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香港提出将租借大湾区30平方公里建60万港人新城”引发媒体和大湾区市民的关注。

其核心的信息是：为解决香港的土地问题，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郑耀棠近日建议由香港特区政府向中央要求，在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内租借30公里土地给香港兴建新区，预计可容纳60万港人居住，新区内实施香港法律，由香港管辖。此举是缓解住房需求的最理想方法，同时可带动当地经济。他表示已就该建议与中央官员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交流，并将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将建议形成港区人大议案，正式提交。

郑耀棠表示，香港回归21年来，地价腾贵，土地储备大都纳入私人地产商囊中，基层住房缺口愈来愈巨大，现在轮候公屋人数已逾27万人，超出公屋申请门坎又买不起私楼的港人更数以十万计，而基层困居劏房怨气累积，随时有些导火线就会形成燎原大火，威胁社会稳定。

郑耀棠透露，自己早前与同事往惠州、珠海、中山等地考察过，他心目中的选址是靠近香港、未充分开发的半岛区域。

他说这样的地方不少，而且大都较为落后，人口密度低。当地官员亦反应正面，因为相信计划能带动当地经济。

一石击起千层浪，此言论引发大湾区的各方人士热议。赞成者有之，否定者也不少。如何来看待这个事件？

我认为仍然要跳出香港看香港。

首先，看看北京。雄安新区设立的背景，其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解决“大城市病”问题…… 而雄安新区正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关键点。

据北京市发改委剖析了北京“大城市病”问题的四大根源，指出，北京“城市病”的根源在于功能过多，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才是治理“城市病”的良方。北京“城市病”根源之一：北京人口增长过快。北京“城市病”根源之二：交通拥堵。北京“城市病”根源之三：从资源能源看，水资源短缺能源匮乏的状况决定无法承载过多功能和产业。北京“城市病”根源之四：从环境看，大气污染形势依然严峻，空气质量远未达到国家新标准，PM2.5污染治理成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重中之重。

所谓“对症下药”，北京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优化了城市定位，并把其它功能转移到了雄安！

2015年就出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可以看出：京津冀整体定位是“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三省市定位分别为，北京市“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天津市“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省“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

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形成北京新的两翼，有利于有效缓解北京“大城市病”，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

那么，回到深圳来看。深圳已经把总面积468.3平方公里，有6个福田大的深汕合作区划入第11区，大有深圳版雄安的味道。但深汕合作区主要是解决深圳城市土地难以为继的发展之困，而解决深圳大城市病却仍需其它方案。

深圳为破解“大城市病”，比如特别制定了《深圳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7—2030年）》，主要靠创新来破解，甚少提到要建立新区、合作区之类。事实上，深圳因为地少人多的因素，很多人选择了公租房、安居房或人才房，而房价太高，让很多人选择了临深的东莞、惠州、中山，尽管如此，政府认为还不够，希望未来在在深莞惠经济圈（3+2）合作机制上，参照深汕特别合作区有关做法，推动在东莞、惠州邻近深圳地区划出一定区域，规划建设跨行政边界的功能协调、产业互补、成果共享的区域协同发展试验区。

这些或许对香港有很大启发。

那么先来看看香港的“大城市病”吧。

据媒体报道：9月3日，香港土地供应专责小组主席黄远辉在一场土地咨询会中表示，香港在土地供应方面确实已经滞后，与此同时，香港的每一个人无不在为土地供应的不足付出沉重代价。包括短中期、中长期以及概念性共18项土地供应选项，成为香港新一届政府试图解决土地难题的试点方法。

而在诸如填海项目所需成本、楼房容积率高低以及新界土地如何开发等关键问题上，港府与社会各界的分歧一直存在，且短期内难以达成共识。这预示着，要真正为香港找到一条解决短、中、长期土地供应问题的万全之策，仍困难重重。

根据2016年公布的《香港2030+》规划研究，香港在未来30年需要的发展土地为4800公顷，如果扣除已经落实发展的3600公顷，长远欠缺1200公顷的土地（12平方公里），即相当于60个维多利亚公园的土地面积，当中包括300公顷经济用地、200公顷房屋用地、700公顷休憩及社区用地。

与此同时，人口却在不断增长。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陈茂波曾指出，香港人口将会由2014年的724万，增长至2043年的峰值822万，香港需要寻求更多的土地供应以应付长远的社会及经济需要。

