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很小的時候就看“90後中國啟蒙教育標配”《中國上下五千年》，但是真正對長安產生感覺是2000年的一部《大明宮詞》。至今20年過去了，它依然在我最愛的電視劇榜單中排名第一，劇中的演員、臺詞、配樂、對盛唐氣象的展現在我看來20年無劇可以出其右，更為重要的是，這部劇在我心中種了長安、武皇的草，一種就是20年，20年後的長安之行完全是一次朝聖之旅，當然得要一篇鄭重其事的長文來記錄。
關於旅行，我一直在持續思考一個問題：怎樣才能避免把人文社科類景點玩成一次走馬觀花。近幾年我自己的答案越來越清晰：好奇心、沉浸。為什麼這個事件會發生在這裡，為什麼是這些裝飾和擺設，為什麼當時的人會做這樣的選擇，好奇心指引我們去進行更深刻的思考和探索，見微知著看見大歷史。沉浸其實是一種說起來比較矯情的方式，就是當我們在人文社科類遺址的時候，我們今天看到的東西就是幾百年前的人所看到的東西，在這個場景，走他們走過的路，看見他們的看見，感受他們的感受。在故宮端詳隆宗門上道光年間天理教進攻紫禁城留下的箭頭，重走天理教進攻路線，感受他們的選擇，真的是一種奇妙的體驗。所以這次，我希望用這個方式，去長安朝聖。
為什麼是長安：
中心、進可攻退可守（有天險、有後院）、富庶
現代中國的幾何中心為鄭州，從長安到鄭州直線距離430公里，不算太遠，再考慮古代中國版圖，長安也算中心位置。同時長安地處關中平原中心，只要守住關中四關，整個關中平原固若金湯，東可出潼關，威脅廣大的黃河中下游平原地區，南可通過漢中直達巴蜀，佔據巴蜀後還可東向出襄陽，威脅長江中下游地區。西北、關中、巴蜀還是糧食、鹽、馬匹、銅鐵等古代重要戰略資源產地，得長安者得天下。還有一個重要原因，秦統一天下定都長安，中國古代朝代並不割裂，新朝會大量承襲前朝制度，漢承秦制、唐承漢治，統治家族會更替，而其背後的政治、財政、經濟制度以及龐大的地方官員構成卻有強大的歷史慣性。直到安史之亂、五代十國多年的戰亂，西安才在歷次戰火中逐漸蕭條，政治中心向華北平原轉移，經濟中心向長江中下游平原轉移。
乾陵、兵馬俑、陝博——帝陵與古代生死觀、中央集權
皇帝作為中國古代的最高統治者，其去世之後的陵園是什麼樣子的，這是我一直好奇的點，就著這個好奇，最近一兩年我熱衷於“上墳”。之前去了清東陵和清西陵。這次來長安的第一站就是去乾陵拜見武皇。
相比之下，唐朝帝陵更加氣勢恢宏，以山為陵，以鞍部和山脊為神道，站在梁山主峰上，整個關中平原盡收眼底。以山為陵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不容易被盜，整個山上處處都有可能是墓道口，這也是為什麼乾陵一直沒有被盜，連當年黃巢動用大軍開山鑿石也沒找找到墓道口的原因。相比之下明清帝陵的套路就簡單很多了，啞巴院前的影壁下面就是墓道口，每一個皇陵都如此，所以明清皇陵雖然修建時間不長，但是很難有幸免於難的。
此外，通過觀察長曆史跨度的皇陵規制的變化，還能看出隨著時間的推移，皇帝生死觀的變化。皇帝修皇陵，怎麼修，修到哪種規模，是一種選擇，只要有選擇就涉及到機會成本的問題。我是將資源更多的分配到治理現世的天下，在歷史上留個好名聲；還是把自己的萬年吉地修飾得更華麗，以便我在另一個世界依然穩固的治理天下。若皇帝更相信事死如事生的生死觀，自己只是去了另一個世界繼續統治，那他就會更在意自己的萬年吉地。
