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8 從大作家到紅編劇,劉震雲是一本難唸的經

從大作家到紅編劇,劉震雲是一本難唸的經

1993年秋,牙口不大好的馮小剛向徐帆發起的進攻,是在王朔陪伴下開始的,很難說他後面能夠順利“啃下”,是不是沾了下一年熱播的《北京人在紐約》的光。

馮小剛在這之前,就因為與鄭曉龍、王朔、馬未都等合作,搞出《遭遇激情》、《編輯部的故事》、《大撒把》,成了京城有名的編劇,下一年他和鄭曉龍執導的《北京人在紐約》則不但看歡了全國觀眾,還囊括了數項大獎。

那是馮小剛執導的第一部電視劇,等到他1996年再擔任《冤家父子》男主角的時候,人們看懂了,原來這傢伙,美工、編劇、導演、演員,以及相聲、小品、歌詞的創作都能做,竟好像還是個全才。

馮小剛與徐帆是六年後才步入的婚姻殿堂,那之後京城的名流們就再也不愁吃不上徐帆老師包的餃子了,這事大概只有崔永元會覺得它像糖衣炮彈、鴻門宴,但是這卻已經是後話。

那一年,王朔年前出版的那套《王朔文集》也正熱銷全國,一版再版,因為要到的是全國首個版稅付酬,一度曾弄得中國作家們都變成了紅眼兔子,血在燒。蕭乾說,王朔給中國作家鬆綁了。

只是王朔這綁給自己松的有點大,這之後,他的小說創作就逐漸走向“癱瘓”,吃老本似的,基本更多是拐著影視劇“彪悍”。等到他後來連回憶都不愛玩了,人們就開始把他變成了回憶。

那一年,王朔也把馮小剛與劉震雲撮合到了一處。他們那時候當然都料不到再過三年,他們兩個會鬧掰,一般挺仗義的王朔,這算是預先為馮小剛墊了一塊磚。

當時王朔是炙手可熱,馮小剛是影視界新貴,劉震雲是與池莉、方方、劉恆等人齊名的新寫實作家代表,才華、名氣不缺,最大的問題正是一個太差錢。

劉震雲從這年起,就算是成功打入了影視圈,沒太怎麼潛伏,就華麗轉身,完成聯姻,小說、影視兩棲,左右逢源。這也可以說是一種拿下,他拿下馮小剛,馮小剛也拿下他,一個靠的是才華和厚重,一個靠的是轉化的能力,和錢。

馮小剛1995年拍成的電視劇《一地雞毛》,是他和王朔的好夢公司拍的第一部片子,也是劉震雲第一次做自己小說的編劇,第一次主動觸電,那一次他們給了劉震雲人生中第一筆鉅款,八萬塊。這八萬塊曾像一塊大石頭砸進劉震雲家一樣,稀里嘩啦,造成了不小的地震。

劉震雲夫婦拿著那八萬塊一遍遍看,一遍遍數,就像得了強迫症一般,然後才全家一起去吃了頓肯德基。劉震雲妻子郭建梅後來說,我女兒從那以後,就可以不斷吃上肯德基了,我們家那兩張搭拼的小床,也終於換成了大床。

沒有影視,成名的作家也可能不值錢,新寫實作家裡面,一度也曾在影視圈混得風生水起的,還有一個池莉。她和劉震雲的作品,都最適合影視劇改編,只不過同樣很受歡迎的池莉,卻遠沒有劉震雲這樣常青,現在仍舊還在與劉震雲結伴而行的,大概也就只有那個遠比劉震雲更早觸電,還自己的,別人的,看好了就編的劉恆。

像《秋菊打官司》、《西楚霸王》、《畫魂》、《漂亮媽媽》、《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少年天子》、《集結號》、《金陵十三釵》等等,那都是劉恆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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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馮小剛、劉震雲都是58年生人,屬狗的,同年出生的各種類型的腕兒,還有葉大鷹、徐少華、梁家輝、李幼斌、胡慧中、李宗盛、齊豫、楊麗萍、嚴歌苓,以及國外的麥當娜、邁克·傑克遜等人,趙本山家的謝大腳好像也得算一個。

馮小剛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而王朔和劉震雲都是移民。只是王朔是大挪移,劉震雲起初是小挪移。王朔隨父母從南京遷到北京訓練總監部大院時,虛歲2歲,有一段時間曾被他媽打扮成小女孩養著玩,而劉震雲則在年僅八個月的時候,就被姥姥步行四十里,背到了河南延津縣王樓鄉的老莊村。

二年後,河南滑縣有一個女孩出生,她不久也因為家貧,被送去了姥姥家。姥姥撿破爛,她有時候也跟著。這個女孩就是後來成為劉震雲妻子,著名公益律師的郭建梅,中國如果有最勵志夫妻獎的話,那必須頒一個給他們。

那時候王朔上學不算事兒,馮小剛一般不會覺得難,困難的只能是劉震雲、郭建梅這樣的孩子。劉震雲五歲時,村裡第一次有了小學,還5到12歲全收,但是他父母因為窮,根本不起勁兒,到末了,還是他姥姥拿出五元救濟款(劉震雲有時候說是賣了簪子),牽著他去的學校。

劉震雲對貧窮記憶最深的,應該是這樣一件事:那年家裡來了三個客人,他媽打發他爸去鎮上餐館借三個饅頭,結果他爸不但饅頭沒借來,還被廚師羞辱了一頓。於是這事後面就順理成章地,成了劉震雲父母吵架時的話柄,使劉震雲有了人生中第一個崇高理想,做廚師。我爸來,想借多少給多少。

貧窮也逐漸升級了劉震雲的理想。首先是去當兵,然後等當兵五年,發現只實現了吃饃理想,離提幹和娶媳婦還依舊很遠的時候,就更上層樓,又瞄向了高考。他那改變命運的企圖,一向都像火辣辣的愛情。

中國1977年恢復的高考,盤活了無數有志青年,劉震雲和郭建梅都是其中的幸運兒。郭建梅愛上看書,起初是因為遭冷落,受歧視,等後來書中發現了顏如玉,這自然就逐漸變成了真愛。高考一恢復,這女孩立刻全面開動,還改了個名字叫郭永攀,誰也不知道她那必須考上北大清華的志向後面,到底藏著一股什麼勁兒。

郭建梅愛看書,劉震雲也愛看書,他在部隊時還尤其會經常捧著一本《微積分》。這弄得他的副指導員動不動就感嘆,你看的我都看不懂,也讓劉震雲後來終於可以很有底氣地說,學不好數學的作家不是好作家。

