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何潤萱
1.
他的兩面
郭敬明在2016年《爵跡》慘敗之後就漸漸減少了更新自己的動態。
有人統計過，他在2018年僅發了42條微博，放在過去，這僅僅只是他兩個月的更新量。如今，他在微博上愛提及的是新收養的流浪狗店店，最近一張狗的照片背景是他灰色看不出品牌的棒球帽。
郭敬明新收養的流浪狗店店
在神隱的這四年裡，郭敬明並沒有完全消失蹤跡。偶爾他出現，人們的姿態卻不甚友好。今年1月，他剪短了頭髮，把過去那頭標誌性的淺色黃髮染成了深顏色，發了一張正面自拍。這張照片被網友不客氣地比喻——像一隻驚恐的松鼠。醫美品牌新氧則在自己的推文裡建議這位恐懼衰老的男士去做一個玻尿酸豐唇。3月，最世旗下幾家子公司註銷，他翌日就出面澄清，但依然有人堅持認為他的公司隨著紙媒走向衰弱，稱他為“中老年頂流”。
直到最近，郭敬明在節目《演員請就位》中的表現終於讓一些網友鬆了口風。原因是即便和其他幾位專業導演同臺，他這個門外漢也不露怯，還能輸出專業理論：張榕容表演緊張時探頭探腦，他提醒對方，表演是該演相反的東西；陳若軒說自己認為最有戲劇張力的一場戲是角色父親被打死後的大哭，郭敬明則說是和毒販僵持在賭對方要不要開槍那一刻，因為千鈞一髮。作為一個外行，他表現得足夠聰明。
“作為一個外行，他表現得足夠聰明”
其實，郭敬明一直是這樣聰明的。
《小時代》的製片人安曉芬誇獎他是自己見過“最勤奮最聰明最用功的年輕人”，“對攝影、打光、找角度都很在行”。安曉芬在Vista的採訪中透露，他甚至可以斡旋在商業與權力之間，“有場戲需要封鎖上海的延安路高架橋，（他）也做到了。”長江文藝出版社副社長黎波評價這位自己一路扶起來的年輕人“很會揚長避短”：23歲時，郭敬明就已經拿著自己的完整計劃去和黎波談判，包下了他擅長的內容製作和策劃，渠道則交由出版社運營。
但聰明之餘，也有人認為這位跨界商人擅長的根本還是詭辯：例如《演員請就位》裡李誠儒質疑的是他筆觸的不深刻，他卻用題材“偷換概念”，並且在結尾打起了熟悉的共情牌，“你可以不喜歡你不喜歡的東西，但請允許它存在，你可以繼續討厭你討厭的東西，但請允許別人喜歡。”
打共情牌反駁李誠儒
正確地辯論，這的確是郭敬明一貫擅長的事。今時批評他的魏坤琳，曾在《最強大腦》中說郭敬明“非常業餘”，說跟他談話“好像和一個女人吵架一樣”。郭敬明憤怒的當下，還是給出了一個正確的回擊， “你作為一個北大教授，當你和一位男嘉賓爭論時說，我怎麼感覺在和一個女人吵架的時候，我覺得不管你的學識還是修養都出了問題”。
《鏘鏘三人行》裡，竇文濤提問：過去韓寒好像總罵你，好像你也不是很介意？郭敬明從善如流：說得對我就改，如果是無解那就隨他去。竇文濤又進攻：關於你的抄襲，有兩派意見，你自己怎麼看？郭敬明又答：我會用十年二十年證明，我有沒有才華，是不是僥倖。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看法，我用時間去證明。問到最後，旁邊的許子東忍不住說：你的回答啊，是不是太正確了？
而也是這種從不跑偏的正確，讓大眾覺得跟負面頗多的郭敬明並不匹配。他的言語相比行動，更有狡猾的嫌疑。
郭敬明身上的兩面性還不止於此。一方面，他是出版業的奇蹟，最世文化曾在2012年時就每年創造兩億碼洋，韓寒的出版人路金波在採訪中禮貌地稱呼他為“郭老師”，並認為“《最小說》的發明非常了不起”。同年，他與莫言、金庸、韓寒共同當選中國讀者最喜愛的十大作家。
2011年5月《最小說》封面（圖源郭敬明微博）