秦始皇作為一統天下的始皇帝，堅信後者，因此建立大規模且同真人等比例的兵馬俑作為陪葬品，完全仿秦軍左中右軍的陣列、兵種，寄希望於在另一個世界也有軍隊能夠穩固統治，整個地宮也是仿咸陽宮建造。到了唐朝時期，這種觀念有所稀釋，於是沒有了象徵武力的兵馬俑，陪葬的唐三彩俑也不是真人等比例，也沒有了規模巨大的地宮，地宮結構轉向墓道、過洞、天井、甬道、前後墓室的簡單結構，但是乾陵的地面建築依然十分豪華（雖然千餘年過去，關中地區飽經戰亂，地面建築幾乎已經全部被損毀），仿唐長安城，建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門及大量城內建築。這說明高宗和武皇依然保有一定事死如事生的觀念，希望自己死後依然在長安城中安坐。到了清朝，兵馬俑、仿京城的規制都沒有了，地面建築更偏向於子孫後嗣祭祀的功能性建築 。
從這種陵墓規制的變化還體現了一個重要點，即中央內部歷史發展的主線——皇權和相權的博弈。秦始皇作為一統天下的始皇帝居功至偉，丞相李斯基本就相當於他的一個文秘，此期間皇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相權完全無法與其博弈，因此沒有人能夠阻止他大規模修建自己的萬年吉地。後世皇帝則沒有那麼幸運了，相權、內閣、文官集團、清流或多或少均對皇權產生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使得皇帝沒有那麼隨心所欲。
陝西的寶貝都集中在陝博，這是必打卡地，這次去陝博最驚喜的發現是墓室壁畫，重複看了三遍，聽了兩遍解說，摸到了一些墓室壁畫的套路。看壁畫主要看壁畫出現的位置、刻畫的內容、不同位置內容的變化、再結合墓主人的身份和生平。墓室壁畫整體的套路與事死如事生的生死觀一致，在墓室前段通常刻畫的是侍衛、侍女們或者神獸列隊迎接墓主人，到墓室後段則為墓主人狩獵、講習等等一系列日常生活的場景。表明侍衛侍女神獸們迎接墓主人到了另一個世界繼續過美好的生活。而場景的選擇則綜合體現了墓主人的生平、當時的時代風貌、主事者對墓主人的感情，或愧疚、或希冀、或不走心。
關於武皇和其他統治者：我的歷史人物評價觀
我喜歡武皇純粹是一種強人崇拜，不得不承認武皇是幸運的，生在唐朝這樣一個少數民族風氣遺存尚多、更為開放的朝代，但是她創造機會、把握機會的能力以及強大的政治手腕著實令人驚奇。作為太宗後宮中一個不受寵的才人，到感業寺削髮為尼，再到高宗的昭儀、皇后、天后，最後稱帝成為千古女帝，這其中經歷的曲折和傳奇，在一個父系氏族、男權社會是不可想象的。武皇去世後，韋皇后、安樂公主、太平公主看到女人登基稱帝的可能紛紛效仿，均以失敗告終，而後世再沒有任何女帝，足見難度之大。登基後的武皇由於女帝的身份，需要大量的非常規操作來證明自己的執政合理性，大力推廣佛教、酷吏、造神、造字，年號年年換，連三省六部的名字也換了個遍，換成文昌臺（中書省）、鳳閣（尚書省）、鸞臺（門下省）、天（吏部）地（戶部）春（禮部）夏（兵部）秋（刑部）冬（工部）（雖然正統史學家肯定要吐槽，但武皇還真是有點小可愛、小浪漫、小執著）。
我不想評價她執政的好壞，因為我們無論如何都是站在今人的視角去評判，而我相信她一個實際執政半個世紀的人，面臨的情況是我們今天不可知的，在當時的情況下已經做了最好的決策或者只能做那樣的決策。就像我小時候總在做一個假想：如果我穿越回古代當皇帝，我一定徹底改革舊制，讓中國擺脫帝制，然後我退位，實行議會選舉制度。實際根本不可能，歷史有其發展的強大慣性，並非一人一事可以改變，是歷史大勢驅動個人行為，而非個人行為推動歷史發展。
對歷史上另一位爭議性更大的人物慈禧太后，我也是同樣的觀點。我們的歷史都把慈禧太后妖魔化、標籤化、符號化了。我認為她所受的教育、她從小到大的經歷、她的思維方式、當時的內外環境、內部政治的博弈等等種種因素決定了她只能做那些選擇，屁股決定腦袋，這不管在企業還是在歷史上都是顛撲不破的道理，
