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劇照
現實中的恨意該如何熄滅
本文首發於總第855期《中國新聞週刊》
《羞辱》這樣的電影天然具備話題性，或許，從某個角度去看，它都無需有意創作，只從當地生活裡隨意截取，稍加改造，就能成為故事。一位是黎巴嫩基督徒，一位是巴勒斯坦難民，兩個脾氣不好、性格執拗的男人，因為施工改造一截水管發生了爭吵。爭議一點點升級，最終鬧上法庭，而他們兩人背後的人群有著不同的信仰，代表著不同的政治力量，常年積攢的仇恨和對立被大範圍地激發出來，最終導致了一場災難。
從敘事形態上看，《羞辱》很像如今人們已經熟悉的新聞特稿模式，一個小切口和縱深一刀，從一個小事件窺探社會的骨骼和肌理。客觀地講，這電影的手法滿是匠氣，尤其故事進展到高潮的時候，社會上大規模的抗議行動和法庭中二人律師的對峙，以及雙方各自在私人生活中的無奈和惶惑，這結合、對照的寫法顯得毫無新意。但在老舊的敘事模式之外，引發出的有關於人心、仇恨、和解這些道德議題則更有價值得多。
仇恨到底如何被構建又是否真的能夠消弭，這是《羞辱》引發出的最有價值的思考。故事從一場蠱惑人心的演講開始，託尼·漢納坐在臺下神情投入，他跟著領袖的語氣歡呼、鼓掌。集會結束之後，他開車回家，車中展現了兩個細節，後視鏡上掛著的十字架以及廣播中播放的進行曲。這是他兩種信仰的來源，一個來自神聖的高處，一個來自周遭的現實，每天共築著他的精神世界。從這裡開始，廣播的聲音就隨時出現在故事之中，他和巴勒斯坦的難民亞西爾發生爭執的時候，政治廣播同樣響徹在他的工廠車間。這樣一來，一切就變得清晰，託尼·漢納有意無意間把自己的生活變成了一個仇恨培養皿，他將強硬領導者的畫像掛在家中，工作的時候收聽著情緒激昂的廣播，這種浸潤造成了他時刻準備戰鬥的心理狀態。
他生活在俗常世間，不過就是個小小汽車修理行的老闆，每天和機油、扳手打交道，但在精神世界裡，他把自己提升為了戰士。這是之後那發生的一切的心理基礎。而這又引發了另一個議題，到底是周遭一切鼓動激發了他的仇恨，還是他心中原本就有仇恨的種子，只是遇到了合適的雨露？現實生活的失落、逼仄、無奈和無望，以及曾經經歷的無法言說的痛楚，共同淬鍊出了仇恨，他依靠易怒與攻擊性完成自我存在感的確認。這不只發生在中東，我們在平日也能感同身受。
亞西爾作為工程隊的員工，但他難民的身份變成了最大的阻礙。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次爭執並非一個人針對另一個人，而是一種意識形態針對另一種意識形態。他們發生爭吵的瞬間，託尼·漢納將自己代入了更宏大的象徵，自己象徵著黎巴嫩的基督徒，受到巴勒斯坦一方侵擾的社群的代言者。那根水管不過就是引線，將長久埋藏著的矛盾點燃，這是身份和身份的對決，而非個人與個人的矛盾。
《羞辱》中的絕大多數場景都發生在法庭上，質證戲碼不只是辯護和交鋒，也成為了一次袒露，讓雙方以及雙方背後的陣營袒露自我真實想法。法庭中，每個人身後的旁聽者，以及延伸到法庭之外擠滿街頭和道路的那些各自的支持者，都把這次庭審當做了難得的表達和紓解自我的渠道。當然，憤怒註定引發了狂亂。其實，託尼·漢納和亞西爾兩個人都是仇恨的受害者，他們曾經的生活被毀，村莊被屠戮，自己被驅趕，命運境遇陡然變化失控，漩渦將他們裹挾其中，無計可施。
這漩渦旋轉起來，將每個人捲入，將每個人甩脫，當他們迴歸日常，必然夾帶著無法釋懷的恨意，凝視彼此。這恨意如何清除，依靠什麼滌盪和抵擋，誰能解釋？那塊土地充滿災禍、戰火，多年以來從未真正安寧，就像電視中那位軍方領袖所言，戰爭結束了，但在人們的記憶中沒有結束。仇恨依然升騰，心中的恨意到底該如何熄滅？
這故事的結尾，讓每個人鬆了一口氣，無罪的判決，解放了雙方，他們在疲累的對峙之後，已經覺得這一切毫無意義。但是這和解仍泛著理想主義的光澤，真實世界裡恨意不會輕易消弭。大團圓的結尾畢竟是人造的戲碼，這現實世界中的恨意到底該如何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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