但在部分學者看來，這種暢銷的創作也依然迴避不了“陰性的”價值取向，2013年Vista的採訪裡，“80後文學”研究者、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黃平就認為郭敬明的作品裡有一種勸告青年平靜忍受的宿命感，“他希望青年安於一種靜止的狀態，甚至安於宇宙自有的命運狀態。”黃平覺得，郭敬明的文章正在暗示當代青年都是“孩子”，而“孩子”的身份正好可以用來逃避不安。
可外界很難判斷郭敬明“孩子”般的注視究竟是好是壞。他自己是工作狂人，忙起來時每天只睡3、4個小時，甚至對媒體拋出過擦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言論：“為了工作我每天只睡3個小時，7 年沒有休過假，也沒時間談戀愛。而另一個人他天天玩，在網上罵人，你說我不成功誰成功？”
與此同時，他對自己的下屬卻有種近乎奇異的寬容：作為最世內部曾與郭敬明對抗最激烈的人，Hansey曾出走過一段時間，三年後他回來，郭敬明又接納了他。在他看來，Hansey也是他的“孩子”。好友落落在採訪中提到，郭敬明對他的態度也彷如管教女兒，談到人生規劃時會自然地扮演她的長輩角色。
“他們這幫小孩，都是在我的呵護下長大的，他們沒有見過外面的世界，總把外面想得特別好。”郭敬明在受訪時曾這樣說。
2.
一種主流期待的失敗
不像那些被他保護的朋友們，出道18年，郭敬明的成名路上一直孤軍奮戰，且伴隨著巨大爭議。
箇中原因之一，是他對物質的追逐表現得太過赤裸。
這麼些年，郭敬明在《魯豫有約》上的發言不斷地被回溯用來證明這一點：他在本地人佔大多數的上海大學讀書，因為家境普通，沒辦法像其他本地同學一樣穿最時髦的衣服，用最新款的手機，這個物質的城市和學校因此令他覺得變態。他甚至因為不懂物質被奢侈品店的店員、活動上的人員羞辱過。導致他覺得，哪怕庸俗，也不可缺乏物質。
郭敬明曾認為“上海大學是一個非常變態的大學”
或許是出於報復性的需求，成名之後，他瘋狂購物，在博客、微博裡陳列LV、Armani、Dior等奢侈品牌的物件，甚至在對主要受眾是中學生的《最小說》裡也並不顧忌。他早年在《最小說》一篇叫《自曝狂》的文章裡寫，自己的冰箱裡裝了“無數的哈根達斯”，有價值從幾十塊到上千塊的杯子，但他不太用這些杯子喝水，更喜歡直接喝罐裝飲料。在另外一篇描寫上海的文章裡，他提到在喝的一瓶水價值68元，足夠在其他城市吃一頓飯。
郭敬明在微博上曬出的LV包
他在上海購買了多處房產，其中曾用來辦公的一處在多年前價值就已經達到了1億元，並且配備有兩名保安、四名清潔工，有一位阿姨專職打掃他的臥室。另有一處是汪精衛四姨太的住所，厚實的地毯、牆壁上的中世紀油畫、精美的瓷器，這些都是在郭敬明作品中反覆出現的意象。他在小時代裡安排林蕭摔壞了宮洺的杯子，那個品牌的杯子單價高達3800元。
儘管郭敬明也在多年的採訪中就說過，物慾困境是生長於社會轉型期的幾代人共同面臨的問題。他點出問題，不代表他就是問題本身。至於讀者用批評或者羨慕的眼光去看，這是他決定不了的。但是大部分人都更願意相信，這就是一個當代蓋茨比在努力得到他的虛榮生活。竇文濤甚至在郭敬明第二次上《鏘鏘三人行》的時候不太客氣地讀出了外界對他的評論：不關心社會、拜金、價值觀膚淺。
運氣好的時候，他也會被描繪為卡波特：《人物》認為，他和那位好萊塢曾經的明星作家擁有諸多相似，比如都擁有小男孩的身材、嬌嫩的嗓音、熱衷於名利場生活，愛結交明星。但他顯然沒有卡波特那樣的主流認可，因此他承受的敵意也要大得多。
郭敬明和《爵跡》一眾主演
而郭敬明對敵意從不避諱。面對陷阱，他甚至會大喇喇踩下去。
“你設的陷阱我看得見，但我可以踩進來，告訴你我是怎麼想的。”2013年，他對《財經天下》這樣說。之後，郭敬明在Vista的採訪裡繼續表示出討厭虛偽，“你要愛錢就表現出來很愛錢。你要真的仙風道骨不在乎物質，那也很好。但你不能一方面看不起人家物質，一方面自己又拼命追求錢，特別在乎，那我覺得你挺沒勁。”
