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路上有隱喻
很多人不喜歡拿壹基金與紅十字會相比，這種比較會讓他們敏感地使用某些處事的技巧。因為，這種比較會被自然地置入好與壞、落後與先進、為民與為官、官家與民辦等對立狀態中。尤其是在雅安地震後，這樣的並置會讓兩下都感到尷尬，這種心結難解。
可是，紅十字會成立100多年來，它並不是一開始就是現在這個樣子的。在知曉了紅會的歷史後，對它不能左右自身命運的同情或者會增加，至少令人對這個龐大機構的沉浮有所心得。然後，再以紅十字會的歷史觀照壹基金的來路，有一些重要方面是可以比喻的。
紅十字會成立初期，實際上存在著北京總會與上海總辦事處兩處所在。前者是紅會合法性的來源，為清政府把持，令紅會具有官辦屬性；後者是其執行基地，沈敦和等上海灘的商團利用常議會的權力架構行使實際控制權。京滬兩地展開了長達數十年的明爭暗鬥。
紅會歷史上的這種權力鬥爭，其實可以總結為官辦與商辦（民辦）之爭。只不過因為以當時稀少的公益組織來講，不是組織與組織之間的爭鬥，而體現為政府與公益機構之間的直接對壘。輿論對商辦的紅會並不利，然而沈敦和藉助常議會的掩護，也得以展開這種爭奪。
北方與南方兩個權力中心對紅會的爭奪，最終經過特殊的戰爭年代的需求分出高下，沈敦和他們退場，紅會改性，由商團民辦變為官辦官有。在經過幾十年的好日子，一直到汶川地震之後的醜聞風波，紅會重新發現自身面臨著歷史上差不多的境況：官辦VS民辦。
紅會到了今天已經是公益慈善體制的代表機構，這麼說，既不是諷刺它，更不是否認它。這就像壹基金對紅會的態度那樣，前者曾經是後者的掛靠項目，沒有紅會就沒有壹基金—這在某種意義上是成立的。壹基金不願意被拿來與紅會對比，應該隱含了歷史認知。
雅安地震以後，壹基金接受的善款超過3億元。與此形成對照的是，紅十字會在社交媒體上受到輿論的“羞辱”。儘管紅會倚重其強大的體制內動員能量，仍然接收龐大規模的救災錢物，但在輿論認知上，自有分野。可是，“輿論”並不等於現實。
壹基金與紅會被放到矛盾地位的情形，很像是“穿越”到了紅會的早期階段。不同的是，官辦與民辦之爭，從一個組織內部分化出來，成為兩大機構之間至少在“標籤”上的較量。歷史地看，如果紅會無法把握自身的變遷，壹基金又當如何自處？
過去，是紅會一家機構的變化，現在則是整個公益環境與社會生態的變化。無論壹基金是否願意進行這種比較，“對比”都存在。這種“比較”本身有意義嗎？這個很難講。但在某些人看來，他們是不希望看見這種“分野”擴大的；即使有，也要給予抹平。
公益機構之間的差別是現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是在今年的環境下，講起來就有點難度。事實上，紅會本身也在財務公開等方面有進取，但紅會成為什麼樣子，從根本上講不是它能夠主導的。紅會作為公益的存量，壹基金作為增量，勢必要走不同的路。
紅會在歷史環境下經受了機制上的“改換門庭”，這不是偶然發生的，紅會的改變指出了公益機構面臨的某種限度—商團辦公益，在做大做強後，即使不考慮輿論因素，也將要面對的挑戰。這是紅會歷史給予壹基金的思考題：紅會的限度會成為壹基金的限度嗎？
商界有頭有臉的人物都說要“在商言商”，以一流商人組成的壹基金董事會，要怎樣在“在商言商”與“公益共和”之間劃出必要的防火線？劃線，還是不劃線，總歸是個問題。紅會的上海屬性沒能抵擋得住北京屬性的南下，壹基金在南來北往之間，也許費思量吧。
沈敦和定律，作為商辦慈善早期命運頹勢的縮寫，照樣遺留到今日求解。沈敦和坐南迎北，折衷於當道，最後也是嘆勢比人強。而今，商界群英力保壹基金良性發展，不知對此“沈敦和定律”有無更好的出路解決，歷史又回到了現在，又得如何周旋才好？