慈禧作為愛新覺羅家族的一員，以異族統治華夏，決定了她沒有理由、也不可能背棄自己身後的滿清貴族。在這個大背景之下，歷史留給她的選擇並不多。而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傳統帝制的動員能力面對資本主義的降維打擊，還能促成同治中興、洋務運動，她已經在她所能做的選擇中做到了很好。這裡面還涉及一個邏輯，亂臣賊子是怎麼產生的。我認為在儒家忠君愛國的思想觀念之下，很少有人天生有反骨就是要叛亂，尤其是朝廷要員，通常只有一種情況：他們被逼得走投無路，看不到皇帝和朝廷向好的希望，唯有揭竿而起。所以在慈禧當朝，尤其是太平天國運動之後，諸多朝廷要員紛紛組建了自己的地方武裝，在有了自己的槍桿子的情況下這些朝廷要員沒有選擇立刻揭竿而起，是因為他們在一定程度上還認同慈禧的統治。這還是在清朝以異族統治華夏、禮教經過宋朝的發展更為森嚴，女性的社會地位較唐朝更低下的情況之下。
我並非在為慈禧洗地，而是為她抱不平，希望歷史能給她一個公平的對待，後世將中國淪為半殖半封社會和中國近代的屈辱史大部分歸咎於慈禧，簡直太看得起她了。大廈將傾、狂瀾既倒，誰也扶不住、挽不了。要把歷史人物當成一個“人”來看待，理解他行事的邏輯，這是我從《萬曆十五年》中讀出的最有意義的事。
對秦始皇的評價也是如此，大部分人直接給秦始皇扣帽子為暴君，大興土木、焚書坑儒、……全然不顧其統一文字、度量衡、郡縣制、財政等等的大一統為後續中國歷史的發展帶來的不可磨滅的貢獻。中國由此作為一個整體市場登上歷史舞臺，也有了後來一系列璀璨的文明，而不至於像中世紀歐洲被切割成數千個邦國。
這次去兵馬俑還特意報了冰蛋的團，體驗一下網紅導遊，本來奔著聽段子去的，沒成想段子早就“中臺化”了，卻意外的發現沒在抖音上流傳的一些涉及歷史觀的解說很是不錯，他對於斷代史和臉譜化的認知我非常認同。
臉譜化標籤化確實也是中國歷史留存已久的一個問題，我們在皇帝死後都會上諡號，諡號分為上諡、中諡、下諡，說白了就是啪啪啪給皇帝蓋戳，你是好皇帝，你是壞皇帝。通常末代、或者朝代後期的皇帝，沒有幾個是上諡，同時朝代前期的皇帝大部分不管做過什麼都是上諡，明英宗朱祁鎮鬧出了土木堡之變，成了叫門天子，皇權尊嚴掃地，差點使得明朝變成南宋，這樣都能得上諡為“英”（出類拔萃曰英；道德應物曰英；德華茂著曰英；明識大略曰英），我也真的是黑人問號臉了。
朝代更替與制度系統：
那麼朝代崩壞的原因在哪裡？我希望排除人為因素，我們對中國古代中央集權是有一定誤解的，其並非是一個完全人治的社會，要知道一個人治的社會是不可能統治得了最高峰達14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超過2億的人口的。朝代的統治更主要還是依靠制度，因此我更願意將著眼點放在制度上。
制度是一個系統，錢袋子（土地、財政政策）和槍桿子（軍事政策）是兩個主要的子系統，系統與系統之間相互影響，兩大子系統耦合能力的下降，最終會導致整個制度系統的崩潰（宏觀到宇宙，中觀到國家，微觀到人體，其實萬變不離其宗）。從中國歷史上看，治世中間的戰亂分裂讓所有的衝突集中爆發，新朝百廢待興，船小好調頭，政府得以在前朝的基礎上開展制度改良，土地、人口統計得當，基於土地和人口的地丁稅得以合理徵收，政府財政來源充沛，基於人口的兵制能夠順利實施，軍力充沛。而越到朝代後期，政府人員冗餘、墮政，土地兼併嚴重，流民大量產生，統計難度飆升，政府稅收和兵源缺乏保障，既然中央養不起軍隊，那地方就會有自己的軍隊，中央對地方的掌控力下降，地方割據的亂世隨即到來。