一个残酷的现实是，与逐年增加的人口数量相比，香港每年落成的房屋数量却不升反降。据悉，2007年至2016年间，香港平均每年落成的房屋数量仅有2.57万伙，相对于1997年至2006年的10年，下跌了超过五成。

以香港目前的公屋为例，相关数据显示，目前的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已经达到5.3年。而这只是第一次轮候，若加上第二、三次的轮候，时间可达七到八年，甚至更长。

而以林郑月娥在香港立法会作了她就任特首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时说：“在众多民生议题中，房屋问题是最严峻、最棘手、最复杂的，但同时却是市民最期望现届政府能以创新思维，大刀阔斧可解决的问题。今日房屋供不应求、楼价飙升、既有外围的因素，也有种种内部成因。本届政府有决心并会尽最大努力去扭转这局面。”

施政报告提出：无论是要解决市民置业难，还是居住环境差的问题，都一定需要增加土地供应。多年来，政府已提出不少增加土地的策略，包括在维港以外填海、改变土地用途、增加土地发展密度、开拓岩洞空间、加快市区更新和发展大屿山等；2017年9月成立的「土地供应专责小组」（「专责小组」）将推动社会以全面、宏观的态度，去检视不同土地供应选项的优劣，并凝聚社会最大的共识。

根据报告获悉，1985年至2000年，香港平均每年填海面积200公顷，而在2001年至2015年的时间里，平均每年填海面积仅为40公顷，明显落后于2000年以前的填海速度。同时，自1970年代起，香港先后新增荃湾、大埔、粉岭、天水围、东涌等9个新市镇，而自2000年以来，再没有新市镇的落成，这些新市镇中，大部分也由填海得来。

2016年的《香港2030+》规划提到，东大屿都会作为跨越2030年两个策略增长去之一，主要涉及香港岛和大屿山东部之间填出1000公顷面积的人工岛。

2018年8月，香港团结基金会进一步提出加强版的东大屿都会计划，在原本计划1000公顷基础上建议将人工岛扩大到2200公顷，计划预计可提供25万至40万个住宅单位，容纳70万至110万人，“充分解决香港土地短缺问题”。

在土地咨询会上，黄远辉却指出，这种大规模的填海项目所需要时间一般达到10-15年，面对香港目前迫切的土地需求，只能作为“中长期计划”进行。

9月5日，香港的一场“土地问题”研讨会中，有人士指出，若要进行东大屿都会填海项目，其成本或将高达一万亿港元，这么大规模的资金需求，如果想要通过立法会申请拨款，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林郑月娥很了解香港的长处，比如最近在泛珠论坛上说：第一，是打造大湾区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香港拥有多所世界级的大学、雄厚的科研实力、健全的法治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第二，是便利香港的优势产业落户大湾区，特别是在医疗和教育产业两方面。内地在这些产业有市场需求，双方可互补不足。

第三，是透过政策创新和突破，加强香港与大湾区，以至泛珠省区的互联互通。中央自去年八月起已出台多项便利港人在内地发展的具体措施。今年八月，《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正式出台，让符合资格的香港居民申请领取居住证，依法享有就业、教育、医疗、旅游、金融等多项服务和便利。这不仅回应了香港市民多年的诉求，更可以促进大湾区建设，辐射带动泛珠三角区域发展。

林郑月娥也知香港痛在何处，只是一直在做。比如第三点，《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正式出台，是回应了香港市民多年的诉求！

香港的“大城市病”，本质就是高成本的房地产的问题，但要想“治”，必须依靠大湾区。如何重新定位11个城市功能，这也正是大湾区规划所要考虑的方向吧。正如广东省省长马兴瑞所期待的：“努力解决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技术流的高效便捷有序流动和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问题，更好地发挥“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法律制度、三种货币的优势”。或许这也正是粤港澳大湾区应该要承担的。

未来的大湾区新城，或许会腾空出世，但绝不能出现的是香港的“大城市病”投机、炒作的传染，如果要打造”香港版雄安“，那要先想好，什么产业？未来的大湾区香港新城，应该是”产城共融“的新城，而非简单的“睡城”吧。