政治化中的專業化
中國每年大中小等級的災害無以計數，災害的政府壟斷色彩濃烈。在“多難興邦”的積極口號下，災難成為某種機會，用來增進某些關係的紐帶。在這種情況下，專以救災為志業，並且在救災之後的重建過程中亦有不凡理想，壹基金以此追求專業化的質地。
汶川與雅安地震，對公益界來說，意識實在重大。事實已經證明，前者對公益舊秩序的衝擊並非顛覆性的，但確實引發公益在民間的大眾認同，進而在金援、參與等方面青睞民辦公益。以此為勢頭不減，雅安地震則將壹基金拱到最前列。
如果沒有雅安地震，壹基金是否還是現在這個模樣？很難說。誇張點地比喻，可以說“震出一個新的壹基金”。這裡的新，不只是行業地位與美譽度方面，還指向壹基金以此為契機，對上下游及自身救災程序及網絡的梳理、參與營造等，決意在救災專業化上用功。
雅安給了壹基金一個機會，那就是將民間重建帶入到與政府重建相比肩的境地。這個機會的獲得，一方面依賴於國家救災模式轉換，雅安享受不到分省支援的便利，另一方面是壹基金良好的信譽口碑，使得它與一眾民間基金與組織能夠施展專業作為。
壹基金在雅安的重建項目預設三年左右期限，這個時間，對壹基金也有重要意義：等到這個時間過去，不一定是什麼樣的局面，誰也難預測，因此，在這個有限時間內，要試驗的就試驗，要坐穩做紮實的必須做到位。這個窗口期不只對重建，也對壹基金能力提升構成壓力。
從某種程度來說，壹基金要履行數億元社會捐款的義務—在捐贈者那裡，或許對救災及重建的複雜性難有體會，甚至也不打算了解，但是當壹基金在執行過程想要積累相關經驗時，就會發現這種“公益信託”也帶有某種強制性，公益專業化的“雅安實驗”並不平坦。
紅會也參與了雅安重建，不過它採取的方式，是將捐款併入財政體系，與政府項目匯流，在執行層面上倚重行政力量。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捲入重建專業化的麻煩中，並且在賬面上很好看。壹基金嘗試以執行提升專業能力，重建的更大比重就壓在自身組織上。
壹基金向外界解釋了這種重建的規劃，及其必然帶來的撥款滯後性質。至少從輿論旋即起滅的情況看，包括這種解釋在內的多種傳播應對取得了捐贈人及公眾的諒解。只是，在諒解之後，重建進度及其相應的品質掌控，其壓力就從外部質詢內化為機構進取上。
對於一家專注於救災的機構而言，如果備災、救災及重建的銜接不夠紮實，無法以專業作為在災區做較長時期的本土化建設，那麼，前端的募款能力再好，機構也難有定力。專業化不僅是整合各種資源的能力，還是在地化的持久性。壹基金選擇救災為“馬”，夠險要。
全中國公益機構做救災的，差不多都是自覺成為政府的“有益補充”，壹基金還想在這些成例之外多進一步。這條路怎麼走下去，雅安之後再去哪裡，現在還沒法指出終點所在。在很大程度上，它的順利與否取決於政治化的趨勢是更開放，還是更狹窄。
從某種意義上說，壹基金與雅安的關係在基金會的歷史上，是被定格在此了。看過壹基金在蘆山等地做的駐校項目與重建計劃，也會拓展人們對所謂“政治化”的認知：政治不全是指狗苟蠅營的算計，其實也包括與社區文化傳統的互動，從而助公益改善人的生活處境。
包括壹基金在內，其他基金會與公益組織在雅安的所作所為，已經與汶川地震時很不一樣。不一樣的地方，關鍵在於公益已經介入到社會治理中，不以封閉心態，自外於地方治理。這種“政治化”歷程，不只是壹基金在經歷，紅會也是親歷者，政治化在這裡不是排他性的，不是貶抑。
雅安地震一週年時，所有參與重建的基金會都在公開賬本。可惜的是，對雅安重建的必要討論及經驗總結被偏激的抹黑式質疑所中斷。喧譁之外，公益組織在雅安的寶貴做法—包括公益與政府的互動—都被掩蓋了，反而造成了某種投鼠忌器的弔詭氛圍，這是一次很髒的汙名舉動。