劉震雲在部隊裡對他最好的還屬指導員,劉震雲當年去找他,說一句要不我乾脆回家專心備考得了,指導員立刻放行。也好,反正你在這也難提幹。指導員後來還去北大看過劉震雲,給他留了七十塊錢。

王朔80年代初,在醫藥公司上班的月工資不過才三十六塊,這對當時的劉震雲來說,絕對也是一筆鉅款。王朔卻就是因為這個,才辭職回家,一面寫作,一面跟葉京開飯館的,那時候個體戶把大院子弟的優越感打得稀里嘩啦,如同秋風掃落葉一般。

劉震雲、郭建梅的這種表現,就跟刁德一說阿慶嫂一樣,很不一般,所以劉震雲就在78年考上北大中文系,還是當年的省高考狀元,郭建梅就在79年進了北大法律系,身列全班12金釵。

劉震雲門門八十多分,還是在很多人數學考七八分的情況下八十多分,這一下子就拉上去不少。不過等後來劉震雲名聲大了,心理有優勢了,有很多事可以不在乎了的時候,他在魯豫的節目上,卻曾有過一場自供,我其實打過小抄。

打小抄打在紙上,這是初級階段,太低級了,我穿的是軍褲,有多少東西都可以,整個世界,你不管歷史還是地理還是什麼其他,都可以,而且我還有二條褲腿。

這弄得魯豫三言兩語,趕緊轉換話題。即便如此還是考得很好,一下子考到狀元。當你的那個第一志願,你最想上的學校是什麼?最想學的專業是什麼?

明晃晃的北大中文系,魯豫真能問些沒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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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八十多分,很多東西並不能靠抄,這當然不管怎樣,都考得很好。所以當劉震雲成為作家以後,他那由小公務員做到檢察長的父親,在一次下鄉辦案時,就曾如此教育一位失足少年:

我的小孩劉震雲,現在是個作家,小時什麼苦都受過,點煤油燈,住農村的小土屋,狗秧根、樹皮都吃過。但是學習很用功,不到深夜兩點不睡覺。發奮上大學,考的還是北大。人要立志,奮發,走正路,才有作為。

先前考大學極難,劉震雲那時候考大學就更難,高考一經恢復,全中國積壓多年的有志青年都覺得改變命運的機會到了,呼啦啦一擁而上,水面上密密麻麻的,就全都是缺氧的魚。

那麼多魚都在爭一口氧,大多數就註定了只能是拼命鼓腮瞎使勁而已,所以老劉家當時一下子出倆,還老大省高考狀元,北大,老二西南政法,這絕對是轟動鄉里,祖墳冒煙的大事件,劉震雲那揚眉吐氣的老爸,就曾一連好幾天拿著兩份錄取通知書蹲街頭,見人就叫苦:你看這事這難辦。

人家問,怎麼了老劉?老劉說,這通知書有時候你真看不明白,你得幫我看看,北京大學都知道在哪,可這個西南政法學院你知道在哪嗎?西南有多大?

西南也是中國的,具體在哪通知書上寫著呢,所以人家就說,老劉你行了吧。可是老劉就是沒法行了,還是這難辦。

劉震雲後來談起祥林嫂,曾經說,祥林嫂最大的特點是什麼?沒丈夫。一個孩子還被老虎吃了,她一輩子的工作是把她的悲劇講成喜劇。而他爹那時候的工作則是把喜劇搞成荒誕劇,就像要提前為劉震雲某些小說的風格定格似的。

這種事對於一個當爹的來說,當然不能就那麼行了,其實就是劉震雲自己,也沒那麼容易行了。像郭建梅就曾說,自己考上後,曾騎著自行車在家門口好一陣撒歡,到最後才想起還有費用這事這難辦。可劉震雲講這事的時候,卻只使勁笑他爹,我和弟弟當時都沒什麼,他卻顯擺上了。

他在那一忽兒光顧著逗樂,竟沒顧上他總還要說的那二個夢。我直到現在還經常會夢到當年的高考和軍營生活,老被兩個夢纏繞。

第一個。一個面孔不一的人總來跟他說,這次考試不算,於是劉震雲就每次在夢裡扯著指導員的袖子哭,好不容易考上的,怎麼能不算呢?

第二個。劉震雲在供銷社賣醬油,他總會跟一個總是很胖的供銷社主任說,我真去過北京,而那主任卻總不耐煩,那不算,好好賣你的醬油。

劉震雲的老媽那時就在供銷社賣醬油,醬油缸、醬油味,自然也是劉震雲抹不開的記憶,他都對走不出鄉村,擺脫不了貧困,賣醬油這事兒,恐懼、不甘到這個份上了,那怎麼可能沒什麼呢?這種事誰能夠沒什麼?他只是不會像范進中舉那樣離譜,沒有像他爹那樣什麼罷了。

好不容易考上的,怎麼能不算呢?這有啥。不想跳龍門的醬油郎不是好醬油郎,跳過龍門不歡呼的醬油郎一定有貴恙,劉震雲還真像他自己說的那樣,我是中國最繞的作家。

3

劉震雲那繞,指向的當然是他的作品,估計你要說他在現實生活中,也像他的鄉親們說的那樣,是個編瞎話兒的,經常繞,他肯定會甩你一地雞毛。

1995年的八萬塊,曾經讓劉震雲一家上演了一幕輕喜劇,而到了2011年,劉震雲就已能面對五十萬,也不帶眨眼。

2011年,當《一句頂一萬句》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電話打來時,劉震雲據說正在菜市場,為了茄子和西紅柿的差價在犯愁,他直到聽說茅盾文學獎因為李嘉誠的贊助,獎金從這屆起已經由五萬漲到五十萬,才果斷買了較貴的西紅柿回家,給自己做了一碗西紅柿雞蛋麵。

2011年的劉震雲,早就獲獎無數,絕不差錢,要說他不會再有當年的激動,這完全可能,而要說他那時還會為了茄子、西紅柿這毛毛雨猶豫不決,那肯定是在扯淡玩。料想這無非又是一種劉式幽默,表示我老劉很平常心,淡定得不行。

經常這樣鬧的作家,可不止劉震雲一個,這大概真是作家藝術加工慣了的緣故,動不動要服從於角色的需要。從這一點來說,劉雨霖好像很得到她老爸的真傳。

比如她一會兒說她爸“永遠沒有極其憤怒,永遠特別平穩”,一會兒說她爸“其實生活中是一個急性子的人,事情一次做不好,容不得解釋,他馬上就急了,發起脾氣來很可怕”,就很容易把人弄懵,要懷疑她家裡是不是有兩個劉震雲。

