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山就是---太子城，是九峰山主峰，海拔4812米，传说中只有那些心诚的人，古之朝山者言，凡心不诚者，往往遇风雨雷电，不得生还或不得善终。通往太子城的线路,有北坡和南坡的说法,北坡是茂县九顶山的鸡爪棚出发沿黑龙池和水衣海子而上,有记载的就是1989年的龙门山地质队首次沿北坡而上， 而南坡则是走彭州境内,银厂沟而上,其地形之复杂,气候之多变,非北坡而能比.毫无登顶记载可言，

下面我是转载1990年成都师专的5位探险者（其中4位登顶）的故事，一则是对探险者前辈的敬佩，二是实在是被其文字所吸引，被探险经过所吸引，当然照片有所不全，但确实是非常精彩。

游记如下：

唐勇，男，1956年生，四川成都人，80年毕业于成都师专数学系，曾任成都师专学生处处长，现任希望集团东方公司董事长助理，投资部部长。

徐昌俊，男，1957年生于四川彭县，80年毕业于成都师专数学系，89年研究生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计统系。曾任成都师专财务处处长，现任希望集团东方公司总部财务部部长。

序

十年前，当众多有为青年纷纷畅游商海时，成都师专几名教师寄情山水，志存高远，向太子城山顶，也向自己的意志、胆识和体魄发起挑战。几经磨练，几度临险，当大自然把它的威力施加于他们的心身时，也悄悄地将博大、深邃、无畏、勇敢、富于冒险和敢于挑战的精气注入了他们的体内。

坦然面对困难和挫折，走最艰难的路——这是他们远胜过登太子城顶成功的收获。其中唐勇、徐昌俊（本书作者）两人后来成了希望企业精神——“走最艰苦的路”的勇敢实践者。

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曾坦言：“希望成功没有什么捷径，走最艰难的路是最大的捷径。”正是这种信念培育了希望的独特企业文化，吸纳了敢于吃苦耐劳、富于挑战的各类人才，也由此构筑的希望的成功。

走过最艰难的路的唐、徐两人如今在希望集团担负着重要工作，从他们身上，仍可以看到当年那种不屈不挠和默默奉献精神的统一。

收集他们两人当年的登山日记，整理成这薄薄的册子，是为了帮助大家认识希望人，了解和建设希望的企业文化。由于编辑水平局限，多有不尽人意之处，在此向作者和读者致歉。

一九九九年四月

龙门山地质带，有一处极神秘的地方，那就是太子城。

太子城其实不是城，它是位于成都平原彭县最北端与茂汶县交界处的一座海拔高度4816米 的山峰，也是龙门山地区飞来峰群中最具神秘色彩和传说甚多的一座山峰。说它神秘是因为：第一，在地质学上飞来峰已属难得，飞来峰群更是鲜见，而太子城，则以它独有的风姿耸立于龙门山脉飞来峰群之颠，在对环龙门山地震带的研究、对飞来峰形成的研究 中有极重要的价值。

第二，因为它的外形呈三个重叠的圆台，与周围的山势完全不同，远看酷似一个大坟包，故又名太子坟。

第三，由于远看太子城，时而金光闪闪，时而银光闪闪，因而有遍地是金银的传说。相传明末刘天官受命在此采金，皇太子亲自来此押取，被刘天官软禁起来，太子死后即葬于此，太子坟的名称又源于此说。

历史上并无对太子城考察的记载。解放前，彭县著名人士李济伟先生就曾提出过从彭县开辟公路打开彭茂通道的设想并亲自对周围地形进行了考察，但他未曾到过太子城。解放后，已有若干人出于各种目的进行过攀登太子城的尝试，但直到89年9月才由“龙门山地质公园考察队”从茂汶县境内，也就是从太子城北坡成功地登上了山顶，初步解开了太子城山峰的部分秘密。但从太子城南坡（彭县境内）登上山顶，尚无历史资料可考。为此，我们成都师专5名登山爱好者利用90年暑假进行了从南坡登顶的尝试。我们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这次活动磨练我们的意志和勇气，增强我们的体魄，同时争取通过实地考察解开太子城地区的一些神秘传说之谜，并对该地区的地形、地貌、植被、生态、气候作一综合考察，为“龙门山地质公园”旅游开发事业进行一些探索，或寻找一条从彭县到茂汶的旅游线路及一些可开发的景点。经过前后15天的艰苦攀登，我们其中四人终于成功登上太子城。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学校及彭县有关方面从精神到物质的大力支持。成功后，县政协、县志办、城建局给我们以高度赞扬。他们认为我们的成功“将永远载入彭县史册”，“为了解、热爱、开发、建设彭县起到了深远的作用”。我们提供的资料对1996年国际地质年会考察飞来峰群“很宝贵、很有价值”

