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日本\t中土與東洋
中國與日本，這是兩個國家，也是兩個民族。中國人認為日本與我們有文化親緣關係，日本認為事實上我們還有血緣關係。總而言之，這兩個國家總是在某種程度上是唇與齒的關係，提到一方，就不得不提另一方。正因為這樣的“親密關係”，導致了一方出現狀況，就會影響到另一方。【隨著輪船航行問世，中日都發現閉關自守的生存模式已經維持不下去了，西方炮艦出現在任何一國的口岸，及其影響都會迅速傳導至另一國，引起某種旁觀式的覺察和反省，甚至是經驗學習和行為效仿。】
西方列強用炮艦政策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也嚇壞了日本。【中國接觸西方的時間比日本與西方打交道的時間要早十五年，日本直到1860年才與國際秩序接軌，而那時的清王朝正在太平軍與英法聯軍之間腹背受敵，圓明園也別英法軍隊搶劫一空又付之一炬。】
\t看到昔日的宗主國大人們被欺負的抱頭鼠竄，連皇宮都被西洋人燒了，長久以來的信仰感和安全感都崩碎了，日本決定跳轉方向，向西方學習，畢竟在大陸上的中國人一直以來都將他們稱呼為“東洋人”，既然都是洋人，還有什麼好抗拒的呢？向西方學習吧，向現代化進軍。
於是日本趁著中國19世紀60年代以後40年的四分五裂的動亂狀況，舉全國之力，實現了制度文化上根本的跳轉。成為了與西洋列強平起平坐的“東洋列強”。【日本從昔日的邊陲小邦一躍成為亞洲近代化的先鋒國家，挽救了危機中的國家，這讓中國也大受鼓舞，但也帶來了警醒，然而日本還是成了中國青年一代的學習中心，各項制度為中國青年們所稱道、學習】
師徒名分倒轉，將老師踩在腳下才能長大的孩子
中日之間的地位在這種師徒名份的調轉中也實現了調轉，中日之間中的一國在另一國眼中形象也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原本那個被歷朝歷代中國人都看不上的化外之邦，總是趁著中國疲弱之際，騷擾揩油的倭寇，如今一變成了變法圖存的成功實踐者，到處兜售它蠢蠢欲動的野心計劃；對於日本來說，那個有智慧的、內省的充斥於整個德川時代藝術家繪畫作品中的聖賢，早已成了1895之後，印刷商們所描述的在近代化日本軍隊面前倉皇逃竄的烏合之眾。他們成了笨拙而忸怩的學生，他們常常因為長長的髮辮和衣著在東京街頭受到嘲笑和毆打。
因為這種名分與地位的調換，造成了近代中國人難以消化的心理落差，日本人看到了西方人那一套文化的強勢，並不斷刺激它暴發戶式的補償心態，因而更加親睞於西方，更加鄙夷曾經為之沉醉的中原文物。【日本一份宣言告誡國民說“要像尊重中國人那樣尊重西方人，然而中日甲午戰爭前夕，日本的領導人又警告告其國民不要無批判地接受西方人對中國虛弱的嘲笑”】
顯然這句話使日本民族性一覽無餘，要像尊重中國人那樣尊重西方人，所以他們將依然追隨強者，基於歷史的認知，日本人毫無信念可言，一旦中國再度雄踞世界，他們依然會義無反顧的告誡國民“要像尊重西方人那樣尊重中國人”。甲午戰爭前夕的表達，也別理解成是日本對昔日老師的憐憫，要知道，中日甲午一戰，日本就是在賭國運，所以萬不能因為西方人嘲笑中國虛弱而掉以輕心，這場輸不起的戰爭就是要把中國狠狠地踩下去，這是一件日本人歷史上都沒有人想過的野心。