當然，大部分朝代中期也都會做一些政策修補，例如唐朝楊炎的兩稅法、明朝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清朝雍正的攤丁入畝，本質上均指向降低政府對土地、人口的統計難度，進而維持稅收收入。
關注財政政策和軍事政策的變更，古今無異。龍門石窟——宗教在中國古代歷史中扮演的作用：
宗教之於政治有兩大功用：作為一種思想理論解釋統治的合法性，作為組織形式形成民間動員能力。在歐洲歷史上梵蒂岡絕對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存在，強如拿破崙也需要接受教皇的加冕以便作為自己統治合法性的背書。而對於中國而言，新朝建立的合法性來源於天命、正統的轉移，這種觀念從周朝開始一直持續到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成立當天，孫中山即至明孝陵拜謁，昭示中華民國的正統繼承於明朝，以響應其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號召）。民間動員能力一早由家族、鄉紳、龐大體系的地方官員系統所佔據，正是由於中國歷史呈現出的這種獨特的早熟性，過早的實現中央集權，過早的建立世俗政權，因而並沒有給本土宗教留出太多發展的時間和空間。
然而宗教確實也有發揮大作用的時期，這要從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的主線說起，以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作為歷史發展的主線，這條主線又可通過“錢袋子”和“槍桿子”（即中央與地方的財稅政策、軍事政策）兩條脈絡來把握。文化領域根據中央與地方實力的強弱又具備二元屬性。中央強時，天下一統，文化以強調入世的儒學為主；中央弱時，割據戰亂，文化以強調出世的佛、道為主。這與中國士人階層的特性有很大關係，天下一統時，皇權尊貴，治世需要士人出謀劃策；而亂世時，皇權尊嚴掃地，最嚴重的在五代十國皇帝天天變，宋太祖趙匡胤以檢校太尉的身份黃袍加身成為皇帝，士人百無一用，乾脆躲進深山老林出世修佛修道天天嗑藥。
佛教自從西漢末年被引入中國，在魏晉南北朝割據時期首次大放異彩，這就是龍門石窟產生的背景。而為龍門石窟錦上添花的無疑是那個女人，武皇。從太宗的才人到感業寺到高宗皇后到二聖到女皇，武皇絕對走了一條非典型道路，非典型道路需要非典型的手段，佛教就作為她塑造自己執政合法性的重要手段而在武周時期得到大力發展。
作為一個武皇鐵粉，我在書上和網上看了無數遍盧舍那大佛，也遠不及這一次身臨其境帶來的震撼。兩眼足以讓人沉浸，第一眼觀感：大，任何大小高低的判斷都是有對比的，這個對比是相對於人，佛像耳垂就1.9米了。人在宏大建築的面前容易感到自身的渺小，可憐弱小又無助，就想找依偎，找歸宿。第二眼聚焦在佛像本身：對視，這尊佛像的眼睛並非平視前方，而是略微俯視，站在佛像下方直接能形成對視，這個設計小細節堪稱絕妙，這一眼對視讓我徹底沉浸在佛像所傳遞的平靜、慈悲、威嚴當中。我想當年武皇率領文武百官從臺階下走上來看到這番光景，大概也是同樣的感受吧。
身臨其境感受建築，比文字和圖片傳遞信息的力度大太多了！為什麼在洛陽以南十三公里處：離政治中心夠近，又足夠遠離喧囂，地貌適合
