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人物：張耀輝，1931年出生，16歲成為電影放映員。1980年創辦《電影百花》雜誌，採訪了多位當時的影壇紅星。離休後曾擔任央視、中影集團等多部影視劇的劇本策劃、現場製片。
按照東北人虛歲的算法，張耀輝88歲了，他經常自嘲“眼花手顫”，可實際上他思路清晰，記憶力奇佳，依然愛“聯絡人”，沒事他經常會張羅個飯局，要是朋友說沒時間，約出去了，老爺子會霸氣回應：“不行，我這事是主要的。”多半時候，對方會無奈一笑，順了老爺子的心思。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張耀輝就是憑著這種任性，成為影視圈的“神人”，辦雜誌、印掛曆、當電影製片，別人千淘萬濾搞不到的猛料、明星照片，到張耀輝這裡全都不是事，充滿神秘光環的影視圈，簡直讓他玩轉了。不過與現在口碑不佳的“狗仔隊”不同，張耀輝在當年可是眾明星尊敬的張老師、可一吐為快的知心大哥、不用見外的朋友。
北影招待所108房間
張耀輝記得，當年北影招待所的所長是個姓周的老太太，每次看見他都問：“啥時候回來的？”這裡的108房間，簡直是張耀輝的另一個家，這點連明星們都知道。一次劉曉慶在四川的戲快拍完了，就託人到108房間捎信。“劉曉慶告訴那個人，別管多晚你都去告訴他，結果那人半夜11點來敲門了，告訴我劉曉慶第二天回北京，讓我去她家。”第二天，張耀輝如約來到劉曉慶當時所居的總政歌劇團小板房。“她給我削四川帶回來的黑梨，那是我頭一回見那麼大的梨，真好吃。她告訴我，她馬上要到哈爾濱拍《原野》。”
說起那個年代明星們與黑龍江的交集，張耀輝如數家珍：葛存壯解放後曾在齊齊哈爾鐵路醫院工作，1947年考入齊齊哈爾文工團，兩年後進入東北電影製片廠；潘虹在哈爾濱出生，父親原來是道外船廠的工程師，妹妹留在哈爾濱，被過繼給了叔叔；郭凱敏的媳婦是黑龍江一林業局的，斯琴高娃的第二任丈夫敖醒晨是達斡爾族，性格直爽，酒量驚人。“從黑河回海拉爾，大冬天我們倆喝了兩箱啤酒，還搬到火車上一箱。”
當然，兩箱酒的主力是敖醒晨，因為張耀輝酒量不行。“那年姜黎黎、王寶生夫婦在杭州拍《西子姑娘》，專門配了個出租車請我去玩。王寶生管我叫文物，戲稱我來了就在劫難逃，當場我就喝吐了。女主角領著我去喝了杯咖啡才緩過來。”因為與敖醒晨成了哥們兒，斯琴高娃也總是親熱地叫張耀輝“老哥”。
明星朋友，平民交情
1983年，新科影后潘虹、斯琴高娃雙雙給張耀輝敬酒：“老哥，金雞、百花你年年都來，今年我們倆得獎了，頒獎典禮你得到場。”張耀輝當時正準備回哈爾濱送稿子，那時候交通不方便，北京到哈爾濱的火車一天就一趟，根本買不著票。他給喬榛打電話，不但弄到了去福州的火車票，還給斯琴高娃帶了份驚喜。“回來後遇見一位哈爾濱製鞋廠的保衛科長，我就託他給我做38號小靴子。當時也不知道她穿多大號鞋，就冒蒙做了。結果當天頒獎晚會她就穿這小靴子跳的舞，抖肩、騎馬、擠奶，特別受歡迎。”
上世紀90年代，陶玉玲來到張耀輝家門口，結果碰了個大鎖頭。“那時北京市場剛開始有鍋巴，她就給我帶了10袋，我當時在五常拍專題片呢，她就把東西留在鄰居家走了。”陶玉玲那次是來哈爾濱拍《炮兵少校》的，當晚，得到消息的張耀輝興奮地騎上自行車，趕到23軍69師招待所，他給陶玉玲帶去了兩個西瓜，而陶玉玲臨走又送給他兩隻大肉雞……