太子城南坡位于彭县境内银厂沟源头，地形复杂，海拔高差较大，气候恶劣，空气稀薄， 高山紫外线极强，登山所经之处全为无人区，且从转经楼后的银厂沟口岩窝起根本无路，再加我们是自愿探险，自费考察，没有民工，没有马匹，设备简陋，人均负重近20公斤，登山之艰苦是可以想见的。

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的行动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7月28日到31日，即 我们出发到“龙口”再折返至白水河修整。这段路我们受挫撤回有两个原因：第一是 我们都没有野外生活经验，对困难和艰苦的估计也极不充分，并且在龙背绝壁处的木桥已断（当地山民并未知道这里木桥已断，却都估计我们会由此折转，因为在木桥未断的情况下这里都曾摔死过当地的山民）根本无法通过；第二是由于出发是拟定了两条线路，从这里退回去并不意味着放弃这次行动（其实以后走过的路远比第一条线路艰难）。在第一阶段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进山第一天便在“银厂沟管理处”碰巧遇见了牟登余。我们在事先的调查、采访中多次听到他的名字。他是白水河的山民，曾两次率民工登太子城：第一次不慎迷路从太子城东面的南天门垭口过茂汶县被当地牧民救出；第二次带领龙门山地质公园考察队从茂汶方向登上太子城。在管理处，尽管他们极不相信我们能上太子城，尽管他们说我们“至少需要15个民工”，但却给了我们很多忠告，事实证明 他们的忠告对我们后来的行动是极其有用的。

第二阶段是从8月1日开始的

，我们从东临寺电站处再度上山，由于凑巧遇到了采药老山民张大爷为我们带路，终于在8月9日成功地登上了太子城，并于10日从茂县方向安抵汶川县城。这一阶段我们经历了很多艰辛、困苦，但却看到了许多奇特、瑰丽、秀眉的自然 风光，听到了许多由于人们不能解释的现象带来的动人传说，并解开了部分太子城之谜，今生今世实难忘怀。下面是按日记形式整理的详细探险过程。第一阶段选自唐勇的日记，第二阶段选自我的日记。

7月28日 龙口受挫

经过三个多月的精神和物质准备以及体能训练，盼望已久的出发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们 的心情都很激动。这一天可能是成功地第一步，也可能是失败的开端。虽然在整个筹备策划过程中我始终充满了信心和勇气，并以此鼓励大家，但心里总感到不踏实。

我们集合在陈云家，再一次检查了我们的装备：一顶全封闭的防水帐篷，一把砍刀，一把小铁锹，四把匕首，一根20米上尼龙绳，一部通话距离100公里的步话机，两架照像机，一个指南针，一架望远镜，三床被子，一床毛毯，四件雨衣，每人的绵毛衣裤，一个高压锅，5公斤酒精，20斤大米，100个锅魁，两斤牛肉干，3斤奶糖，3斤白 糖，15听罐头，2斤奶粉，3斤咸菜，及重约一公斤的急救药品等，最后我们称了一下背包的重量，我和陈云的约45斤，老汪、李凡和徐昌俊的约40斤，我们都大吃一惊，天啦，要背上这样沉重的背包登上4800多米高的太子城，真是不可想象，但这 些东西又是必须的，它虽是我们成功的负担，也是我们成功的保证。

吃了午饭出发。我们这次探险得到了学校的支持，同时我们也向学校写下了保证：此次探险纯属民间志愿，非官方组织，出了危险，后果自负。当然真的出了危险学校还是要出面解决的。学校决定派专车送我们到银厂沟，商校长亲自为我们送行并同我们合影留念。