笔者曾发表文章认为，深圳人正在等待一个大消息！这也是香港人的同感吧。历史上来看，香港从来没有这么积极融入大湾区、内地。

延伸阅读

香港研“新填海计划” 再造半个九龙岛

香港连续24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但近年来却被土地房屋问题的阴霾深深笼罩。

过去十年，香港私人住宅价格直线飙升，而工资则仅有小幅增长，高昂的楼价让很多香港市民“望楼兴叹”。楼价中位数与收入中位数的比率已由2011年的11.4激增70%至去年的19.4。这意味着大部分香港打工族需不吃不喝19年才能买得起楼。

“香港长期缺乏土地导致楼价高昂，严重影响民生，很多市民被逼住劏房（面积狭小而被分割的房屋），政府要设法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未来几年的土地需求需谨慎处理， 填海工程或需10年的时间，因此政府也应考虑其他方式,多管齐下提供更多土地供应，例如公私营合作、释放私人土地、一地多用、收回棕地等方案。”香港前特首董建华在8月7日的团结香港基金会议上指出。

相当于半个九龙岛

事实上，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近日也多次公开表示，填海才是解决香港土地供应短缺的根本方法。7月12日，她在立法会出席答问会时坦言：“解决土地问题，社会要有广泛共识。长远来说，在维港（维多利亚港）以外填海是无可避免。”

2017年9月，特区政府成立了土地供应专责小组，并于今年4月底提出18个土地供应选项，并展开为期5个月的公众咨询。其中短期选项包括棕地发展、私人的新界农地储备等，中长期选项则包括发展东大屿都会。

东大屿都会的概念最早是特区政府《香港2030+》研究提出跨越2030年的两个策略增长区之一，涉及在香港岛及大屿山之间的中部水域拓展土地面积超过1000公顷的人工岛，并提供策略性运输基建设施，作为除中环、九龙东以外第三个核心商业区及智慧型新市镇。

“香港正面临人口加速老化的挑战，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超过120万，预计到2036年还会激增一倍至240万，对医院、安老院和社区中心的需求大大增加。同时，到2046年，香港楼龄超过70年以上的私人住宅单位将超过30万个，旧区重建的问题将日益迫切。”团结香港基金总干事郑李锦芬在8月7日的记者会上表示。

同时，该基金会8月7日公布了”强化东大屿都会”计划，倡议特区政府借鉴以往新市镇的发展模式，在香港岛与大屿山之间的中部水域，建造面积相当于半个九龙的2200公顷人工岛，兴建25万至40万个住宅单位，预计建成后将可容纳70万－110万人口。

“土地供应专责小组列出的18个选项中，从成本效益、规划配套以及业权纠纷风险等不同角度考虑，只有大规模填海造地，才可以扭转局势，”郑李锦芬坦言。

填海，不仅仅是香港

根据《香港2030+》研究，香港未来30年土地短缺将至少达到1200公顷，其中包括约230公顷的房屋土地需求。过去五年，香港实际住宅供应与政府“长远房屋策略”目标相差9.43万个单位。

“香港土地不足，归根结底，是因为过去十年政府停止积极寻求新土地供应，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建造东涌新市镇后，香港再无任何新市镇落成。香港缺乏长远的全面、策略性土地供应规划，长远来看会造成庞大的土地容量短缺。”团结香港基金政策研究院主管黄元山坦言。

由于香港地势多山以及可发展土地有限，政府一直靠填海造地来增加可发展用地供应。特区政府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香港约有70平方公里土地是通过填海取得，占香港土地总面积约6%。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特区政府在荃湾、沙田、屯门、大埔、将军澳等地陆续填海造地。然而，以2000年为分界线，香港填海造地的步伐几乎停滞，1985年至2000年填海造地共有3000公顷，每年约200公顷；而2001至2015年仅填海造地约690公顷，每年仅40多公顷，降幅达到大约80%。

相比之下，亚洲其他各大城市则积极填海，增加土地供应。韩国填海打造了“新万金经济区”，面积超过2.8万公顷，相当于半个首尔的面积；“狮城”新加坡过去50年填海造地面积达到其国土面积的五分之一；深圳过去30年填海造地近1万公顷，并计划再扩大5500公顷。

需时11年分两阶段进行

而现在，为了缓解香港日益加剧的土地短缺和房价飙升问题，填海造地已迫在眉睫。

自2003年起，香港房价已创造了连续15年上涨的“神话”，这是香港历来最长的房价上涨周期。香港的私人住宅售价指数由61.6点飙升至去年的333.9点，过去14年涨幅超过4.4倍。相形之下，2016年香港家庭每月收入中位数仅为2.5万港元，比10年前仅上升了45%。