劉震雲回家做民辦教師備考的時候,王朔和馮小剛這倆廝卻才去當兵,當初劉震雲是為了吃饃、提幹、娶媳婦去的,而馮小剛和王朔的理想則一個是文藝兵,一個是海軍司令。想當文藝兵的那個如願以償去了北京軍區文藝團體,後來還用《芳華》憶舊了一下,轉業後做的也是文化宣傳,想當海軍司令的那個做了衛生員,回來後又做了醫藥公司業務員,倒是起點最低的劉震雲,勝利進入中國最高等的學府,成了天之驕子。

然而最初的激動過去,劉震雲很快發現“沒什麼”是正確的,下一屆的郭建梅也很快發現自己撒歡有點早。

劉震雲初到北大時,尚不知口香糖為何物,曾換來女同學好大一個大白眼,你真是土老帽兒!而郭建梅是12才女中最窮之二,她在那些穿著時髦,張口閉口老莫、泰戈爾的女同學面前,又一次成了星星來的人。原來鄉親們眼中的高草,一旦到了北京,還是什麼不是,依舊得回到起點,從頭再來。

同鄉關係,相近的經歷,同樣的遭遇,這首先會使劉震雲、郭建梅自然接近,而中文系大哥劉震雲,既然也能動不動整些泰戈爾、托爾斯泰之類,相當炫目,於是這就讓他們更近。

最終使他們走到一起的,大概主要還是這件事:那期間,郭建梅她媽來北京動手術,劉震雲不但曾揹著樓上樓下跑,還曾把肉包子全給她們,自己只啃饅頭。這讓郭建梅她媽越看越喜歡,終於說了一句,這小夥子穩重踏實可靠,找對象就得找這樣的。

進北大果然有媳婦,劉震雲到此算是實現了人生第二個目標,而提幹那事,他早拋到九霄雲外,換成了文學上的抱負。

劉震雲也正是在北大上學期間,得到的吳組緗六字真言:不著急,不要臉。他一路走來,照此而行,後來還把這,當做家訓傳了下來。

做學問到了吳組緗這種地步,講課往往就像話家常,很多東西都從極平易,極簡單的日常中淙淙流出,就看你抓住抓不住,悟性強不強。

不要臉可以解釋成一萬種,而吳組緗的不要臉是第一萬零一種:太要臉的老舍跳湖自殺,不要臉的吳組緗不再把自己當教授,成了北大打掃廁所最乾淨的一個。人沒高沒低也不急,想好做好,寵辱不驚,始終如一,字典裡就再也沒有挫折二字。

吳組緗這些話正跟劉震雲當時的生命際遇、理想抱負契合,算是很好地為他解決了要臉還是活著,並如何活著的大難題,所以當後來郭建梅因為事業多次嚴重受挫,得了抑鬱症的時候,劉震雲就一面傾其所能為她治療,一面疑惑不已:我也不容易啊,為什麼我就不抑鬱?

月亮不懂夜的黑,他好像不知道同樣的話,對悟性、遭遇、修煉、看重不同的人,起到的作用不一樣似的。

時隔多年,這六字真言對劉震雲無疑已是一張“老照片”,而對他女兒劉雨霖卻一定還是一部“新電影”,所以前不久,劉雨霖就因為在微博上拷貝,說了一句“我爸教我不要臉,李安教我不要著急”,讓正無處洩憤的崔永元逮個正著,狠狠咬了一口。媒體好一大把狂歡之下,劉雨霖連連叫屈,直覺得自己比竇娥還冤,其實最冤的是人家李安。

劉雨霖出國留學的時候,是李安寫的推薦信,他肯定怎麼也想不到,他這個校友小師妹,會讓他海邊吹吹風,冷不丁沾上幾點腥。名氣太大的人,人生裡最不缺的,就是各類小贈品。

4

劉震雲後來一直說,把他領上文學道路的,是那個在他坐火車撒不出尿的時候,就已經“新家安在長城端”,在忽忽寫詩的新兵朋友,但這話恐怕依舊小說味。

因為他那朋友,當兵不過幾個月就跑掉了,後來就成了瘋子,殺了人。劉震雲對於文學的追求和堅持,罕有匹敵,真正的原因,大概應該是這個:

愛讀書,心靈接近文學,那時候作家是最迷人的職業之一,想當作家的文學青年就像後來的經理一樣多,那情形,也半點不輸於人們今天對娛樂圈的痴迷。

劉震雲來到北大後,中文教授們說,這裡不是培養作家的地方,而是學者,但劉震雲並不接受。他這時不但徹底擺脫了饃和媳婦的枷鎖,還有了更高尚的追求,這有事可證。

劉震雲1982年大學畢業後,去了《農民日報》社,等他後來成名,人們開始關心他的過往的時候,他說,我是人家都分到中南海、團中央,自己分到《農民日報》,沒什麼太大誘惑,才堅持下來的,但是這事卻讓他那笨笨的妻子郭建梅,揭了底。

劉震雲當時其實有兩個選擇,另一個是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也在中南海,只是他不肯去,為此,他還曾遭到父母極力反對。當時做公安局長的父親說,你居然放著中南海不去!而他對郭建梅說的卻是,文學來源於生活,全國那麼大,我想去走走。

文學是一條窄路,看上去金光閃閃,其實著實難走,劉震雲接下來的定力,才更為可觀。

風扇買不起,每天再揮汗如雨也要寫。每天早上還得起早去送女兒,去上班,人熬得黑瘦黑瘦,但這不算事兒。一次次投稿,一次次退稿,無妨,外面的世界早已開始繽紛,不管,他就是在稍稍有點名氣之後,人家依舊不拿他當盤菜出,也不在乎。

劉震雲苦熬五年,才有了《塔鋪》、《新兵連》等幾個中短篇發表,並獲獎,但是這依舊沒有改變他普通小記者的身份和處境。他有一次下去採訪,居然過了中午十二點,都沒人管飯,到最後,還是他的粉絲,本想跟著沾光的作家蘇北,請他吃的“大餐”。

劉震雲、蘇北、蘇北父親,三個人在家煮了一大鍋麵條,就加點蔥花,忽忽地喝。一隻奇大的蒼蠅飛來飛去趕不走,蘇北說,它想採訪你,劉震雲說,不給它機會。

那時候的劉震雲在人們眼中也顯得木訥而蔫,就像個啞巴,報社宿舍大樓的人,曾動不動就問郭建梅,你家孩子他爸,怎麼不跟人說話?

