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際，思無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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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改寫歷史？
——對“首屆廣州九十年代藝術雙年展”的個人憶述
楊小彥
想寫上世紀九十年代，但遲遲未曾動筆，因為九十年代不單純了，雜事多，雜念更多，不像八十年代，一部《追捕》，居然感動了整整一代人，讓我們記住高倉健的英雄形象；一部《上海灘》，周潤發飾演許文強，打完槍後，從容地吹一下槍口冒出的煙，這個動作居然風靡全中國，成為年輕人效仿的對象。更可笑的是，《姿三四郎》連續劇在中國上演引發了空前的收視狂潮。可能武漢人比較性急吧，和廣州一晚一集不同，一晚放兩集，最後乾脆一晚四集，結束了事。今天想起來，不就是簡單的警匪片和連續劇，憑什麼留下那麼深的印象？
電視劇劇照。左上：《姿三四郎》，右上：《追捕》，下：《上海灘》。
八十年代的理想，到了九十年代，基本上就灰飛煙滅了。至少，其中那份單純與熱情，似乎成為沒有意義的舉動，多少，還可能有幾分幼稚在。九十年代，今天細細回想，至少在南方，在廣州，顯得一盤零亂，像街頭小攤流動的車子，一口大鐵鍋，裡頭煮著各種雜碎，有豬腸、豬肝、雞雜、蘿蔔、肉丸和魚丸，人們圍攏著，拿一隻塑料小碗，買一滿碗，然後用牙籤挑著吃。有時想，怎麼廣州人會喜歡吃這？零食不零食，正餐不正餐，不知道是什麼。
如果對九十年代下一個可能多少有點片面的定義，無疑，那是全體中國人爭著做、其中不少人做成功了老闆的年代。尤其在南方，大家就直奔財富去，一點也不羞澀。也就是說，九十年代的中國很物質，很不精神，偶爾有誰講一點精神，不是裝的，就是假的。當然，我這樣說，是排除了那些依然堅持精神性生活的高人，我是說一般的人，也許還包括自己，日益地沉淪，日益地物慾化。等到跨進新世紀時，才發現，原來有些理想已經遠離，難以尋回。
就我的藝術生涯看，九十年代值得回憶的第一件事，顯然是一九九二年“首屆廣州九十年代藝術雙年展”。今天，雙年展已經成為正面事件，並由它開啟九十年代的策展方式，是用商業推動當代藝術發展的最初嘗試。此類展覽日後逐漸增多，且名利雙收，用商業成功地推動了當代藝術的發展，甚至成功到把其中的部分藝術變成了資本的一部分。當年的策展人呂澎，今天也已名滿天下，他曾請我參與對雙年展的回憶，我很感謝他的相約。就我而言，我的確應該對此有所憶述，但有時我想，我們更需要個人的自由回憶，以保留一個去魅的現實。
1992年10 月20日廣州雙年展大合影 （呂澎在跑動中，左為肖全）
一九九二年初，活躍在廣州當代藝術界的李正天在廣州昌崗路廣州美院對面的江南大酒店註冊了一家藝術公司，然後，大概經營之麻煩遠超過思想的快感吧，就商量著引我去做總管。如前述，當時我已經很物慾，所以興致勃勃地與他討論可能的安排。還沒有結果，突然呂澎出現了。一天，他找到我，不無神秘地說，李正天準備把藝術公司交給他經營，因為之前和我說過，所以，不好意思和我說，要他轉達。其實我也沒決定去接這事，看呂澎積極，也就順手推舟，“讓”給他了。李正天註冊的公司，他來決定交給誰打理，這是沒有問題的。今天想起來，呂澎究竟有沒有接手，我也不知道。反正，後來的事，也就是“九二廣州油畫雙年展”，和李是沒有關係的。