“根据初步可行性评估，按照2018年1月的价格估算，强化东大屿都会计划的填海成本约为每平方英呎1360港元，相比之下，收回新界私人农地的成本最高可达每平方英呎1500港元，而连接该人工岛与香港其他地区的三条铁路、三条公路的建筑成本大约为每平方英呎650港元。”奥雅纳工程顾问董事刘伟棠表示。

根据估算，填海工程至少需时11年，可分两阶段进行。同时，该计划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创造一片面积庞大的可开发土地，而收回农地能得到的则是分散、零碎的地块。

事实上，据特区政府的测算，在回收农地等非“熟地”上发展地产，大多会涉及复杂及不确定因素，比如前期规划研究、多个阶段的公众咨询等，整个过程平均耗时11-14年。“熟地”则一般已有合适规划，不需要进行收地、清拆、重置现有设施、地盘平整或提供额外的基建设施。

香港城市规划回顾与展望

摘选自《国际城市规划》2017年第3期p6-10。

作者：凌嘉勤，香港规划署前署长（2012—2016），香港大学名誉教授。

回顾香港开埠至今170多年，不算长却也不能说短的城市发展历程，期间挑战重重，难关处处。西方城市规划的理论及实践被引进香港，逐渐构建了与香港本土情况相互适应的规划理念、策略及体制。

城市规划范式

相对于西方土地资源较丰富的情况而言，香港总要面对人口多而可开发土地少的挑战。自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末，平均每10年增加100万人口；进入21世纪则降低至每10年增加50万人口。2014—2044年，预计香港的人口仍会增加13.5%（约98万人），家庭住户数会因为同时受平均每户人数下降而增加得更快，达20.4%（约50万户）。

今天香港经历了不同年代的规划及实践，高密度紧凑型的城市发展模式能够充分考虑环境、保育等因素，配以合理的空间布局及恰当的公共设施和休憩用地，加以高效的市政服务和城市管理，成功为市民构建了便捷而又充满活力的城市环境，成为现代城市发展模式的一个典范。

以公交为导向的高密度紧凑型城市发展模式，现已普遍成为全球规划界认同的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香港在这方面是先行者，更是坚定的实践者，为世界城市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范式和参考。

新世纪之初的演进

自1997年回归到踏入21世纪，香港城市规划的演进也许可以归纳为三方面的蜕变：（1）制度更公开及透明；（2）工作范式更多元与包容；（3）多中心、多轴线空间发展模式的形成及强化。

香港人口与职位地点的空间分布（2014）

《2004年城市规划（修订）条例》的实施，使城市规划制度在规划信息的提供、公众发表意见的渠道、城市规划委员会对规划申请的审议、法定图则的制定和公众申述的考虑等方面都有更公开和透明的安排。

“发展主导”这个曾协助战后香港有效应对众多挑战的规划范式，虽然仍是规划工作的主流，但其在操作上必须更为多元与包容，才能应对现今复杂多变的挑战与诉求。

新发展周期的主要规划倡议

目前香港的新市镇发展已进入新周期，我们现在以智能、环保及具抗御力的概念规划及发展新一波的新市镇，为市民创造更宜居的城市环境。这些新发展区包括古洞北、粉岭北、东涌东及西、洪水桥及元朗南，它们正处于不同的规划级发展阶段，将成为新一批宜居的智能新市镇。在规划新一波的新市镇时我们提出四大倡议。

（1）平衡就业及居住的需要。

以往新市镇侧重发展房屋以应付人口增长，令新市镇的居民需要长途跋涉往返市区工作。

（2）尽可能实现“城、乡、自然共融”。

（3）营造绿色宜居环境。我们会在新发展区内致力于创造绿色低碳的生活环境。新发展区采用TOD模式，以铁路为交通骨干，未来人口的80%将布置在距离铁路车站及公交交汇处的500m范围内，居民日常生活因而可以多步行、多骑行。

（4）通过地方营造概念，在新发展区的中心点提供优质公共空间，以缔造归属感及加强城市活力。

这些新市镇概念将提供更均衡和设备更齐全的社区，使市民的生活质量大大提升。长远而言，每个新市镇均能发展自己的特色，力争成为新市镇发展的范例。

跨越2030年的规划远景与策略

刚在2016年10月公布的《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规划远景与策略》（以下称《香港2030+》）是我们在全港层面上的最新规划构想——致力于智能、环保及具抗御力的城市策略，推动香港成为一个宜居、有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亚洲国际都会”。