隨著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洛陽成為北方政治中心，宗教在這一時期作為為北魏中央集權政府提供合理性和管理人民心智的手段，需要離政治中心夠近。但其佛教本身講究清修，在一個依山傍水的地方開窟修佛是合理的選擇。同時洛陽以南以喀斯特地貌為主，自帶溶洞，也容易挖掘建造。
飲食與絲綢之路：
以前來自洛陽的本科室友在介紹本地美食時總會提到洛陽的水席，自然成為我去洛陽第一頓飯的首選。洛陽水席起源於唐朝，全套一共24道菜，人沒有那麼多所以只是點了很少的一部分，名菜牡丹燕菜是必點（在我玩過的一款餐廳模擬經營遊戲中，牡丹燕菜是最賺錢的一道菜，也是很有意思了）。水席整體的口味很獨特，以酸辣為主，這個辣味並非源自辣椒，而是胡椒。
胡椒原產自東南亞和印度，我猜想應該是絲綢之路的關係，從西域傳入中國，洛陽作為絲綢之路的重要站點，自然能享用這味香辛料。整套水席下來可以用華麗來形容，酸的辣的、帶湯的不帶湯的、肉的素的都齊了，正體現出當時洛陽地區的富庶與熱鬧，若沒有那麼多親朋好友或家人，是吃不下來這一套水席的，若物產不夠豐富、貿易不夠便利，也湊不齊材料做這麼一套水席。
雖然跟洛陽相距沒多遠，但是西安的飲食習慣相較洛陽還是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辣味的來源從以胡椒為主變成了以辣椒為主，而且辣椒的使用與四川更為接近。不過辣椒是在明朝才引入中國，而且絕大部分是從海上絲綢之路引入，因為14世紀奧斯曼土耳其的崛起使得陸地絲綢之路衰落。所以我一直有一個疑惑點，為什麼辣椒沒有改變東南沿海的飲食習慣，反而改變了遠在內陸的西部？我猜測這個與飲食結構有關係，東南沿海肉食以河鮮、江鮮為主，腥羶味較少，對這麼猛烈的辛香料不感興趣，而西部內陸地區則以腥羶味比較重的紅肉為主，所以辣椒得以在西部飲食當中佔據重要地位。不過當時不管是肉類還是香辛料對於尋常百姓來講都十分昂貴，所以猜測這是先在貴族中興起的飲食潮流，逐漸向大眾延展。
陝西食物還有一個重要特點：碳水炸彈 ，重到經常讓外地人懵逼，涼皮配肉夾饃？主食配主食算幾個意思？但是這對於熱量攝入並不充沛的古代來說很重要，這意味著關中平原的人能吃飽、有力氣種地、有力氣打仗。直至今天我們在去看一些貧窮國家的官方公佈數據的時候還會公佈人均熱量攝入量。
城牆與統治：
這次上了兩次長安的城牆，騎車逛了一圈，全場13千米，除了顛簸之外體驗都挺好的。我對於歐洲、中國、日本的築城方式有一個主觀的認知，歐洲中世紀和日本戰國以築城堡為主（日本叫城，分為山城、平城、平山城），中國大部分時間以築城牆為主。我在玩遊戲的時候也能感受到，騎砍當中就分為明顯的以商業貿易為主的都市和以防守、駐兵為主的城堡，太閣立志傳當中也同樣分為以商業貿易為主的町和以防守、駐兵為主的城，武將都駐守在城裡。
中國的城這兩類的區分並不明顯，雖然也有類似山海關、函谷關、居庸關等以防守為主的關隘，大部分城市還是一體化，以修築城牆的方式抵禦外部競爭。我猜想這與中央集權的力度有關，歐洲中世紀和日本戰國時代均為諸侯割據的時代，且領地不大，沒有實力能夠修築起大規模的城牆，只能依照天險或地理優勢修建小規模的城堡以護領主的安全。中國在中央集權較弱的地方以及時期也興起過這樣小規模的以防禦為主的工事，例如在晚唐時期興起的福建土樓。
最後的最後，長安絕對是美食、歷史愛好者的天堂！下次再來，看遍關中十八陵！吃遍關中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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