我對李正天始終保持著敬意，在於他所堅持的開放與前衛的藝術姿態，以及始終如一的熱情。七十年代末進入廣州美院的學生，多數人都受到過李正天的感召。我記得他時常以一個指導者的身份，用口號式的格言和宏亮的、近乎嘯叫的聲音，宣講著其時我們還不太清楚的西方現代主義藝術，號召學生們創造具有“蘇聯式的深刻、東歐式的構成、德國式的表現”的全新藝術，然後“走向本體”（至今我也沒弄懂他的“本體”是什麼意思）。李正天時常把學生邀請到他家裡，到家以後，一般的程序是，先彈奏一曲拉赫馬尼諾夫第二鋼琴協奏曲的首段，然後放映事先準備好的西方現代電影的精彩片斷。他的彈奏很激情，表演性強。而對電影片斷的把握，在錄像機時代，其精準程度，也讓觀看者歎為觀止。
算起來，我和呂澎還是有緣分的，他的頭兩本專著是我的領導、嶺南美術出版社副總編輯梁鼎英先生組的稿，我幫著處理，做責任編輯。
呂澎在家籌備“廣州雙年展”，呂婧在一旁採氣（今天她已成為畫廊老闆），1992 年2 月，肖全攝。
呂澎出現了，他熱情，語速快，同時還帶來了一家“西蜀公司”，以及一個叫羅海全的土老闆。之所以說土，是因為羅老闆小小的身材，卻套著一件不太合身的西裝，有點像《陳煥生進城》裡的陳煥生的樣子，張口就是濃重的成都口音，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不久，呂澎、羅老闆，還有幾個從成都來的老闆，昂揚地進駐了江南大酒店，鋪開了做一個油畫大展的準備工作。
呂澎還叫來了剛從湖北美院調來廣州美院的黃專，一起商量展覽計劃。黃專是一個深刻的人，理論素養很深，善於提升事件高度，用詞宏大、尖銳而新鮮，很有傳播力。展覽期間黃專撰寫了一篇文章，題目讓人提神，叫《誰來贊助歷史》，流傳很廣。呂澎則有很強的組織力，他的團隊是幾個成都美女，長得如花似玉，整天談笑風生，讓人愉快之極。我呢，可能因為是報社子弟，天生對宣傳有感覺，所以被安排負責展覽的對外宣傳。雙年展最早的密切搭檔其實主要是我們仨，分工負責，互相協調，閒時則喝酒聊天，不時會激辯各種與現實藝術有關的理論問題。
1994年馬克.呂布為肖全拍攝的照片，那時候他還長髮飄飄。
跟隨呂澎過來的還有一位專職攝影師，隨時隨地為他拍照。面對鏡頭，呂澎很有感覺，有意無意間擺出某種姿態。後人據此可以解讀成他在思想，或者他在遠眺之類。攝影師叫肖全，美男子，因為《我們這一代》也變得很有名，被媒體炒作成“中國最好的人像攝影家”和“中國肖像攝影第一人”。那時肖全希望成為中國重要的攝影家，我正參與編輯《現代攝影》，沒有讓他失望，做了個對話，然後發表了他那些文青趣味很強、以中國和臺灣老女文青為對象的攝影作品。
今天回想起來，雙年展的關鍵詞是“歷史”。那個年代，的確沒有比“歷史”這個詞更富有魅力，也更有號召力的了。我記得雙年展在《光明日報》出整版廣告，我撰寫廣告詞。我用神來之筆煽動說：想進入歷史嗎？來參加雙年展吧！有意思的是，好像沒有誰不想進入歷史，儘管我們其實不知道什麼叫歷史。那個年代，不進入歷史就意味著“下課”。“歷史”和“下課”共同組成了描述九十年代中國當代藝術具有殺傷力的兩個關鍵詞。
