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款名為“髒髒包”的食品一夜爆紅，成為名副其實的“網紅麵包”。
這款網紅“髒髒包”究竟有多火？有資料稱：某店鋪甚至1分鐘賣出了12000個。隨後緊急補倉20000組，創造了上線當日賣出超過23000組共92000個髒髒包的紀錄。
除此之外，“髒髒包”還有不少明星的加持。孫楊自嘲曬成“髒髒包”，劉若英、吳昕等明星深度測評“髒髒包”，隨後微博、B站、朋友圈上一眾吃瓜群眾開始跟風。
而比“網紅食物”更早進入人們視野的則是“網紅人物”。最有名的就是被稱為2016年第一網紅的Papi醬，
她以拍有笑點、敢吐槽的小視頻收穫了一大票粉絲的喜愛。一句“我是Papi醬，一個集美貌與才華於一身的女子”更是成為廣泛傳播的金句。不僅如此，她還收穫了真格基金、羅輯思維等資本的投資。無論是當下被人們津津樂道的網紅產品，還是紅極一時的網紅人物，他們都有著共同的特點：在社交媒體上聚集人氣，依託龐大的粉絲群體進行定向營銷，最後將粉絲轉化為購買力。而這一切背後則是新興網紅經濟的體現。
那麼，網紅經濟究竟緣何興起，如今又是怎樣的現狀呢？
因緣巧合催生的網紅經濟：虛浮的底層建築
“短視頻＋社交”的泛娛樂化轟炸
2016年被稱為網紅經濟興起的元年。回想一下，2016年最流行什麼？沒錯，短視頻。
“小咖秀”、“快手”、“秒拍+微博”等短視頻受到廣泛的追捧。尤其是被稱為當年短視頻第一的秒拍，更是達到了日均上傳視頻量220萬，日均播放量達30億次，全網日活躍用戶7000萬的傳播量。
在眾多“短視頻＋社交”的泛娛樂化轟炸下，湧現出大到Papi醬這種為自己引資1200萬的大咖，小到微博上圈粉十幾萬的初級網紅。而“網絡紅人”的存在，正是網紅經濟存在的基礎。
互聯網商業需求加劇
2016年不僅是網紅經濟興起的元年，中國互聯網商業也在這一年換道超車。當年天貓雙十一當天交易額超過1207億元，刷新世界紀錄，京東交易額則達到了150億元左右。超速行駛的中國互聯網商業，產生了大量的導流需求。
而這個時期恰好浮現出諸多網紅，成為了產品代言的最佳選擇。與以往明星高額的代言費相比，網紅不僅代言價格低，而且更容易與用戶產生互動，有利於增加品牌粘性。蘇寧在2016年“8·18發燒節”中，就一次請了818名網紅聯合直播，大獲成功。
搭上了互聯網上半場的快班車
網紅經濟興起的時期正處於互聯網發展的上半場，這個時期正是流量為王的時代。而網絡紅人本身作為一個低價高產的流量黑洞，自然備受互聯網商業的矚目。因此，一個又一個的網紅經濟項目如雨後春筍，破土而出。
綜上所述，網紅經濟只是乘上了時代的快班車，是湊巧而紅，並不是本身就具備爆紅的因子。這也就意味著因緣巧合催生的網紅經濟存在著過於虛浮、根基不穩的特徵。
窮途末路的網紅經濟：前有內憂，後有外患
如果把當下的網紅經濟比喻成一座在建造時摻雜了劣質材料，有崩塌的風險的大橋。那麼，直接導致其崩塌的，就是內部的“潰於蟻穴”和外部的“承重過多”。
內部原因是同質化嚴重和產品質量低下導致的拙劣用戶體驗。
“網紅臉”就是網紅同質化嚴重的體現。當下，微博、各種娛樂軟件上的“網絡紅人”比比皆是，用戶們早已過度審美疲勞。畢竟，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靈魂才是萬里挑一”。從賣方市場淪落為買方市場的網紅經濟，競爭壓力加大。這就導致網紅經濟需要在網紅打造上花費更多的金錢與精力，久而久之也就開始影響到其產品的質量問題。就拿網紅張大奕店鋪來說，雖然自稱是原創加工，但仍然被眾多用戶詬病抄襲，同時質量上也並不出眾，還屢次被指出服務態度差等問題。
外部原因則是互聯網商業邁步和國家對於網絡紅人的監管力度加大。
隨著互聯網流量紅利逐漸消失，場景為重，渠道下沉，用戶體驗越來越成為影響品牌實際地位的因素之一。網紅經濟無法實現線上線下的雙線融合，久而久之就逐漸只能淪為巨頭商業的附庸，失去自己主導的活力。
與此同時，國家對網絡表演平臺的監管力度也在逐步加強。除了查處嚴重違規的網絡平臺外，還通過出臺一系列政策法規整治網絡平臺的不法運營。
寫在最後
面對舉步維艱的網紅經濟，人們不禁要問：2019，網紅還能“紅”多久？如今，或許你時常還能聽人提起“Papi醬”的名字，但初代網紅的“鳳姐”與“芙蓉姐姐”卻早已無人問津。
在新零售等各類商業形態快速崛起的今天，無論是網絡紅人還是網絡紅物，都必須從轉變思維、把握時代大勢、迎合消費者需求等方面著手，才能為急轉直下的網紅經濟開闢出一條破冰之路。
《2018的網紅經濟，怎樣才能破冰前行？》來源：金評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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