而近代中國對於日本的看法也很酸澀，從最初的看不起，到不得不承認，再到學習和效仿，最後到警惕危險， 【中國領導人在一開始交口稱譽日本的成就，然後變成了恐懼，並且警告國民應把日本人看得比西方人更危險。可是後來，當現代化的迫切性日益明顯時，日本的現代化的制度依然成了學習的目標，而且日本本身也成了孕育中國革命的地方。由於中日兩國在各自的近代史中對對方具有那麼重要的影響，所以對有關的兩方面進行觀察是有好處的。】
島國的民族性與殺戮
日本的狹長海島空間造成了日本人傳統意義上不安全的民族心態，這種不安全感又催生了他們對危機的敏銳的察覺能力和過激的應對能力。有時候這種像嚇壞的小貓一般毛髮炸開的樣子反而讓他們最先離開危險，有時候又讓他們屢屢成為被歷史所鄙夷的，愛搞小動作的一群人，儘管他們取得了讓人無法將其忽略的成就，但依然在某種場合成為被眾人給予口頭或者感情上的唾棄對象。
對於中國人來說，他們是背叛者，是加害者，還是忤逆者。
但越是外界對其加以感情上的厭棄，越激發其民族內生的“集體勇敢”，二戰結束後美國人曾總結日本國民性說道戰爭中的日本人其實很膽小，也很懦弱，但一旦進入緊張狀態，他們會團結起來，以洗腦式追隨天皇的榮譽和尊嚴掩蓋內心的恐懼，他們製造屠殺，以強悍的武力讓人害怕，讓人不敢小瞧日本人。
就像大老鼠後面跟著的一連串小老鼠，創造文明還是創造戰爭都是這群人。
所以有人看到了日本的秩序社會和文明禮讓的公民，同時又看到了在中國血腥屠殺的日本士兵。這種錯覺會給人一種暗示，日本士兵與日本人民是兩回事，事實上是一回事。
只不過每一個士兵都將殺敵與征戰看作是家族榮譽而已。
觀察近代中國災難後的成長
日本人對中國災難的觀察，最重要的結論就是不能重蹈中國的覆轍，並且要不斷人前往上海搜尋關於中國的第一手材料，為日本決策提供中國事態的重要參考資料。【對大批日本人來說，停泊在上海港口的帆檣如林的外國船隻令人信服地證明，要再繼續搞閉關鎖國的老一套是不可能的。西方人在佈置上海防務時所表現的優越感和傲慢氣焰以及中國人在對待西方人士時明顯地流露出的恐懼心理，同樣給許多人以深刻的印象。】因此，許多日本人愈來愈相信，必須獲取西洋武器以準備抗拒西方。中國的沿海，特別是上海，還成了給幕府及其敵人提供武器與裝備的貿易中心。
通過他們在上海短暫逗留時看到的五光十色的景象，第次對西方有了感受。他們寫回本國的信件報告說，他們高興地看到歐洲人開始把日本堅決的改革和中國時局的日益不穩定加以區別對待了。歐洲人對日本人的效率和中國人的不爭氣採取了不同的態度，因而使他們受到鼓舞。從很早時期，人們開始在這些反應中看到一些苗頭，即日本人希望與西方面不是與東方站在一起，希望他們本人和他們的國家與伴隨著“東方”一詞而產生的無能和無效率的聯想脫離關係。【福澤諭吉寫過一篇論述朝鮮改革失敗和法國打敗中國的後果的社論中，號召他的同胞們“同亞洲分道揚鑣"。此後不久，外務相“井上馨”在一份備忘錄中強調了這個論點，即主張日本除了建立“亞洲邊上的西方式帝國”外，沒有別的選擇餘地。所有這些論點都基於一個事實，即認為必須避免重複十九世紀中國的災難性的經歷。】
儘管日本近代化的開端是建立在旁觀中國災難的基礎上，中國最初關於西方的著作成為日本國民的科普讀物，早期許多重要西方著作譯本概念進入日本的現代化思想之中，但在日本近代化的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任何一個日本人為此前來中國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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