為了配合雙年展，呂澎編輯出版了《藝術市場》，鼓吹通過市場手段推進當代藝術的發展。這是一個以書代刊的定期出版物，設計和印刷放在深圳李媚主編的《現代攝影》編輯部，具體主持設計的是那個年代還默默無名、現在已成為著名藝術家的韓磊。那個時候我幾乎每週都要過去審讀稿子。在編輯部裡，大家開玩笑，把呂澎叫作“呂出血”，因為每次他拿《藝術市場》的稿子過來做設計，問他有什麼要求時，他總是說，他的照片要“出血”。“出血”是一個出版用語，意思是照片放滿版，不留邊框。大概每次都這樣說，所以編輯部的人也就這樣稱呼他了。
何多苓與翟永明，1993年2月，成都，肖全攝。
雙年展實行報名制，因為有報名費，所以，動員更多人的報名就成為資金的一大來源。但是，廣泛動員報名參展與理論家試圖推動的當代藝術極不相容。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需要的是“精英藝術”，是要找到足以代表當下藝術發展的英雄，推出能夠引領潮流的前衛風格。這樣一來，勢必和廣泛動員形成尖銳的對立。於是，在組委會內部，在投資方和操作方之間，就日益瀰漫著一種深刻的分歧。對於投資方來說，也就是對於羅老闆和他的合作伙伴來說，需要源源不斷的資金以充實活動本身，實現通過活動贏利的簡單目的。操作方，也就是由呂澎組織起來的我們這些藝術批評家，卻著意於新的前衛風格的出現，並通過展覽讓新風格獲得社會知名度，好謀得一個高的價位，實現更大回報。一般而言，投資方是現實主義者，操作方是理想主義者。但是，現實主義者的投資方，從回報角度看，卻選擇了一個完全不現實的方案，投資八字還沒一撇的藝術。而理想主義的操作方，卻實行了一條讓你出錢、我出未來許諾（“進入歷史”）的現實主義路線，直接拿老闆的錢去實現我們的藝術理想。在這裡，回報是美麗的傳說，操作卻每分鐘都要花錢。住在江南大酒店，每天招待各方人馬，那個開銷實打實的，一點虛話都不能講。時間一長，現實主義的操作方自然著急，整天想著如何去卡經費，想著如何動員更多的藝術家過來報名。這做法自然引起了我們這些所謂的理想主義者的反感，一方面私底下譴責新生資產階級的唯利是圖，堅定操作信念，另一方面哄著他們，好讓事情進行下去。在這當中，資金鍊始終是一個問題，雙年展一直受到經費不足的困擾，投資方越來越缺乏耐心，希望馬上變現的願望在日益增強。操作方的心態比較複雜，既要讓事情做下去，不能半途而廢，成績歸零，又要說服投資方放長眼光，以“進入歷史”為理想終點。正因為這樣，“誰來贊助歷史”才變成了一種時代的感慨，其中究竟有多少無奈，事後才能有所體會。
廣州雙年展研討會上，慄憲庭在會上很傷感，當代藝術怎麼會走向了市場，1992 年10 月，廣州，肖全攝。
還好，現實比人強。正當事情進行到某個關鍵時刻，突然就有了轉機。深圳一家大概頗有來頭的“東輝”公司，老闆姓陳，有一天過來找到組委會，說要用一百萬買下還沒有評選出來的二十七件作品。這個消息給疲憊的組織者馬上打了一劑強心針，工作團隊頓時一片忘情的歡呼。我趕緊把正在《羊城晚報》做一線記者的老朋友許挺斐叫上，讓他過來跟蹤報道。許挺斐告訴我，只要一百萬支票落實，報紙將予以重點報道。高潮的日子終於來了，在江南大酒店，當著眾人的面，陳老闆親手把一張寫有一百萬人民幣的支票交給了策展人呂澎。我在現場觀察，發現呂澎接過那張“偉大”的支票時，手在略微抖動。其實我也一樣，為此事熱情澎湃。攝影記者及時地用鏡頭紀錄了歷史的這一瞬間。許挺斐微笑著對我說，等著看明天的報紙。果然，第二天，《羊城晚報》頭版頭條大字新聞：中國藝術市場正式啟動！