從農村而來,曾不知口香糖為何物,還結婚那麼多年都要兩張小床合拼的劉震雲,自卑著呢,有著非凡的文學野心和抱負的劉震雲,也清高著呢,各種慾望在燒灼,腳下還踩著風火輪,劉震雲當時的孤僻、木訥既深藏著傲氣和不屈,也肯定是一種自我防護。

咱不比現在,不惟金錢,我終有一天會靠著文學翻盤,就這意思。

劉震雲那時候應該還完全沒意識到他和文學終有一天要向金錢妥協,他會需要在文學聲名與現實生活中尋找平衡。那個時代的作家基本都是理想主義者,他們即便要錢,也不會去寫墮胎、宮鬥、小黃文。

再窮都不能夠,到老都不能夠。

5

劉震雲是1982年正式開始的寫作,而王朔是1983年。劉震雲的寫作頗有點征服世界的意思,而一邊上班,一邊跟著葉京倒騰手錶的王朔,那時候是為了擺脫失落,拯救生活,找回優越。他一開始就很商業。

當兵時就發表過一篇作品的王朔,覺得這事很容易,後來也證明真的很容易,這對劉震雲來說,無疑是一件很分裂的事。

北大中文系畢業的劉震雲苦熬五年,才寫自傳似地搞出了一篇高考主題的《塔鋪》,而不專業的王朔一起首就不斷有作品在中國當時最了不得的刊物上發表,儘管最初沒有硬貨。他到第四年就成功“浮出海面”,曾弄得女朋友沈旭佳好一陣緊張,說我真不想你出名,到第五年,則就憑藉一部《頑主》,像猴哥拔走定海神針一樣,弄得四海震盪了。

1987年王朔發表在《收穫》上的《頑主》,原本叫《五花肉》,這傢伙自己算吃上了。1987,也是《塔鋪》發表之年,這完全是兩個路數,等劉震雲再寫出《新兵連》的時候,1988,王朔已經迎來一個王朔年,一年四部小說被改編成電影,全國熱映,張藝謀、葉大鷹都曾追在他屁股後面跑。

哥兒們電影界平躺。

這之後,王朔和劉震雲就更不一樣了。

說劉震雲當時最大的問題是太差錢,這其實只是一個說法,他和京城子弟王朔、馮小剛比,差的可遠不是一星半點。他充其量有一棵大樹,而人家擁有的卻是一大片森林,王朔、馮小剛再沒錢的時候,也有一個龐大的資源,而資源就是錢。

當年的好夢公司,差不多也就一皮包公司,王朔和馮小剛能有錢拍影視劇,那憑的就是人脈。表面上看,王朔沒有名氣,照樣難以得志,但同樣的名氣,別人卻未必能收拾出這麼大一片天地。北京是他們村,大院子弟的觸角更像烏賊一樣,可以伸到京城每一個角落,捲起每一片樹葉。

他們一邊吃著喝著玩著,一邊就辦成了正事,這對從小就立志能吃上饃,娶上媳婦,北大畢業之後,還一直單打獨鬥,靠苦哈哈地爬稿子來實現夢想的劉震雲來說,絕對又是一件很分裂的事。

這種資源的影響,就是在王朔和劉震雲的文風上,也很明顯。他們筆下雖然都沒高大全,都是小人物,都在玩幽默,但人家王朔是“一點兒正經沒有”,“過把癮就死”,“千萬別把我當人”,“我是流氓我怕誰”的大“頑主”,而劉震雲卻不管“我叫劉躍進”,是不是“潘金蓮”,在“塔鋪”“官場”“新兵連”,還是在“1942”在今天,再怎樣,也都是在“一地雞毛”的瑣碎和關係學裡,繞啊繞。

從小很慫的王朔,靠得天獨厚的條件,才能夠在文字上搞叛逆,扮瀟灑,而先天不足的劉震雲,一路帶著深刻的飢餓記憶而來,就必然烙上堅忍與世故。

一個是市井氣,一個是鄉土氣,市井氣是取經也可,不取經也可,大不了回花果山耍子去也的孫悟空,鄉土氣是走到天涯海角,也念著一畝三分地,老婆孩子熱炕頭,頓頓豬肉燉粉條的豬八戒,所以市民狀態的王朔,就很少有精神流浪,孤獨感,農民出身的劉震雲,就不但我的故鄉在遠方,還偏要問我從哪裡來,一面是瀟灑走一回的渴望,一面是“綠葉對根的情意”,“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

就連他們的幽默,也一個是浮於表面的保護色,一個是對抗苦難的生存哲學,既真實,也荒誕。

但是事有正反,人生是一把雙刃劍,農村包圍城市的事不只是偉人能幹。

劉震雲是學院派,有系統的修養,能夠讓文學承載更多的東西,他一旦找到合適的表達形式,鬆了綁,就有點殺雞用牛刀的意思。而看書的確不少的王朔,卻主要靠靈性靠本能,等他生活用完了,機靈抖盡了,就容易遇到死衚衕。

王朔太嗨,劉震雲太繞,太嗨的終究會“過把癮就死”,太繞的終究要在“一腔廢話”裡,尋找那“一句頂一萬句”,這正應了王朔很早就對馮小剛說的一句話:劉震雲是當代小說家裡面,真正能對我構成威脅的一位。

誰跟你比“嗑藥”啊,從從容容平平淡淡才是真,作家一律消解,沒有擰巴,這路自然就算走到頭了,劉震雲對王朔的威脅,僅憑這一條就已足夠。

最近有一個跟名人馬東同名的馬東,曾寫了一篇王朔,大概是在捧,但是他恰好寫出了王朔英雄末路的悲涼與無奈。

一再有宏大的計劃,想靠“巨牛逼”的東西捲土重來,要說什麼“退出是為了更大型更招搖地進入”,卻終究胎死腹中,或半路夭折,於是王朔就只好罵完魯迅、金庸和自己,再去訪談節目轉一圈,提前開始了老年生活。

這說得好聽是看破紅塵,說不好聽的,就是一塊遮羞布。不甘誰都會有,但忠於自己,寫不出就不寫,不瞎折騰,不賣自己的,才是真正的大家風範。

料想才氣過人的王朔和他的粉絲們,很難接受這一點:他的成功與那個價值失落的時代有關,是時代選擇了他,而非他選擇了時代。就像劉邦很難接受自己是“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一樣。

劉震雲的老師們曾經說,趙樹理是從一個村莊來看世界,所以寫出了李有才,魯迅是從一個世界來看一個村莊,所以寫出了阿Q和祥林嫂,身後有廣袤土地,並眼望世界的劉震雲顯然也有這樣的抱負。只可惜他認識上有了某種高度,卻滑稽、戲謔走過了頭,缺少真正典型的形象,世故太深,昂揚全無,要有更高級的東西,這還得等。