“你要愛錢就表現出來很愛錢”
這種過分袒露，某種程度上觸犯了大眾。
2009年，郭敬明在《藝術人生》採訪畫家黃永玉，對他陳述自己的困惑，老先生送他一幅字，上書“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這個典故的意思是：再能言善辯的人，也有能挫掉他鋒芒的人。郭敬明回頭就寫了一篇博客，行文之中對於這位財富與才華兼具的老人頗有忘年交的形容。博客寫到，兩人臨別前，黃永玉對他說，“我就是五鹿，你就是朱雲。你以後來北京，沒事就來看我，下次你說故事給我聽。”
但偏偏有人去找黃永玉對質，問老先生是否很喜歡郭敬明，老先生說：沒有很喜歡他，一點也沒有。
抄襲事件，更讓媒體對他窮追不捨。2005年，他上馬東的《文化訪談錄》，提問中出現了雙方未曾協商過的抄襲問題，“如何解釋兩本書中那麼多相似之處？是否能容忍文學中的借鑑和模仿？”（指《夢裡花落知多少》和《圈裡圈外》）郭敬明情緒波動，表示自己要去洗手間，十分鐘後才回來。
他與出道時間相近的韓寒也被多次拿來對比，他在採訪裡說：“韓寒有了錢，不斷換車，憑什麼就比我高級？他玩車不是也很花錢？”這自然又被認為是一次驕傲又負氣的發言。但郭敬明就這樣一次次主動踩進“陷阱”。
誠如南方人物週刊的評語：這十年，在媒體的敘事裡，郭敬明從未發生過變化。他們從不放過郭敬明，而郭敬明則倔強不退場。有人說，“一個少數派，還不夾著尾巴做人？”
由於上述種種，這位高調的年輕人一直在被期待失敗，直到《爵跡》終於慘敗。
《爵跡》
這部集合了11家出品方、集合了超過10位一線明星的中國玄幻鉅作，僅得到了3.82億的票房，豆瓣評分更低至3.8。有人估算，這部影片大約虧去了兩成。時有影評人不無尖刻地評論，“用電影中的稱謂就是各個（演員）都是一種有著人形的‘魂獸’。”
《爵跡》路演的最後一場剛好發生在羞辱過他、也成就他的上海，郭敬明情緒崩潰：“是不是因為我叫郭敬明，所以做什麼都是錯的？”
3.
他的“罪”
時至今日，大部分人仍然願意相信，郭敬明是有罪的。
他的罪名包括但不限於：販賣文字、褻瀆藝術、抄襲。
雖然他在商業領域展現的天賦被許多人認可，但是他們也認為，他無非是將文字、作家當成一種商品和膚淺的消費。《演員請就位》裡李誠儒就是一個典型的老派代表者，他批評《悲傷逆流成河》用廉價的筆觸引發廣泛的共鳴。
李誠儒批評《悲傷逆流成河》是用廉價的文字引發廣泛的共鳴
法律的判決使人們更堅信他們的判斷。
2006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認定郭敬明的《夢裡花落知多少》對莊羽的《圈裡圈外》整體上構成抄襲，判決郭敬明與春風文藝出版社賠償莊羽經濟損失20萬元，並儘快在報紙上公開道歉。郭敬明表示，願意賠償，但拒絕道歉。
與此同時，另一種聲音其實也一直存在。
德國弗萊堡大學漢學系教授漢寧森在其專著《版權重要：當代中國文學中的模仿、創作和本真性》中就專門討論過此案，認為指控《夢》對《圈》的抄襲並非空穴來風，兩者屬於一個文類，但《夢》可以算得上獨立的藝術作品。
郭敬明的《夢裡花落知多少》抄襲定案
一位研究媒介與文化的中國學者也在她的書中系統地分析了郭敬明的抄襲案例，她認為，一些現代著作權侵權案件常以“顯著提升”作為抗辯手段從而洗刷抄襲惡名，但在我國，著作權法規的合理使用的12種情形並不包含“顯著提升”，因此這樁案件其實有所疏漏，以至於在法律界不斷引起討論。“事實上，永遠不可能有獨創的文學作品，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對前人和同輩作品的吸收和借鑑。”