一九九二年，中國藝術市場就是這樣正式啟動了，通過民間集資主辦、策展人組織學術團隊確定藝術風格與等級座次、向全社會徵集、然後公開展覽的方式，開始了當代藝術走向資本的艱鉅歷程。今天看，其重要性是無可爭議的。
大概離開展前一個多月左右吧，承擔展覽畫冊的設計與印刷的深圳《現代攝影》主編李媚突然給我打了一個電話，嚴肅地問我：畫冊已經設計完成，打樣也出來了，現在，呂澎催促我趕緊下廠印刷。我問你，我印，還是不印？我問：印刷款到了嗎？李媚說：沒有，不過呂澎說，不會欠錢的，趕緊印，錢隨後就到。我略微思考了一下，堅定地對李媚說：必須全部到賬，才能開機印刷。我補充說，不是首期或部分，而是全部，一分錢也不能少。我當時有一種預感，覺得經濟問題切莫等閒看，事先做好，免得事後吵架。
藝術家張曉剛的作品在“廣州雙年展”上獲獎以及獎金，1992年10月，廣州，肖全攝。
果不其然，雙年展之後，二十七件獲獎作品的獎金沒有著落，最後演變成策展人帶領獲獎藝術家起訴主辦方，鬧得不可開交。我知道獲獎者中年齡最大的藝術家尚揚沒有參與此事，他每次提及，總是搖搖頭，不再言語。我慶幸我對印刷費的處置意見，否則，最後可能的結果是，獎金有了，但印刷費卻泡了老火例湯。
陳丹青和尚揚，1995年10月，南京，肖全攝。
其實，還有一個藝術家沒有參與獎金之爭，他就是那一年最重要的成功者王廣義。看來，藝術的確是一項高智商的活動，不僅創意那麼簡單，而且，還要洞穿人性與事件，預測可能的結局。顯然，王廣義就是這樣一個高智商的人。別的藝術家到廣州後，都跑到美院找朋友和學生混床住，好省下住宿費用，他卻二話不說，到廣州就住進了一晚一千元的江南大酒店。那個年代，這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那個時候藝術市場還是一句空話，任何一個藝術家恐怕也未曾預料到後來那種驚天地泣鬼神的高昂價位。所以，王廣義這樣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據說，獲得金獎的王廣義事後輕鬆地對呂澎說，獎金不用給，拿到酒店去付賬。正因為如此，所以他也沒有加入索要獎金的藝術家隊伍。
讓我記憶深刻的其實是發生在晚上的藝術家之間的爭論。在那些日子裡，人們晚上常聚在一起，或者是廣州美院招待所，或者是街頭大排檔。有些和王廣義相熟的朋友，乾脆到他房間去洗澡，去享受空調。一天上午，我走進廣州美院大門，遇見了王廣義和嚴善錞。嚴一見我，就用手做成刀子樣，在脖子劃了一下。看我不太理解，王廣義就說，海陸豐人不簡單，他們要殺人吶！再問，才知道，我的老同學黃一瀚，昨晚在爭論中自豪地告訴大家，他是海陸豐人。黃一瀚執著於藝術，對已經成功的藝術現象不以為然，強調南方優越論。他的表達，是一種姿態，不無挑戰性。聽完後我就點頭，因為我太瞭解我的這位老朋友了。第二天晚上，大家齊聚在廣美招待所，王廣義拿一箱啤酒進來，往房子中間一放，然後對坐在一邊的黃一瀚說，什麼都別說，先喝一瓶。他動作麻利，拿起啤酒，打開蓋子，仰起脖子，咕嚕嚕，一下就喝了一瓶。黃看著，有點傻眼了，連忙說他不會喝酒。王廣義再幹一瓶，然後一抹嘴說，看過美國越戰電影《獵鹿者》嗎？見在座的人大多都點頭，就接著說，幹當代，就像電影裡那個玩左輪手槍的賭博，就看你敢不敢開槍，然後，扣動槍機，槍響了，但沒有子彈，於是你就贏了。事情就這樣簡單！我記得黃一瀚聽著這一番表白，表情有點呆滯，臉上則是善良的笑意。他是南方人，不習慣王廣義的北方“霸氣”。