6

劉震雲有了大名氣,大成就之後,就跟許多人一樣,開始追本溯源,大談家人了。別人也幫著他談。

蔣介石當年是竭力想將他媽塑造成一代聖母,而劉震雲的家人和鄉親們則都是哲學家。他這種傾向到了小說裡,就是小人物們個個都蹦金句,就彷彿現在寫雞湯的公眾號一般。

劉震雲最愛談的是他媽、他姥姥、他舅舅,幾乎處處離不開。

劉震雲在寫作拉不開栓的時候,據說他媽看到他的苦悶,曾問了一句,寫東西的裡面,魯迅就是大個的嗎?劉震雲回答,很多人都奉他為祖師爺。於是他媽就跟王朔一個口氣,說道,那這事不這難。

魯迅的書我看過,後園有兩棵樹,一顆是棗樹,另一顆也是棗樹,這我都能寫出來。我賣醬油,一個是醬油缸,一個也是醬油缸,很容易。我就是識字少。

王朔當年的開竅之師,據說是鐵凝的《沒有紐扣的紅襯衫》,這就是由此發現了生活比戲更牛逼,原來身邊的人和事也可以寫,小說只要真實地表現生活就可以的意思,他與劉震雲在這裡很算是殊途同歸。好在他們都不像劉震雲他媽,絕不管棗樹、醬油缸後面的事。

這種事寫作大綱上都有講呢,劉震雲即便沒讀過古今中外那麼多小說,也早該有體會,不過這依舊可信。就是他那總被他稱為不識字,而自己說只是識字少的老媽,跟他討論文學到底該反映生活,還是揭示生活這事,好像太有點玩高深。

劉震雲提到他一米五六的姥姥,說她是割麥子的超級高手,幾里地遠的麥子,她能一氣到頭,把眾多大男人拋在半中腰。劉震雲有一次跟姥姥爐邊夜話,問,你為什麼能割那麼快?

姥姥說,我為什麼這麼快?我割麥子從來不直腰。你直一次,就想直第二次,第二十次,第二百次……你就永遠割不完麥子。

劉震雲也跟舅舅爐邊夜話,他舅舅有一次問劉震雲,你覺得你是笨人還是聰明人?劉震雲回答說不笨也不聰明。於是他舅舅就說了:世界上就怕這種人,要不你聰明,要不你是個傻子,你生活得都會非常幸福。像你這種既不聰明又不笨、不上不下的人,在這個世界最難混。記住我的話,不聰明也不笨的人,一輩子就幹一件事,千萬不要再幹第二件。

劉震雲跟他們不爐邊,不夜,其實也話不少,他還有位做木匠的舅舅,又曾說,我能成為一個好木匠,是因為別人打一個箱子用三天時間,而我用六天。

這些話綜合到一起,就都成了劉震雲的養分,而劉震雲的奮鬥史,也正體現了這些特點,所以他後來在北大演講時,就曾這樣總結:我們這個時代最缺的是笨人,要做笨人,老實人,不要搞投機,抄近路。

結果這話等手機事件出來,有好多人就說了,你不能只讓別人去做笨人,自己卻去做聰明人。

但是不管怎麼說,你總不能不承認劉震雲的作品是有相當的文學價值的,他文學上的成就,真就是不直腰,一鐮刀一鐮刀割出來的。他儘管不認為作家很高貴,也一直在力求技術上做到最好。別人用三天,他用六天,直到能“用宋朝的話說”,“端的寫得一手好個錦繡文章。”

不見得高貴的工作,他也能理解為靈魂的東西,認為作品考驗到最後,技術層面已顯得不很重要,要寫出好作品,還得有非凡的胸襟和氣度。

為什麼需要知識分子?他除了要考慮這個民族的過去當下,最重要的是未來。知識分子的眼睛要像探照燈,我們需要更多的探照燈聚焦,照亮我們的未來。我們這個民族最缺乏的,是遠見。這些也來自劉震雲在北大的講話。

劉震雲從文字上來看,的確是負擔了文學責任,想替孤獨的鄉親說話的,儘管他把這說成了就像他當瓦匠的大表哥,有責任為他壘雞窩一樣。

他似乎總想把某些東西掩藏在庸俗裡,像吝嗇鬼葛朗臺掩藏他的寶貝一樣,躲躲閃閃,連鬍鬚都帶著秘密。這真是一種說不盡的心態。

劉震雲的那些夜話、不夜話,其實沒什麼大毛病,他後來關於他姥姥的這段話,就更對:你從小跟誰長大,誰給你餵飯穿衣送你上學,那個人對你的影響一定是最大的,與他相依為命的姥姥,就是他的精神源頭。

實際上他這種尋根,是貫穿到整個鄉土,穿透到整個生命和心靈深處的,不過他姥姥對他最大的貢獻,絕對應該是這件事:

她有一個叔叔,一輩子沒有老婆,只跟家裡一頭牛做朋友。後來這頭牛死了,他好幾天沒有說話。忽然有一天,他說了一句,我走了,就再也沒回來。

人們能找的地方都找了,甚至井裡、河裡,但就是無影無蹤。

這事讓劉震雲大為震動,是什麼讓一個農民離開故鄉和親人,走去一個陌生的地方的?精神痛苦,精神上的高級流浪和漂泊,並不是知識分子才有。於是劉震雲接下來,就有了這樣的感悟:“一個人的孤獨不是孤獨,一個人找另一個人,一句話找另一句話,才是真正的孤獨。”並因為這樣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寫出了那部著名的《一句頂一萬句》。

作家需要有高度的敏感,價值發現來自特殊的領悟力和深刻的內涵,劉震雲就由此展現了他從日常瑣碎中挖掘深度人性的能力,這卻是他目前獲得聲譽最高的一部作品,也是他自己最滿意的一部作品。

動輒我們村的劉震雲必然山藥蛋味,作為作家的劉震雲必然孤獨,作為人的劉震雲必然世俗,作為編劇的劉震雲必然薰染名利,劉震雲就這樣,構成了他的複雜。

也因為他的複雜,結合了文學上的雄心,和傳統文人的責任感,使他壘起的“雞窩”,有了特殊的價值和味道,既鄉土、日常,又深邃、遠大,既下出的多是金蛋,又通通都粘著雞糞和雞毛。

7

劉震雲到了後來,也能夠說這樣的話了:

作家並沒有什麼高貴,就跟賣涼粉、做木匠的差不多,我自己這樣覺得,鄉親們也這樣覺得。我如果考不上大學,現在很可能是一個木匠,或者在搬磚,或者在開滴滴,做木匠其實也挺好,搬磚、開滴滴都挺好。