汽车行驶在崎岖的山路上，平原风光渐渐离去，崇山峻岭扑面而来。我们的心也随之起伏，思绪万千。常常在电影、电视中看见绿色贝雷帽部队的战士们在没有任何外援情况下在深山老林中独立生存，与大自然搏斗，令人敬佩。而我们这次探险也将穿越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攀登神秘莫测的险峰，野兽、暴雨、泥石流、迷路、摔伤等都有可能使我们陷入类似的绝境。我们能行吗？我不禁环视了一下车内的五人：陈云，34 岁，曾任学校图书馆馆长，现任学校劳动服务公司副经理，毕业于四川师范学院生物系。粗犷豪爽，为人义气，风趣开朗，玩笑中常能以粗俗之语概括事物之本质，三寸不烂之舌常常能把死人说成活人（要不然怎么能经商呢？），一脸的络腮胡更显性格的坚强和天不怕地不怕的胆略。加上他有着丰富的生物知识，给我们的野外生存增加了勇气。李凡，33岁，学校办公室副主任，毕业于四川大学物理系。农村、工厂、学校都留下了人生的足迹，坎坷的经历磨练出了能干的双手和强烈的自我生存意识，善于鼓动和夸张的口才，给人以热情和勇气，也常常能把倒下的说得立起来，凭此特长，他为我们这次探险的装备筹集立下了功劳。徐昌俊，33岁，西南财经大学毕业的研究生，近20年的寒窗苦读，并没有给他带来丰裕的收入，但他却独自品尝着知识财富的乐趣，别看他平时沉默寡言，一旦侃起大山来去滔滔不绝，政治、经济、 数学、文学、历史都能侃上一番，博引旁征，纵谈古今。也正是由于他丰富的知识 和妙趣的语言，受学生的欢迎程度，让许多老教授都自叹不如。但让我担心的是他那因只小儿麻痹症造成微跛的右脚，是否能经历如此负重跋涉的攀登？当问及他的信心时，虽没有陈云那样的豪言壮语，却能从他的目光中看出坚韧的意志和勇气。老汪，这位数学系的副教授，常以他敏锐的思维，严密的推导，精确的计算和诗人般的文采，令许多学生为之倾倒。每当兴奋之时便填词一首，浅呤低唱，自我陶醉。他虽年 近50，可朝气不减当年，无论是运动场上，还是舞场上，你都能看到他矫健的身影。 一曲快三步下来，常令舞伴天昏地转，可他却闲庭信步走向下一个舞伴。尽管如此，仍最让我担心，毕竟是50岁的人了，体力总有一个极限。此次登山不仅需要强健的体魄，还需要顽强的意志的耐力。老汪啊，但愿你能坚持到底。那么我呢？作为这次探险的发起人和队长、对成功究竟有多大的信心，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的思绪渐渐回到了四年前的那次失败的攀登……

那是86年的暑假前，我从彭县刚发行的“彭县地图”中发现有座山，高4800多米，名叫 “太子城”。我很惊奇，成都平原边沿居然有这么高的山（后来得知这只是成都市 的第二高峰，第一高峰是大邑县的西岭雪山，高5300多米）。爱好探险的我便萌发了 征服此山的念头。经过多方打听，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此山，而且充满着许多迷人的 传说，至今无人上顶。这便激发了我登山的决心。暑假后我回成都约了两个朋友，经过简单的准备便匆匆踏上征程。上山后才发现没带高压锅是个错误，海拔高，气压低，一般铝锅是煮不熟饭的。但更为严重的是还忘了带锅盖，怎么办？急中生智， 发现有荷叶般大小的植物叶可以替用，等饭快煮到水干的时候盖上叶子防止蒸汽散失，饭虽还是夹生，但毕竟看起来像干饭，比敞锅煮强多了。到了海拔再高的时候，没有了这种植物叶子，只好将带的纸撕成锅大的圆形粘在饭面上煮，效果一样。第 二天晚上住宿时气温只有10℃，只带一床毛毯和一件军大衣的我们三人只好卷曲在尼龙帐篷中靠相互体温御寒。晚上下起了暴雨，这一下就是三天三夜不停。也幸好我们的住宿点是一个岩窝，没有受到暴雨的袭击，要不然，危险性可想而知。三天暴雨虽停了，但我们所带的粮食已消耗过半，只得原路返回……