一個個星光熠熠的大明星，就這樣被張耀輝處成了接地氣的朋友，劉曉慶、斯琴高娃想吃啥都是張嘴就點，經歷了太多有儀式感的時刻，明星們反而更珍惜和張耀輝“吃頓便飯”的情誼。“我姑娘長得像我，有一天在松花江軍分區武裝部招待所，一位偶遇的陌生人突然問她，你爸是張耀輝吧？告訴他，晚上四點我們去你家吃飯，我是長影的蘇里，這位是演王成的劉世龍。”當時張耀輝上有老下有小，日子過得緊巴巴，得到通知後趕緊借了40塊錢，買了四個西瓜一瓶白酒，才算把局面撐下來。
“蘇里導演的《劉三姐》在新加坡連演六個月，場場爆滿，打破世界電影記錄！那戲真好！蘇里的導演風格比較質樸，善於挖掘人物內心世界，風格清新明快。”當年初識，張耀輝就與蘇里一見如故。“當年我去長影採訪，他們告訴我副廠長蘇里在哈爾濱還有一組分鏡頭呢。回來後我就去友誼宮看他，談的挺投機。後來他在五大連池開拍電影，給我打電話：‘來五大連池，別說採訪，來看看我。’”
蘇里的妻子是位中俄混血兒，妻子去世以後，他給張耀輝打電話：“我在哈爾濱就你一個朋友了，延安時期的劉相如、沙青都沒了，你能不能來我家住幾天，咱老哥倆兒嘮嘮嗑？可是我當時沒時間去，一直也沒去看他，至今想起心裡也難受。”
誰能擔得起德藝雙馨
“這些老藝術家收入都不高。當年我一個月都掙2000塊了，蘇里才開1500塊。上影的大反派陳述，臨死才掙1360元。不像現在的小鮮肉，動輒就幾千萬。”
與微薄的工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藝術家們的敬業與鑽研。“蘇里當兵出身，能吃苦，當時劇組沒多少錢，他幫著送飯，結果被燙傷，他愣挺著沒住院，躺在擔架上去片場現場指揮。”“田成仁戲好人也好，跟所有演員處得都好，最絕的是有個小狗，被他訓練得比人都精明，導演一喊‘準備’，小狗就伸出爪子，吐吐舌頭，還‘汪汪’叫兩聲，意思是導演我準備好了。導演喊‘開拍’，小狗瞬間入戲，可認真了；導演喊‘結束’，它又自己隨便玩去了。”
張耀輝說，那時候演員沒有講價錢、訂合同的。“編劇王國臣寫了個電視劇《煙消霧散》，導演張揚想請陶玉玲出演。我給她打電話，她剛從香港回來，箱子還沒放下呢。她說不行啊，最近要去錦州和煙臺，我說我不管你那個，你得上我這來！”當時請八一廠的演員要經過總政文化部，可是陶玉玲最後還是克服困難來給張耀輝“救場”。“兩集戲才給了800多塊錢，其實不給酬勞都行。”
說起劉曉慶的潑辣，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她口無遮攔的行事風格和起起落落的婚戀故事，其實她把最拼的勁頭都用在了演戲上。“當年採訪黃健中，他說拍《小花》的時候劉曉慶抬著擔架爬過山澗，頭上汗珠滴滴，膝蓋鮮血淋漓。北影廠汪洋廠長看過樣片後大喊：‘把這個演員留下來！’”
當年演《人到中年》時，原著諶容一度認為潘虹不適合，原因是太漂亮，沒有滄桑感。“可是潘虹能吃苦，在四川和吉林醫學院深入生活的一個多月，她穿著白大褂查房、看門診，認真觀察大夫手術時的每一個動作。等影片出來，諶容流著淚抱住了她：太感謝你了……”
斯琴高娃來哈，凌子峰停工七天