從職業和人格角度上說,眾生平等,作家當然不能算高貴,但是正如你不能把科學與殺豬並列一樣,你總不能說藝術和靈魂的職業,跟搬磚沒有什麼區別。中國寫東西的人,從網文開花的時候就沒有什麼尊貴感了,但是若說大家都能夠真正將這種搬磚跟那種搬磚同等對待,那一定是在騙小孩子玩。

人一旦有了高度,也就有了理論,理論上早就在說錢沒啥重要,做什麼都可以的馬雲,同樣也依舊在竭力開拓他的商業帝國。這肯定不只是坐在摩天輪上下不來的緣故。

好不容易走出來的劉震雲,絕對不想去搬磚、賣醬油,所以他終究要一步步走向王朔、馮小剛。

文學上的成就和聲名,並沒能為劉震雲解決他家的床,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先驅劉恆、王朔等一直站在文學的那一端在煽乎,於是劉震雲的變形記,就在潛移默化中,逐漸上演。

王朔儘管早已在跟馮小剛不斷說起劉震雲,但劉震雲與馮小剛的第一次見面,應該與王朔完全無關。

1993年,那位曾獲得北京十佳青年稱號的李玉安,正在魏公村開著一家京城酒樓,有一天,馮小剛與鄭曉龍、劉歡幾個,劉震雲與陳道明、張元幾個,恰好都去那吃飯,碰了面。

馮小剛那時候還一篇劉震雲的小說沒看,可見並沒有把王朔的話太當回事兒,他甚至一度還把這事給忘了,直到後來寫《我把青春獻給你》問了一下劉震雲,這才想起頤和園那次,並不是他們的“歷史性”初見。

只不過劉震雲雖然記得,那可能也只是他記性好的緣故,因為頤和園的那次見面,他拜訪的只是王朔,匆匆來,匆匆去,對站在外面的那個王朔小弟加鄰居,連招呼都沒打過,全當沒看見。

劉震雲後來用王朔的量詞形式說,那時候的馮小剛是這樣一種形象:上身穿一紅色套頭衫,下身穿一軍褲,脖子裡日夜掛著“北京電視藝術中心”的工作照,易感動,易激動,易喝大,也易發火,走路昂首闊步。而劉震雲則是到了2003年拍《手機》的時候,腰間還掛著一串鑰匙,活像一大隊會計,這弄得馮小剛終於鄭重地說了一句,摘下。他們的樣子都好拽。

等劉震雲不再像大隊會計了,馮小剛則又開始脖子上掛圍巾,像一偽老派知識分子,他們的進步怎麼看,都像是某種“返祖”。

劉震雲實際上在1989年寫《頭人》、《單位》的時候,就加入了馬未都、王朔、莫言、海巖、蘇童、劉恆、魏人、史鐵生等成立的《海馬影視創作中心》,邁出了第一步,只是他那時候還沒有影視商業產品。那後面的《一地雞毛》,卻是他自己送上門來的。

他寫好的劇本,起先是張元在拍,但是拍著拍著,廣電部忽然叫停。製片人高山忙跑去廣電部問,是劉震雲的劇本不能拍呢,還是張元不能導?廣電部的人回答,不是劇本的問題。於是高山立刻明白,趕緊轉頭與劉震雲來到了頤和園。

不打招呼的劉震雲走了,王朔說,劉震雲寫得很好,也適合你拍,錢都有了,你看看願意,立馬就能拍,結果馮小剛看後心花怒放,直覺得這回抄上了,撿了個大便宜,於是他隨後就在王朔帶領下,與劉震雲、高山有了一頓涮羊肉。

《一地雞毛》雖沒賺到什麼錢,但評價卻很高,一場交往下來,馮小剛對劉震雲的能力、見識,以及重複改稿的幹勁、認真勁也佩服得不得了,所以馮小剛那時對劉震雲的評價就是:看似雲淡風輕,實則刀光劍影;看似不鹹不淡,實則波瀾壯闊。一切都不露聲色,於無形中勢不可擋。

這就像諸葛亮、郭嘉、荀彧、關羽、張飛、趙雲合體的樣子。

喜歡談魯迅的劉震雲對孔乙己,又曾這樣說道:孔乙己最大的特點是什麼?是腿被打斷了。如果知識分子的腿被打斷了,他看到的遠處,比平常人還近。

環境和人性的力量非常強大,有些事再明白也未必能夠避免,這世上從沒有一個人是單純的,一面的,再大的作家也是人,再大的作家也是兩條腿,所以劉震雲從那時起兩條腿走路,一遠一近,甚其自然。

8

劉震雲自《一地雞毛》之後,就開始很了不得,等《溫故一九四二》、《故鄉天下黃花》、《手機》、《我叫劉躍進》等作品紛紛砸出,更簡直被各種榮譽和獎項雪埋,於是他09年的那部《一句頂一萬句》,倒顯得像是他對那個階段的華麗總結一般。

那時候他早年的同事們早就不再覺得他孤僻、木訥了,而是說他是“一棵悄然長成的大樹”,實際上他那時也的確已能舌戰群雄,對任何場合都應付自如,像變了個人似的。媒體往往把他稱之為幽默家和名利場的瀟灑玩家。

記者們早就蜂擁而至,全是頌詞,只不過09年後,來的更多的已經不再是讀書版的文化記者,而是跑影視的娛樂記者了。

以至於非常熟悉他的《南方週末》記者張英一面稱讚,說劉震雲是能夠同時在文學品質、大眾認可、影視娛樂幾方面都做到平衡的非常少有的作家之一,一面似乎也有點遺憾:“他會把他覺得不好的都藏起來……以這種非常世故的姿態,在觀眾媒體面前。說實話,他做影視之後,我看到的確實是,他學會了一種話語方式,那個作為作家的認真寫作的人,他藏起來了。”

早期涉足影視圈的劉震雲曾經說,大家覺得小說改編成電影,就好像良家婦女變成風塵女子一樣。我覺得應該倒過來看。小說變成電影並不是壞事,並不是作家墮落了。這說明那時候他還是覺得不安的,很有些怪味。

因為他進入的時候,頂多也就幾個文化圈的陽春白雪還會說說這種話罷了,大多數人並不認為這是壞事,是墮落,大家說的更多的倒是劉震雲不假清高。人家就是說,似乎也輪不到他,他前面早就有劉恆、王朔那幾個個大在頂著了。

2009年,劉震雲還曾對張英抱怨:“他們甚至不看我的小說,或者把電影當成我的小說。”但是他後面,卻又要說影視對小說的作用非常大,很多作家都是通過這種模式推廣、擴大影響的了。小說帶動影視,影視帶動小說,實際上他的聲名因為這個原因,的確比以前更高,更響亮了,他並沒有吃虧。