祛除悲情化的前程
正像紅會在醜聞中代替官辦慈善承受壓力那樣，壹基金被貼上標籤也是在替民間公益“受過”。於兩種類型的公益慈善來說，這都是修行的必要階段。紅會現今與民間公益的聯繫程度超過以往，官辦慈善中游民辦公益，民間公益與官辦慈善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紅會在風波之後，強化了它與體制的聯繫，強化了總會對地方分會的控制權限。這讓紅會即使少了社會資助來源，依然可以強大。當然，這種地位的鞏固是與體制結合為條件的。壹基金卻是要反其道而行之，越是在爭議面前，越是不放棄對社會的開放性。
沈敦和在他的那個時代，不是商就是官，迴旋餘地不多。要感謝社會的進化，使得壹基金等民間公益在進退的選擇之外，多了一些依託的“根據地”。就像免費午餐讓鄧飛團隊提速專業化進程一樣，圍繞壹基金的爭議也在往兩個有益的方向上轉化。
其一，是公益內部的法規修繕問題。公益基金會三部重要法律一直受到法學界及公益界人士的批評，主要理據是法規本身趕不上公益現實需求。在此情況下，一種情況是公益行動進入了法律灰色地帶，第二種情況是法規自身的衝突，也需要得到合理調節，否則將鬧笑話。
其二，是公益組織花錢效率的問題，由此是將一個關鍵問題公開化，亦即：一個健康的、正當的支持公益組織的疏財系統究竟該是什麼樣？從這個問題出發，可以自然而然地引申出公益組織介入社會治理的合法性問題。這是壹基金風波的貢獻，也是對民辦公益的貢獻。
長久以來，公眾對公益組織的要求很低，最高的要求也不過是透明化。但是在今天，透明化已經不是問題的情況下，還要如何以專業化紐帶，來加強與公眾的交流？壹基金被質疑時，這個問題就浮現了：讓公益組織好好花錢，也就是要支持公益組織專業化。
過去，公益組織談專業化，公眾很少關心，冷漠以對。可是真的要關心自己的捐贈時，專業化就是一個問題的正反兩面。在這樣的情境下再來談專業化，公眾也就不那麼牴觸—而這個問題能談到什麼地步，能進展到什麼地步，關係包括壹基金在內的公益前途。
這是一個問題談論的窗口，也是組織化建設的窗口。它有助於將公益行動的背面抖落給社會大眾來看：原來，你們捐贈的錢是這樣花出去的，即使花錢慢了點，但是有原因的，這個原因也是需要大眾一起解決的。什麼叫政治化，這也是政治化，不是那種令人厭煩的政治化。
所以，怎麼預測壹基金的前途，沒辦法預測。怎麼預測民間公益的走勢，也是很難的。但是，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像紅會自身歷史所展示的內部左右互搏的情形，在今天或將來或者也會出現，但其結果很難是非左即右的，也許就是中立，就是治理。
上述的窗口期，其實也包含了某種緊迫性。如果在社會大眾創造的良好環境下，公益組織在專業化領域，在組織各種資源方面，在社區化與在地化方面做不到最好的話，這個時間窗口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被關閉。所以，壹基金希望質疑之後的討論與建設，對其他組織同樣是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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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壹基金 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 政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