1992年任戩、呂澎、舒群、王廣義在武漢大學。肖全攝。
“首屆廣州九十年代藝術雙年展”終於落下了帷幕，而且是永遠地落下了，因為沒有後續，是唯一的一屆。隨之而來的是獲獎作品的獎金沒有兌現，大部分作品去向不明，以及一本書《理想與操作》，把所有與雙年展有關的資料都收羅進去，再刊登幾篇相關的文章，討論藝術的價值，藝術與市場的關係，以及藝術商品化的預言等等。大概是所有的這些問題堆積起來的緣故，一時間批評聲四起，讓本來對藝術商品化持有樂觀態度的呂澎也不無惱火，寫了一篇嚴厲的文章，叫《前衛藝術下課》，以表達他的絕望。不久後的一天，呂澎找我尋問，什麼叫CI設計。其時廣州剛出現了一家設計公司，叫“新境界”，創辦人叫潘殿偉，機智地引進了日本的經驗，把廣告標誌設計改變成貌似複雜的“CI”,也就是企業形象設計，結果使設計費大幅度攀升，從幾千上萬變成了幾十萬。潘殿偉的早期作品包括“浪奇”和“太陽神”，給出的產品是一本厚厚的小冊子，裡頭規定了公司標誌的各種使用方式與途徑，還配有標準色標，用以統一企業的對外形象。這一轉變在中國廣告設計史上非常重要，儘管是模仿別人的。潘殿偉是我朋友，讓我得以對這一轉變有所瞭解。呂澎這樣問，於是我就把所理解的轉告給了他。不過，讓我吃驚的是，幾個月以後，呂澎就出版了一本關於企業形象設計的專著，洋洋灑灑，儼然是這一方面的專家。這是我第一次親自領略這位仁兄的寫作和出版，那可是非同一般的大躍進速度。
“首屆廣州九十年代藝術雙年展”之後，內定下一屆策展人是黃專。不過，策展人其實不好做，其中一項任務是籌措資金。可能經費沒有落實，所以展覽也就不了了之。儘管如此，從此批評家策劃展覽的熱情卻成為了正題，大部分批評家都投身其間，極大地促進了展覽新時代的到來。
溫普林、宋永紅、慄憲庭、方力均、範迪安等談論當代藝術，那天的話題很廣闊，1992 年，北京，中央美院，肖全攝。
其實，雙年展還留下了很多收尾工作，比如要組織出國展覽，要把作品原件退還等等。據我所知，這些事有的勉強做了，有的大概沒了下文。出國展覽是在珠海辦理的，我的兩個朋友在背後幫了忙。部分作品則出現在廣州的一些畫廊，然後流落到社會。批評家的任務已經完成，我們只關心作品的影響力，關於可能的社會效果，卻無法關心所有後續的具體事務。
《理想與操作》無疑為展覽留下了一份完整的文字資料，但是，關於展覽所遭遇到的現實問題，以及操作過程中顛三倒四的現象，卻都被隱藏起來了，也許是不好寫，也許是不能寫。我曾經在某處說過，呂澎是一個對出版效果有著高度敏感的人，對成書也有著無比的熱情甚至痴迷，他很早就知道，歷史的合法性與其來自研究與寫作，不如來自出版。“述而不作”只是古代文人自我標高的虛偽態度，身處現代化的激流之中，生效才是最重要的，因為只有生效，才有可能爭取到合法性，然後才會進入歷史。黃專質疑“誰來贊助歷史”，問得很好，很及時，只是答案總會讓人難堪。因為，一旦資本介入藝術，結果就不是贊助歷史，而是改寫歷史，並在改寫當中迫使藝術露出怯懦的本色，最後終於成為依附於資本的裝飾品，發出反歷史的幽光。
楊小彥，藝術家，現居廣州。主要著作有《看與被看——攝影中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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