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突然來襲，給社會經濟發展和居民家庭生活都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同時也引發了不少對家庭財富管理和資產配置的思考”。
近期，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教授吳飛受邀撰文，圍繞疫情對中國家庭財富管理的影響，分享最新觀點。
2020年中國農曆春節可能是我們所經歷的最難忘春節之一了。新冠肺炎疫情突然來襲，武漢封城，全國大部分城市限制出行，給社會經濟發展和居民家庭生活都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同時也引發了不少對家庭財富管理和資產配置的思考。
提及家庭的財富管理，許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理財、投資、養老等跟財務相關的概念。事實上，家庭財富管理不僅與財務相關，也有很多非財務的內容。就如同很多人在這次疫情中都發出過“健康才是最大財富”的感嘆，新冠疫情也的確給中國的家庭財富管理補上了一課。
家庭日常生活財務方面的後疫情影響
這次新冠疫情對於家庭日常生活的財務有哪些影響，普通家庭又應該如何應對？
我們首先關注醫療費用和康養費用問題。這次國家對於新冠肺炎疫情所採取的防控措施是漸進式的，根據1月23日宣佈確診新冠肺炎為“法定傳染病”，確診人員的醫療費用由國家醫保和財政兜底，無需個人承擔。4天后，再次宣佈疑似病例的醫療費用也由國家支付。這無疑給了新冠肺炎確診和疑似病例極大的寬慰。但政策晚於最初疫情爆發的時間點，所以也有部分更早的患者無法享受免費醫療的覆蓋。同時，因為集中爆發導致的醫療資源擠兌，許多患者無法及時確診也需要先自費治療。更進一步，因為國家政策只涵蓋了確診和疑似病例，密切接觸者的檢查費用根據地域不同也有差別。更重要的是，由於新冠肺炎是前所未有的，新型病毒治療方案也是在摸索中完善的，目前不排除出院後仍需要有康養費用的問題。
其次，如果說醫療和康養費用可能與患者息息相關，那麼收入和後續財務損失可能更加與大部分人相關。為了儘快控制疫情，國內大部分地區採取了等級不同的限制出行、停工、停課等應急措施。對普通工薪及個體工商戶家庭而言，有可能面臨短期收入減少或無收入的情況，家庭現金流將面臨考驗。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疫情較輕地區的製造業正在逐漸復工，服務業可能仍需要時間，而疫情較重的地區目前還沒有時間表。因此，給家庭帶來的直接收入影響可能長達2-6個月，而大部分家庭的支出是相對固定的，考慮到部分家庭還有長期負債如房貸、車貸等，受到的影響會更明顯。更嚴峻的是，許多中小微企業由於無法承受疫情期間的停工停業而面臨生存危機，一旦傳導至家庭，將會帶來部分家庭的失業和較長期的收入減少等問題。
困局已在眼前，受到影響的普通家庭應該如何應對？我們常常講家庭財富管理中需要關注長期規劃和風險管理，本次疫情其實就是對家庭財務安全的一次全面體檢。針對疫情帶來的問題，建議大家未來做好以下幾點：一是，配置適當的保險產品。即便無法被納入國家免費醫療時，也可以補充社保費用的不足。二是，準備3-6個月的緊急備用現金。金額以每月家庭固定支出為計算標準，包含生活支出、房貸支出等。三是，關注家庭負債結構，做好意外發生的壓力測試。
家庭資產配置的一次“壓力測試”
日常生活財務之外，對許多現金流相對鬆動的中產家庭而言，這次新冠肺炎也不啻為對家庭資產配置的一場大考。中國的家庭資產配置存在的普遍問題是過於集中，缺少多元化。