我们检视了相应的主要规划方向和策略，并建议了三个元素——规划宜居的高密度城市、迎接新的经济挑战与机遇、创造容量以致可持续发展，并建立了一个概念性空间框架。

（1）《香港2030+》首个元素是“规划宜居的高密度城市”。

集约而高密度的城市形态令香港便捷、高效和活力充沛，但同时亦衍生出不少问题，例如狭小的居住和工作空间、交通堵塞和热岛效应等。

为使高密度集约式城市更加宜居，我们建议采用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改造密集发展的市区，另一方面优化新发展区。

通过优良的城市设计、合适的发展密度和混合利用，改善行人环境质量，提升都市的流动性和可达性，重塑公共空间并改善公共设施等，我们希望为市民提供更好的居住及生活环境，提升市民整体的生活质量。

与此同时，我们亦建议更新日渐老化的城市结构，使旧区成为富活力、安全又舒适的地方。

此外，我们亦认为需要提供更多土地和空间为政府、机构及社区所用，以容纳政府及社区设施及服务，并增加休憩用地的供应。

（2）《香港2030+》第二个元素是“迎接新的经济挑战与机遇”。

踏入21世纪，中国内地经济发展迅速，加上大力推行的自由贸易区及“一带一路”等政策措施，将对全球经济格局带来重大改变，再加上内地与香港经济日益紧密，香港将面临巨大的经济机遇。为应对这一趋势，我们必须继续力争上游，迎合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为确保香港经济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提供足够土地和空间，以应付当前的短缺乃至未来各类经济用途的需求；促进经济领域多元化，并创造技能层面广泛的优质职位；促进创新科技与合作；提供足够和合适的人力资源；适时提供足够的基建配套设施。

《香港2030+》已就巿场主导的经济用途（包括甲级写字楼、一般商贸和工业）对未来土地和空间的需求做出推算。政府亦已就各项政策主导的经济用途（包括科学园及工业邨等）的长远土地和空间需求做出估算，力求能提供足够合适的土地，支持香港经济的长远发展。

（3）《香港2030+》第三个元素是“创造容量以达致可持续发展”。

为了实现香港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一种优化的策略性规划模式，利用智能、环保及具抗御力的城市策略，全面地创造发展容量并提升环境容量。

在创造发展容量方面，这一经优化的策略性规划模式不单旨在应付按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趋势推算出来的土地需求，亦从长远的角度预先积极创造足够土地及空间，包括潜在需求和现时未能预见的情况，以应付不时之需。

这有别于以往以需求主导的规划模式，旨在避免香港在过去10年土地供应一直落后于需求的情况再度出现。

在提升环境容量方面，这一经优化的策略性规划模式旨在创造、提升及再生环境容量，并把环境保育及生物多样性纳入考虑过程，以做规划及决定。其中除了避免在环境和生态敏感地区进行大力开发外，亦通过主动的保育方案、适当的管理、恰当的规划和设计，以及减少消耗资源和污染措施，创造环境容量并推动其再生。

（4）《香港2030+》亦提出了一个明确的策略性概念空间框架，把上述三大元素转化到空间规划，为土地及基建发展提供指引，让香港得以可持续发展。

建议的空间框架主要包含三个部分：

一个都会商业核心圈，包括传统商业核心区、九龙东的第二商业核心区，以及东大屿都会的第三个商业核心区；

两个策略增长区，即主要通过填海开拓的东大屿都会，以及主要通过综合规划及善用棕地和荒置农田拓展的新界北；

三条发展轴心，即西部经济走廊、东部知识及科技走廊，以及北部经济带。

为配合上述的空间框架，两个策略增长区将有铁路和公路支持，但有关建议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总结

香港经历了不同年代的规划及实践，高密度紧凑型的城市发展模式充分考虑自然环境、经济繁荣、文化保育等因素，配以合理的空间布局及恰当的公共设施和休憩用地，以及高效的市政服务和城市管理，为市民营造了便捷而又充满活力的城市环境，成为现代城市发展模式的一个典范。

在高密度紧凑型城市模式下，如何不断改善城市的宜居度、正视气候变化、重视科技发展，将继续是香港城市规划师最大的挑战，更是一项没有句号的责任。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

深化粤港澳合作，是中央坚定不移地推动“一国两制”伟大事业继续前进，支持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重要举措。