那時候張耀輝是圈裡有名的順風耳，好事壞事他都能先聽到。1981年，張耀輝從電影家協會得知，日本電影周要在哈爾濱舉行，他趕緊放下手頭工作回哈彙報，然後開始為電影周的中方明星陣容“碼人”。“在北影招待所，我端著小香檳去給凌子峰敬酒，他防備地說：‘你小子幹啥？又有啥壞點子？’我說‘大導演，把斯琴高娃借我幾天唄’？他說正拍戲呢挺緊張，我說你別扯，她的戲你搶幾天，我借七天就還你。七天後，凌子峰見到我就罵：‘你這個壞蛋！我好幾天沒拍戲，你知道損失多少錢？’”那次電影周，張瑜、達式常、斯琴高娃、唐國強悉數到場，沒有出場費，全靠張耀輝“刷臉”。
那次日本代表團來了21個人，其中包括風頭正勁的“真由美”的扮演者中野良子。“我小時候學過點日語，磕磕絆絆地對她做了採訪。她當時30歲，有一個在銀行工作的男朋友，她告訴我說，她計劃34歲結婚。看見哈爾濱街頭好多門上都貼著雙喜字，就拜託我為她弄一份留念。我託朋友為她精心製作了五種紅‘囍’字，她高興得跳了起來。”
日本代表團回國前的傍晚，張耀輝又接到通知：馬上來北京，代表黑龍江電影界歡送客人，並把在哈爾濱的錄像帶全部帶來。“機場調度說滿員了，我說你把乘務員攆下去我也得走。單位用大板車把我送到新機場，我牙刷都沒帶。”第二天在北京飯店，謝芳、於藍都說：“張耀輝你真能整，啥熱鬧都能看到你。”
“娛記”鼻祖，頑童本色
漸漸地，張耀輝自己也成了影視圈的一個“熱鬧”。“我到哪都不拘小節，幾大電影製片廠我跟走平道似的。到哪要東西你不給我，我就搶，把人堵到牆角上。當時中國電影總公司的負責人直喊：張耀輝你膽子咋這麼大呢！慄原小卷、中野良子的反轉片一般人整不著，我到了長影，就跟那兩個女攝影師說：抽匣開開！她們就搖頭說真沒整，然後我想拿啥拿啥，稿費還不多。”
這套頗有“匪氣”的辦法，讓張耀輝跟幾大電影廠的人越處越近乎。在電影雜誌越來越多的時候，他還是總能拿到獨家新聞。“那些明星啥事也不揹著我，他們的很多隱私我都知道，可是你看我那雜誌，從來不發這些東西。”
張耀輝認為，要想達到目的，得有一套辦法。“80年百花獎大會給記者的時間只有30分鐘，地點在西湖花港觀魚旁邊的小亭子。我就提前跟郭凱敏的前妻說，聽說《天雲山傳奇》那個劇組挺好，給記者時間的時候，你們都到我這來，我事先把桌子都弄好。結果那天劇組都到我這來，記者們都不知道咋回事，擠過來把我這桌子都整翻了。”
見證銀幕上的“東方莫斯科”
在片場呆久了，張耀輝無師自通，摸出了電影的一些門道。離休後，應知名製片人林炳坤邀請，張耀輝在電影《中俄列車大劫案》中擔任製片。“本來定在莫斯科拍攝，後來因攝製組的差旅費被搶，只好將拍攝地點移師哈爾濱。很多朋友看過後都嘖嘖稱奇：完全沒有看出破綻。”
在片中，哈工大的廣場被當做莫斯科大市場，青年宮成為輪盤賭場，馬迭爾賓館做舞廳，省文聯成了“四海旅店”。花園邨賓館曾擬當作中國駐俄大使館，可是作為國賓館，按規定這裡不允許拍攝，張耀輝又來勁了。“我找到省外辦主任，說明了情況，他先說這難辦呀，不過最後同意了，還配了個人協助我們，8棟、10棟、20棟都讓我們拍了。”
主演呂良偉看過樣片後，也被哈爾濱以假亂真的歐陸風情陶醉了，連聲說：“東方莫斯科，名不虛傳！” 本報記者 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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