中國家庭的資產配置一個特點是在房產類資產的集中。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和美國嘉信理財（高金-嘉信）發佈的2018年《中國新富人群財富健康指數》調研數據發現，中產人群家庭房產固定資產佔總資產的比例達到60%以上。這個配置呈上升趨勢。而在2019年高金-嘉信的報告中顯示，中國部分擁有富餘資金的家庭，過去一年的投資組合中，房地產投資的佔比由25%上升至33%，並且有45%的受訪者表示要在未來的財富規劃中增加房地產的投資。疫情對房地產的衝擊是明顯的：今年1月，重點18城二手房成交量出現大幅減少，環比下降38%，同比下降27.3%。另外，許多新富人群在過去幾年開始把投資在房地產上的組合從住宅性房地產轉移到商業性房地產。很顯然，這次的疫情中商業地產成為了最受衝擊的板塊之一。可見，無論是普通家庭還是新富人群，家庭資產都會由於房地產配置過於集中而在這次疫情中受到影響。這並非此次疫情獨有的現象，美國在H1N1疫情的第一個高峰期，受到影響最大的行業就有房地產，回撤達到12.72%。
還有部分中產家庭的收入主要是依賴自有小微企業經營收入，其家庭的主要資產就是自由經營的小微企業，如餐館、美容美髮店、服裝店、快遞服務站點等。這些小微企業大多集中在第三產業的消費服務業，與2003年SARS時相比，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佔比也明顯是上升，對國民經濟的貢獻達到59.4%。由於疫情導致的經濟停擺，第三產業中的零售、住宿餐飲、旅遊、交通運輸、快遞物流等受到巨大的衝擊。這些小微企業的現金流困境和倒閉潮勢必影響到資產和收入主要集中在這些小微企業的家庭。
年後A股在經過短暫的調整後快速反彈，創業板甚至創新高。隨著疫情的全球蔓延，在全球股市齊齊下跌的影響下，A股也呈現出過山車似的行情。年後股市好轉的財富效應使得飽受疫情之苦的普羅大眾減輕了對疫情的過度關注。但是缺乏完全基本面改善支撐的股市上漲都是很難持續的，疫情在全球範圍內對經濟的影響尚未完全體現，目前的市場上漲的主要動力源自流動性驅動。如果過於投機，將資產盲目集中在股市，追逐市場上漲，很可能會導致類似於2015年“牛市”泡沫破裂後帶來的損害。投資者不該寄希望於集中資產在A股“抄底”疫情來博取短期超額收益。
總體而言，新冠疫情是對家庭投資組合的一次意外衝擊，任何過度集中的資產配置都是致命的。缺乏多元化，也就缺乏應對突然的衝擊影響的能力。所以這次疫情可以理解為一次對於中國家庭資產配置的大考，暴露了很多存在的配置問題。而應對策略就是多元化。比如說，過度投資在受疫情影響的行業如線下消費、餐飲、旅遊等行業損失慘重，但如果分散，同時也投資在醫療、線上消費等行業可以對沖掉風險。疫情在某種程度上也喚醒了中國居民對風險保障的意識。標準普爾曾經做過一個調研，西方成熟的國家，平均家庭財富的20%是放在林林總總的各類保險上的。而中國的家庭在保障型、基礎型的資產配置上還遠遠沒有達到理想水平，對於家庭資產的風險存在低估和誤判。
家庭非財務方面的後疫情影響更值得關注
家庭財富管理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非財務的，比如人力資本、心理健康和家庭結構等等。這次新冠肺炎可能對後疫情的家庭非財務方面產生哪些影響呢？由於非財務的影響並不像財務影響一樣直觀，往往具有滯後性和隱蔽性，我們可以結合過往的案例經驗來了解一下。
疫情後的心理健康是家庭面臨的一個問題。以SARS為例，《Emerg Infect Dis》2004年的文章顯示，在香港一家康復醫院進行的一項調查中，約有50％的SARS康復患者表現出焦慮，而約20％的則表現出恐懼。一些康復患者顯示出一些負面的心理影響，其中包括失眠和抑鬱。一些重症患者無法擺脫抗擊SARS的記憶，這些記憶破壞了他們的日常生活。這些社會心理問題可能是由於SARS藥物（如利巴韋林和皮質類固醇）的併發症所致。服用這些藥物的人會掉髮，嚴重的記憶力減退，注意力不集中和沮喪，甚至還有一名從SARS中康復的香港醫生試圖自殺，因為藥物併發症使他無法謀生。
除了SARS患者本身外，估計有50％的SARS患者家庭成員也出現了心理問題，包括沮喪、被汙名化的感覺等。許多人難以入睡，不斷哭泣。同時與SARS相關的負面信息增加了人們對其風險的感知，並導致了非理性的緊張或恐懼。