汽车嘎的一声停住了，打断了我的回忆，一看，已到了银厂沟管理处，一根红白相间的栏杆横在我们面前，他们以为我们是进三旅游的，要停车收费，我们解释说我们是来登 “太子城”的，他们大吃一惊，忙把我们叫到办公室，当他们得知我们都是教师时，更以惊异和极不相信的目光和口气问到：什么？！你们要登太子城，你们知道太子城有多高，在什么位置，你们带了什么装备，请了多少民工，有没有向导？简直是开玩笑！当我们把我们的情况和计划说了以后，他们仍表示怀疑。事实上，他们的怀疑是有根据的。原来他们中的山民牟登俞，就曾两次攀登“太子城”。那是89年，彭县为了开发银厂沟后山旅游资源，组织了“国家级龙门山地质公园考察队”，要撩开太子城神秘的面纱。他们计划7月份从彭县境内顺银厂沟这一线路登山。事先派出了牟登俞率四名民工进山探路，但这一去便杳无音信，半个月后才知下落。原来他们在茫茫大森林中迷了路，吃完了粮食，也没能走出森林，最后忍着饥饿，爬过南天门，进入茂县境内便昏倒了，幸遇当地的牧民救起住院才得意复生，鉴于此条线的复杂和艰难，考察队决定放弃此条线路，采用从茂县境内登山的线路。当年8月，5名考察队员，请15个民工，租了15匹马，到了“太子城”北坡山脚“水衣”（一高山湖泊），最后5名考察队员和3名民工成功地登上了“太子城”，前后历10天，耗资2万多元。而三民工中就有牟登俞。所以牟登俞对我们此行的怀疑是有道理的。虽然我们心里都暗暗不服：你们由此上不去，我们一定要上去。但还是实事求是地向他们了解经验和教训，他们也给了我们许多忠告，事实证明这些忠告对我们后来地成功是很有用的。最后当我们离开时，他们一再强调，上不去就回来，注意安全，回来以后一定给他们打个招呼，要不然他们会组织人进山寻找我们的。我们一再感谢，挥手告别了他们。

小车把我们送到了银厂沟的珠廉瀑布后，车便无法通行了。下车后第一个令人沮丧的事是，好不容易借到的无线电步话机由于大山的阻隔，呼不出也收不到任何信号，原以为每天和学校联系两次，报以平安和进程。这一下怎么办，今后不仅让家人时刻担心，更严重的是万一出了什么危险，陷入什么困境也无人知晓了，从今以后一切都得靠自 己了。我们十分遗憾地请司机小宋带回了步话机和我们最后的信息，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大山的怀抱。

当我们把40多斤重的背包背上肩头迈出第一步时我暗自想：考验开始了。路上，不断有游人惊奇地问我们：“你们是地质考察队的吧？”我们默认了。“真不简单，地质队员太辛苦了！”望着我们沉重的背包他们感叹地说。是啊，我去峨眉山旅游时，也曾对背送食品上山的山民发生过类似的感叹，此时我感到了一种骄傲。

走完旅游区的小路，到达百丈瀑布时，已是下午6点了。我们将从这里下到沟底进入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站在这里极目远眺，银厂沟峡谷被那连绵起伏，云雾缭绕的群山所吞没。群山中的最高峰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在帐篷旅馆吃晚饭，其间饭店老板（当地山民）说他也没有从这里进去过，最远只到了龙口，那儿的绝壁上有座木桥，已朽，很危险，要我们小心。饭店已是8点钟了，天还没有黑，我们开始下山准备到沟底 宿营。从百丈瀑布到沟底，高差有400米左右，坡度为70度左右。我们原以为1小时就可下去，其实我们太不了解大山的脾气了。还未下到一半天就黑尽了，而且下起了雨，坡陡路滑，荆棘丛生，靠着手电一步一步地往下移，不时听到有人摔倒和滚动的声音，也幸好有许多灌木丛才避免了进一步往下滚的危险。直到晚上11:30才下到沟底，三只手电筒摔坏了两只。好不容易在沟边巨石缝下找到一块4平方米的空地，却只有一米高，撑不起帐篷，只能把帐篷当口袋往里钻，加上下面碎石高低不平，翻来覆去也找不 到舒服的姿势。刚要入睡时我忽然感到有一个冰凉的软体动物钻到了我的脖子边，我猛的一惊，是蛇！其实，若是白天，稍远距离看见蛇我并不怕，下乡时我不知亲手捉了多少蛇，但是在晚上贴脖子有根蛇，要说不怕是骗人的。我小声地叫身边的昌俊拿过手电筒，用手慢慢地摸到那个东西，冰凉凉肉乎乎的，不像是蛇，打开手电一照，原来是只大岩蛙。老汪一再宣称吃苦受累，山路艰险他不怕，就怕毒蛇猛兽，想不 到第一晚就虚惊一场。

正想把这巴掌大的岩蛙扔掉，呼听李凡大呼：“别杀生，要遵守山规山矩！”其实我也并非想摔死它，就随手把它扔到了水里。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看周围地形我们大吃一惊， 原来我们正好宿在沟底的大石头下面，周围像锅底一样很陡，要是晚上有暴雨，瞬间暴发的山洪就会飞流直下，那后果简直不敢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