在外。如果她選擇不結婚，或是因各種原因離婚，那麼，她這輩子就沒有村民資格（或村民資格不完全），一切國家政策帶來的惠澤都將與她們無關。

“只虐單身狗”

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30歲及以上女性人口中，有2.47%未婚;而此前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中，僅有0.92%未婚。10年間，這一比例增加了近2倍。

大城市單身者如今正逐漸成為一個獨特的社會群體，其中以“剩女”居多。“剩女”是教育部 2007 年公佈的 171 個漢語新詞之一，官方釋義為：現代都市女性，絕大部分擁有高學歷、高收入、高智商。然而，沒有婚姻。

秋實只有27歲，卻在一箇中部省份地級市成為旁人眼中的“剩女”。母親的逼婚已經上升到讓她“死得瞑目”的嚴重程度。為此，她轉戰另一個城市，搬到公司單身宿舍，很少回家，“單身問題，直接導致我的家庭關係不和睦。”

在家裡，她每說一句話都要小心斟酌，一定避免三句後能繞得到結婚的話題。比如，如果看電視，隨口感嘆這個男人好帥啊。媽媽便會接話，就盯著帥的人，現實生活中怎麼能找到呢，這就是你不能結婚的原因！

她請媽媽出去旅遊。媽媽會拒絕，理由是，萬一出了點什麼事，以後說家裡有一個癱了的，誰還肯要你？

一位婦產科的醫生朋友勸她，如果一輩子獨居，老了去醫院，醫院都不敢收。朋友說，按照規章制度，自己簽字是可以手術的;但是約定俗成，如果沒有親屬陪同就不收治，以沒有病床等其他理由搪塞過去。原因是，一旦出現醫療事故，很難解決。

老了想進養老院，必須有子女或監護人、擔保人簽字。經營性墓地最長只能收費20年，到時如果沒有子女幫忙續費，墓地按無主墓穴處理，骨灰將被拋灑或深埋。一位網友因此評論：“原來以為獨身最大敵人只是父母，這樣看來，最大敵人其實是國家啊！”

儘管秋實年紀還小，她已經感受到種種“只虐單身狗”的不便。比如，她想獨自一人報團旅遊，但旅行團是以兩人為基準接待，一個人報名需要補交單房差。出國辦簽證時，旅行社告訴她，如果是單身無陪同，被拒籤的可能性非常高。

公司總是讓她在節假日加班，理由是沒結婚，沒什麼要緊的事。遇上公司組織體檢，單身女性都沒有婦科檢查這個項目——“人們默認單身就沒有性生活”。

曾經的大學老師告訴她，“女生考完研，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找個好對象，趕緊佔住一個，要不然等你們考博的時候，就徹底沒人要了，我們路過女博士宿舍樓，都是躲著走。”……如此種種，讓秋實不禁感慨：“作為一箇中國內陸大齡單身不思婚育文藝女青年，這個世界對我們所投射的滿滿的惡意，從未停止”。★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韋珊、王宇、林詠、秋實為化名）

一個人的經濟社會

在日本，單身服務業發展較早。因單身人群多居住在單人公寓、壁櫥狹小，東京街頭洗衣店推出了衣物保管服務，顧客只要支付同洗衣等額的費用就可以享受最長7個月的保管服務。

一些專為單獨食客服務的日本餐廳，提供可愛的毛絨玩具陪吃。7.11便利店連鎖集團推出家政服務，為單身人群提供家庭廚房、浴室、床上用品的清潔洗滌服務。2014年，家居用品零售商“無印良品”推出一套“小號”廚房用品，包括小號烤箱、煮飯器、電水壺和榨汁機。

日本一家公司可以提供名為“單身婚禮”的新式服務，客戶在兩天時間裡穿上結婚禮服，精心化妝並選擇花束。如果願意，客戶甚至可選擇一名男性陪同她們拍照。

在韓國，未婚女性可獨自前往攝影工作室拍攝婚紗照。一些電器公司宣稱將重點放在單人家庭，推出小容量洗衣機、機器人真空吸塵器及便攜式電視機等;2013年，包裝的、即食的、單人份為主的食品，銷售額明顯增加。不過，韓國新稅制規定，未婚的高收入單身職場人繳納稅金數額上漲，比結婚人士實際繳納更多的個人所得稅，被調侃為變相的“單身稅”。

在臺灣，有餐廳推出一人份的佛跳牆、獨享Pizza，便利店裡有單賣一根的香蕉。街上可買到迷你空氣清淨機、小包裝米、適合一人用的煮飯小陶鍋等。

2010年2月，挪威遊輪公司宣佈，將在加勒比航線的遊輪上增加128間單人房，不再需要支付兩人費用。美國聖摩尼卡的一家酒店推出了一個“獨自在城市旅行”的方案，包括許多如何獨自一人遊覽城市的建議。

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市，有一個名為“一起擁抱人生旅程”的七層樓住宅項目，專為40歲以上、沒有子女、有興趣下半生一起體驗獨居生活的人們所設立。樓裡的公共空間包括餐廳、開放式廚房、電腦房、洗衣房、編織區、木工室等。每週六，每個居民都必須協助做飯和打掃衛生。

中國四次單身潮

第一次是在20世紀50年代，受首部《婚姻法》影響所致;

第二次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知青為了返城紛紛離婚，引發了單身潮的出現;

第三次是在20世紀90年代，改革開放引發傳統家庭觀念的轉變，第三次單身浪潮來臨;

到了20世紀末，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和女性自主意識的提升，第四次單身浪潮逐漸顯現。特徵是，主動選擇單身的“單女”明顯增多，而且還帶動了“單身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