目前新冠疫情還沒有結束，而心理問題已經在不斷產生，以至於影響到個體家庭。首先，和17年前的SARS相比，當前信息流動和傳播更加便捷，導致許多情緒的傳導速度更快範圍更廣。許多人會難以自控地不斷刷微博和朋友圈關注疫情的各種信息而陷入信息疲憊導致心理失控。其次，疫情截至目前已經導致了2000多例死亡，由於疫病的特殊性，家人無法像正常親人離世一樣送別和祭奠，也沒有辦法正常獲得親友的勸慰和陪伴。因此比平常時期的親人死亡所發生的哀傷反應將會更強烈和持續時間更久，導致的負面影響可能會更大。另外，前期醫療資源不足和應對經驗的缺失，也加劇了許多疫區家庭和個人的絕望與恐懼。最後，其他社會現象導致的心理影響，例如醫務人員和相關人員受到汙名化和歧視也容易導致相關家庭出現憤怒、悲傷等情緒問題。
疫情也會影響到後疫情期的家庭關係。網上流傳著一些段子，諸如，疫情結束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有網友答拯救餐飲業，包括海底撈、西貝和酸菜魚。而另一個引人注目的答案是，離婚。災難會導致離婚率變高嗎？按照經濟學的一個理論，婚姻存在分工。夫妻兩個中有一個可以相對專心地工作賺取更高的收益，另外一人相對承擔更多的家務勞動。疫情來臨之後，分工的意義變得不那麼大，因為收入降低，差距縮小甚至倒轉。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會造成婚姻的不穩定。源自壓力理論的觀點認為，家庭矛盾在壓力之下被放大，解決問題的難度增加，因此親密關係受到挑戰。而依附理論則認為，為了應對恐懼人們會選擇依附另一人獲得安全感從而促進親密關係的發展。
但數據告訴我們，這兩者未必是相互對立的。舉個例子，有研究者利用中國2000年-2011年四川省數據考察2008年汶川地震對結婚和離婚的影響，發現汶川地震次年，受災地區的離婚率的確上升了，但是同期結婚率也上升了約兩個百分點。無獨有偶，查看2003-2010年婚姻數據可知，SARS發生後的2004年結婚率和離婚率也是同時上升。由此可見，災難的特殊情況可能會促使更多人認清自己的家庭關係和個體需求，從而更加堅定地採取行動，成為後續行為的催化劑，帶來婚姻和親密關係的變化。
對於普通家庭而言，應對非財務影響需要更加關注個人心理健康和家庭關係的穩定性。大家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入手：
首先，普通非疫區個人，適當限制信息的獲取途徑和獲取時間，避免替代性創傷，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幫助需要的人，也會改善負面情緒。
其次，疫區或涉及到疫情的當事人在感覺沮喪和悲傷時儘可能找到傾訴和宣洩的出口，找尋自我存在的價值和生活的美好意義，在需要時或出現異常哀傷反應時應及時求助專業機構進行心理干預。
另外，社會良性引導，通過倡導正確的輿論環境和示範行為，儘量避免對醫務人員和感染者汙名化和歧視。
最後，經濟學中的個人壓力成長模型認為，壓力可以幫助我們提高自身的適應能力，家庭關係也是如此。將疫情帶來的壓力視作對家庭關係問題的檢驗，從而一起面對暴露的財務和非財務問題，也是家庭成員共同成長、成為彼此依靠的機會。積極地溝通、表達愛、相互鼓勵、換位思考和分享感受也會有所幫助。
從樂觀的角度，這次疫情的出現也許給中國的家庭財富管理補上了一節課，就像疫情逼著企業要迭代升級，尋找生存模式。疫情或許也能倒逼國人摒棄落後的家庭財富管理理念，迎接新的方法論和尋求更多專業人士的支持。
“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對家庭財富管理而言，我們只有精神物質兩手準備，才有機會在疫情這座大山面前從容翻越。而當我們每越過一座山丘，就多一點遠行的經驗，幫助我們可以走得更遠。祝願每一個家庭都能做好風險防範和應對，在戰勝疫情之後，還能收穫更多關於家庭財富的思考。
內容來源 | 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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