2017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

年初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后，国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已经启动。珠江入海口，一个世界级湾区的雏形正在显现。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自贸片区和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座核心城市，与纽约、旧金山、东京等国际一流湾区比肩，打造全球创新高地，携手构建“一带一路”开放新格局……

在迎接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粤港澳大湾区探路中国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的使命与愿景，将变得更加清晰可触。

6月29日，广东省发改委副主任吴维保透露，目前，广东省发改委已会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等国家高端智库，初步明确了粤港澳大湾区的目标定位、发展方向、重点任务，配合国家发改委形成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上报稿。

大桥即将贯通 完成湾区交通闭环

据最新消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近期将全线贯通，预计年底前通车。一桥飞架港珠澳三地，届时从珠海到香港只需半小时车程。

从经济体量来看，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GDP总量达到1.3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旧金山湾区，未来有望成为超过东京湾区的亚洲经济总量最大的湾区城市群，处于全球经济第一方阵。

从区位优势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由珠三角9个城市、香港和澳门组成，地处“广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三大经济圈以及香港、澳门两大对外窗口城市的深度融合区域。并且与海上丝绸之路沿海国家、沿线国家海上往来密切，地理和生态环境优势明显。

湾区经济还是该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选择。广东省社科院宏观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陈再齐向记者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尤其是沿海发达省份依靠政策红利和低成本要素驱动，迅速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广东即是其中的典型。而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所提倡的科技创新等要素，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也将助力广东省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迈向更高阶段。

融通三地要素 参与国际中高端竞争

从历史发展脉络看，粤港澳一体化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一直持续至2003年，其特点是以“前店后厂”为形式的制造业垂直分工；2003年至2016年是第二阶段，进入以服务贸易自由化为核心的产业横向整合期；现在即将进入的，是以湾区经济为载体共同参与国际中高端竞争的阶段。

从经济层面来看，就是要打造大湾区“经济共同体”，建立开放、共同的商品和要素市场，减少各种有形和无形的经贸壁垒，促进区域内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分工，成为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最畅通、最活跃的地区。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在我国乃至全球发展中的定位，广东省社科院专家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将建立一个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基地，打造双能驱动的产业模式，同时利用庞大的消费潜力和创新活力，建造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区。

总体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实施能够结合各个城市的所需、所长，带动港澳及内地经济协同发展，提高各城市在国家和区域发展中的功能和定位，不仅可以帮助港澳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中，同时国家的发展也可以推动港澳发展和港澳的长期稳定繁荣。

超越制度壁垒 创新合作方式大有可为

香港和澳门都分别实行“一国两制”，法制和经贸方面也分别是三个独立的法律体系和关税区。如何在此种背景下，实现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等经济基础要素的自由流通，是专家学者以及各类市场参与主体共同关心的话题。

对于“一国两制”和三个独立关税区，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认为，多元制度格局反而可能成为制度优势，为对接国际、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加灵活的制度安排。

自由港、特别行政区、经济特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在大湾区的制度叠加效应，扩大了贸易和产业合作的选择面。

以香港为例，由于是“一国”的一部分，让香港搭上了国家快速发展的列车；另一方面，香港保留了原有制度，实行自由经济政策，港元和美元挂钩，金融市场开放，出入境相对开放和简易，与国际商业市场完全接轨，也有“两制”之便。

对接“一带一路” 打造对外开放巨型枢纽

“探索粤港澳三地的长效治理机制，一方面是功能的提升，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个经济体，可以降低区内各经营主体的成本，增加其活力和动力；另一方面，是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项试验。”广东省社科院海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明认为。

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最新报告则指出，大湾区的建设目标，不仅是成长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还包括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世界著名优质生活圈，以及全球最具活力经济区。该报告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城市群最靠近沿海市场的地理节点，基础设施便利，供应链网络发达，而且在电子、建筑、能源、金融、电讯等行业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特别是有港澳两个自由港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广东）前海、南沙、横琴片区，国际规则和制度接轨程度在国内也是最高的。

该研究院建议，大湾区总部辐射半径要延展至东南亚、中东和非洲等海上丝路沿线区域。大湾区要携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布点，一方面联合搞投资项目，搞大型基建、专属园区，推动能源、产能走出去。另一方面携手跟住“项目和资金”，盯住大型央企已经推出的大项目，为这些企业的沿线投资做侧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