他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就是因為《手機》曾給崔永元三次道歉,說是是是,我就是想賺快錢,也仍舊推出了同名小說和電視劇,就是在今天仍舊非要把《朋友圈》搞成《手機2》,也還是會為了這種問題矛盾、糾結:

“至於說到立場,我不贊成影視界就是名利場,我也不贊成我就是影視圈的人。因為在電影界並不是很多導演改我的小說,實際上就小剛導演和現在的雨霖。那總不能說他們倆改了我的作品我就成電影圈的人了,那我有的時候去了菜市場買菜豈不成菜市場的人了。”

你只去菜市場買菜,當然不能算菜市場的人,但你現在是在影視圈賣菜,而且還是某電影公司的合夥人,有股份;影視界就是名利場,全世界都不例外,劉震雲把這種本無可非議的變身實在是弄得太繞了。

劉震雲的小說是從“棗樹”和“醬油”生髮,通過大眾喜聞樂見的平民形式、原生態,來展現一張由人性弱點、慾望、社會機制構成的無法掙脫的網,以及人在這種環境、人性強力下的掙扎、鬥爭、適應和扭曲的,這或許也是他自己的真實寫照。

他的成功也正建立在是棗樹又不是棗樹,是醬油又不是醬油,能讓不同的受眾獲得不同的體驗、感悟、快樂和震顫的基礎之上,但是他卻把自己也弄得是棗樹又不是棗樹,是醬油又不是醬油了。

《一句頂一萬句》的不同凡響之處,據說就在於發現了“說話”:誰在說,說給誰,最能洞悉人這個文化動物的精神孤獨和流浪狀態。人們真正要找的,就是一句掏心窩子的話,為了此,我們寧肯遠涉他鄉,浪跡天涯。

這樣的話,走出或迴歸,都很難找到,或許正與《一句頂一萬句》之父劉震雲有關。文化和經歷一旦把人養得太世故,太矛盾,太擰巴,太隱,太繞,太深,他就既給不了,也不肯給,尤其給不了,不肯給。

9

劉震雲1993年跟馮小剛有了第一次合作之後,就互相欣賞、接近了,很快地,就連馮小剛身邊的工作人員也與劉震雲熟得不行。

《一九四二》也是劉震雲主動送給馮小剛的,這之前馮小剛本就想要,但劉震雲以時機不成熟,拒絕了。而2003年《手機》的思路,則是這套人馬在閒聊中聊出來的,當時大家都嚇了一跳,生怕捉鬼捉到自己頭上,只有劉震雲說,我不怕。

深層的人性、環境揭示,一向使劉震雲著迷,鬼弄到崔永元身上,會生出這麼大風波,他既可能始料未及,也可能不在乎。

那時候馮小剛早奠定了他著名商業導演的地位,也不大可能在乎什麼。他們為藝術或商業獻身的精神非常可嘉,為成就自己,拯救人類,犧牲個把個體,根本不算啥。

哦,對了,這還是向中國電影一百週年賀歲。

馮小剛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更加發現劉震雲的不尋常的:現實生活與小說世界截然不同,很有城府,很狡猾,“劉老師真是一個老奸巨猾的人。”

這世上有多種飢餓,沒有人沒經歷過飢餓,但是能像劉震雲這樣,對飢餓產生深刻體會,並將它上升為既現實又超越的生存、生命哲學的,卻不多。

劉震雲的視角是特殊的,認識和見解是深刻而高超的,這表現在很多方面,無論歷史和現實,而他的小說就更無不深透著對人性和人情世故的洞察。

一個人能夠對人情世故的描摹到了如此瑣細深刻的地步,想簡單都難,這事馮小剛等人在交往過程中都深有領略,他還曾舉過例子,而劉震雲對自己的幽默還是這種理解:

“真正的幽默不產生於喜劇,不產生於小品,真正的幽默產生在悲劇中。當一個民族遇到的苦難特別多的時候,他們對於苦難,就會有一個幽默的態度。當幽默是一種生活態度的時候,你突然會發現,它就是我們這個民族生存的秘籍。認識到這個秘籍的人目前只有兩個,一個是魯迅,一個是我。”

觀察的角度、興趣點,決定了人在生活中看人做事的角度和興趣點,表現方法決定了鬥爭妥協的選擇和程度,一個人能用如此的幽默來消解生活,不容納也難,所以劉震雲就還有這樣的話:

我餓死的時候,想到的不是誰讓我餓死的,而是想到了馮小剛,他兩天前就餓死了,我比他多活兩天,值了。這種對抗災難的幽默感,是我們這個民族生存的秘籍。如果用幽默對抗嚴峻,嚴峻就會變成一塊冰,在幽默的大海里融化了。

劉震雲由此就把一種苦難下的人性荒誕,變成了一種人生哲學,表現力極強,批判力微弱,就像他認同吳組緗的“不要臉”哲學差不多。看三國有的人是看熱鬧,有的人是看門道,浸染深了,難免會有運用,所以才有了那句,少不看三國。

劉震雲也早已說過,他跟馮小剛是談價錢的,100,200,300,500,好成交,“文學有價,過這個村沒這個店。”而馬未都則曾說過,王朔跟馮小剛是互相利用的關係,都是為了錢,不是朋友,不要講曾經是兄弟。但是這種利用,是中性詞,人都是利用關係。沒有價值沒人利用你,被利用是好事,沒有價值的時候,那個圈子為一點事翻臉是經常的事。所以劉震雲的這這些做法,並無毛病,馮小剛的這種評價,也沒毛病。

但是這如果用魯迅來說,他真不一定認為這就是幽默,他在深刻的自我解剖下,更會警惕自己染上這種生存哲學。他不但會追問誰把他餓死的,也會追問誰把馮小剛餓死的,更不會因為馮小剛先死,就覺得值。他有極其憤怒,也有極其悲哀,遠做不到平靜和嬉笑式的幽默。

這如果用手機事件來說,似乎也可以這樣說,不理解財富給劉震雲帶來的變化,就難以理解劉震雲的選擇,不理解傷害給崔永元帶來的變化,也同樣難以理解崔永元的選擇,儘管崔永元的宣洩,並不代表絕對正確。

馮小剛關於劉震雲,還有一句話:“特別能勾著別人掏心窩子,原本大家對生活的認識十分樸素,‘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經劉老師三言兩語由表及裡一分析,茅塞頓開,從此養成‘看山不再是山,看水不再是水’的臭毛病。”這很可能就來源於劉震雲這種能力:

談虞姬,說她找了一個殺人手藝很好,但騙人不行的男人。項羽有忠厚、誠實的品質,劉邦是流氓,卻做了漢高祖,這樣的歷史對人的教育是什麼呢?