但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替郭敬明“說話”都是一種政治不正確。例如上述女性學者，她在做完該案版權研究後給期刊投稿，發現四處碰壁。最後好不容易發表在一家小型學報上，編輯還刪除了她的副標題，那個副標題叫：“重審郭敬明抄襲案”。她覺得自己無意觸碰到了某種“禁忌”，進而認為研究郭敬明在文化裡的身份也是一件相當有意思的事。
法律之外，一件不大被人們承認的事是，郭敬明至少為幾代青年們提供了可落腳的情感結構，不至於讓他們無處可依。
現代中國文學之中常有三種交疊的情感結構，即儒家情感結構、啟蒙情感結構與革命情感結構，這三種結構都與人們解決自身的現代性困境相關。但由於代際鴻溝、社會轉型等問題，無論這三種結構如何結合，都難以提供80後、90後的心理落腳點。
前述女性學者提出，《小時代》能夠擊中至少這兩代人的心靈，正是因為它建立了更現代的情感結構：它對儒家情感結構進行了雙重置換——將原本最末的朋友關係置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關係之上，更符合新一代年輕人的關係；它挪用了革命情感結構裡的宏大想象，但摒棄了社會主義語法的“大我”，以友誼的名義再次說出“我們”，這也非常現代。它甚至超前地具有女性視角，無論是哪位女主角，都擁有現代女性頗為獨立的精神。
這大概就是當年郭敬明曾風靡全國的根本原因之一：在大人們都忙著成為面目模糊的“我們”的時候，郭敬明在文字裡一遍遍強調“我”的重要性——對於一個正在發育的青少年來說，“我”的確立具有無比的吸引力。而藉由一個個“我”，他又為孤獨的城市子女們提供了共情的瞬間，最終組成“我們”。
但情感結構也會不斷更新，如今的95後、00後，自又會有的新的文化心理座標。曾經成功引領風騷的郭敬明，最不明智的地方或許是沒在功成名就後隱退，以至於被清算舊賬。因此，郭敬明才會有一種困擾：為什麼喜歡他的人那麼多，但都只能隱秘地存在，而不能大聲地說出喜歡？
讀者評論《小時代1.0摺紙時代》
“郭敬明的讀者主要是年輕女性，最沒有社會地位和話語權的一個群體，不少女孩為了顯示自己的成熟，還要跟郭敬明劃清界限以顯示自己的成熟，
彷彿喜歡他是一個人生汙點。”上述學者說。總體來說，韓寒聰明在比他低調，後者意識到，他的讀者們早已經成年了，因此他絕不翻當年幼稚的舊賬。加之，韓寒本質上是懷疑主義——既然沒有論點，也就不會被揪住小辮子。
《爵跡》四年後，郭敬明重回大眾視野。這位身兼多職，在中國文學史和商業史上都有留聲的青年人今年已經36歲了。被嫌棄已經是他這前半生重要的註腳。
這次綜藝播出之後，郭敬明私下裡和人提起：人們總是習慣帶著有色眼鏡、從一些碎片化的內容去了解他，可只要他們去跟節目的工作人員聊兩句，或許就能知道真的他。他曾經認為自己已經與媒體和解，現在，他想與他的大眾和解。
“現在，他想與他的大眾和解”
但今時今日的郭敬明，似乎仍然逃脫不了一種命運：被嫌棄、被定性，但不被認真閱讀。沒有人會去仔細看他和同事們的相處，也懶得去搜那些在法學界爭議紛紛的版權問題。這些功夫不如一場吐槽來得痛快，畢竟網絡時代評價一個人是如此輕易。我們這樣對待郭敬明，也這樣對待蔡徐坤、於正。這是我們的時代病。
今天我們再談起郭敬明，或許最應該被討論的不是他的抄襲，不是他的膚淺，而是應該思考一件事：為什麼我們這麼喜歡定性，並且數年如一日地不變？一個人如果有了明確的過錯，他的一生就不再被值得閱讀嗎？
10月13日，郭敬明最新點讚的一條微博是來自某粉絲對他的表白，那條長達一百餘字的微博讓他親自回覆：我淚點低，不要搞崩我。這條微博的第一句是：被人理解真的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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