項羽誠實而無能,目光短淺,他短淺在不會耍陰謀詭計,一個找這樣的男人的女人會是什麼人?就是這樣一個女人,跟這樣一個目光短淺的男人,演繹了我們中國最悲涼的故事,霸王別姬。

這個故事的現實告訴我們,寧負天下人,不能天下人負我。它只有藝術價值,而無社會和政治價值,就是同情,也是廉價的。

而楊玉環、武則天的故事,則是反貞潔,反綱常,反道德,反人類的,我們卻寫成了感人故事。

潘金蓮的反綱常,如果是發生在皇帝身上,就會成為英雄。她只是殺了一個人罷了,而楊玉環、武則天殺了多少人?為什麼她們卻一個成了千夫所指,一個成了高尚?

——劉震雲是站在批判的角度上說這些話的,他這種眼光確實毒辣,然而他最厲害的是這種懂,最可怕的也是這種懂。

劉震雲有一個故事向來為人津津樂道:一次筆會上,大家都在食堂吃飯,劉震雲一坐下就誇王朔,王老師,你寫得真好,一連三天。王朔起先還謙虛,哪裡哪裡,寫得不好,但到了第三天,則就不客氣了,說,我也覺得我寫得挺好。

劉震雲馬上當著王朔的面,轉頭對馬未都說,一般人都扛不過三天。

很多人並不知道,王朔、馮小剛、劉震雲那個圈子,這類幽默其實是家常便飯,他們把互相誇當成一種娛樂,只有在面對外人的時候才是一種手段。當初就連大名鼎鼎的王蒙都曾著過他們的道,那些投資方、暴發戶就更不用說了。

王朔也曾想“捧殺”劉震雲,只是技遜一籌,他相比之下太誠實,太自負,又還是“頑主”那樣的真性情,老是在拿一個劉老師太令我們“絕望”說事,結果就被劉震雲一個“上帝眼下正握著王朔老師的手在寫作,王老師是上帝派駐文壇的使者”拿下。

劉震雲與王朔等人的此類幽默其實是有不同的出發點的。

說到高俅,劉震雲曾經說,高俅沒有利用林沖的弱點殺人,而是利用林沖的優點,喜歡寶刀。一個人如果喜歡利用你的弱點的話,不可怕,利用你的優點才可怕,所以誰誇我,我都提高警惕。

看透一切的人,會幽默沒看透的人,世故深了的人,會忘記還有不世故的人,自保有餘,運用無礙,或許劉震雲不懂專心於公益的妻子郭建梅為什麼會得抑鬱症,還有這個原因。

這絕對也是一種黑色幽默,劉震雲還可以寫寫這個題材。

10

劉震雲那個上帝握著王朔之手的“眼下”,未知是否暗藏機鋒,像馮小剛的雞賊一樣雞賊,事實證明,王朔還真有點“眼下”。

王朔在部隊大院的時候,劉震雲在鄉下,馮小剛在一個普通家庭裡。

王朔混起來的時候,劉震雲在掙扎,馮小剛“抬頭望見北斗星”,做了王朔的小弟。

王朔大火的時候,劉震雲在上升,馮小剛更在上升。

王朔與葉京開飯店,不靠場,而馮小剛無論做什麼,都親力親為,劉震雲不做其他,無論如何,都在寫寫寫。

王朔曾有明星夢,但是幾個回合下來,就夠了。有意思嗎?何苦呢?難道就不能安於一個觀眾看電影嗎?而劉震雲雖然也演過幾個角色,卻根本不感興趣,有幾次拒絕得葛優都說,你是最大牌的,我們都得等,而馮小剛則演就是了,演什麼都行,不怕苦,老炮兒神威無敵。

王朔還曾有志做導演,但是他卻只坐在那裡聊天,什麼都丟給馮小剛乾。朔爺,這麼弄行嗎?你看著辦。他最嚮往的事,就是身邊一直有馮小剛這樣一個工兵型的全能導演,但那隻能是好夢一場。而劉震雲也還是隻在那寫寫寫,他不像王朔那樣缺乏耐心,也不是搞不了關係,而是心無旁騖。

馮小剛是從美術助理,做到美術師、編劇、導演、大導演,劉震雲是從農村來到北京,從小記者到大作家、大編劇,他們始終沒有停步,而王朔是從大作家、大編劇,一路下滑,失去蹤影。他掙了那麼多錢,養肥了那麼多人,最終卻要靠別人接濟,住進舊“紅知”徐靜蕾為他買的別墅裡去,天知道他都幹了些啥。

王朔是自己把自己的才氣、資源蕩盡了,書生意氣、人性弱點一樣沒擋住。他因契合時代而成功,也正與時代的不足相契合,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馮小剛再有問題,也有一般人難以企及的生存發展能力,他不管做到多大,也還有創造力,不管有多少錢,也不是敗家子。拼得起,守得住,這就是貧家子弟、實幹家,更優於一般富家子弟、夢想家的地方。

而劉震雲就更不一般,他轉戰於兩個戰場,依舊不像一般人看到的那樣迷失,甚至根本就從未迷失。賺錢不是罪,有偏不可以概全,世故不用於害人的話即便稱不上智慧,也至多是狡猾,他的賺錢歸根結底只依靠一棵大樹。

一個手機事件並不足以否定劉震雲的全部人品,文學成就就更與此無關,總的來看,劉震雲無論作為作家,還是編劇,都是很嚴肅的,他雖然已經置身於影視娛樂圈,但依舊不同於一般名利場中人。

他最足以令人驚歎的,正是清醒遊走於其間的定力和能力。

《一句頂一萬句》殺青後,他從片場一回家,就立刻把自己關到書房,繼續他的新小說去了。他能夠從鬧哄哄的那邊,迅速把腿邁到這邊,安靜下來。

身份的轉移,角色的變換,習慣的轉換,思維的推拉,都迅速到位,就像機器人一般。他寫作時,手機就是能一天都不看一眼。

最擰巴的作家劉震雲,在這裡卻又不擰巴,他的智慧至少可以使他在這種角色上不擰巴。

中國其實有三個劉震雲,一個是小說家劉震雲,一個是編劇劉震雲,一個是小說家、編劇合二為一的劉震雲。

小說家劉震雲依舊是一個笨人,編劇劉震雲雖然依舊很嚴肅,但肯定已經不是笨人,而小說家、編劇合二為一的劉震雲,則無疑就成了他小說的象徵,既真實,也荒誕,既和諧,也悖論。

他本身就是一個魔幻的活體。

END

文 | 九鴉

圖 |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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