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崇尚简朴的雍正时期，最迟从乾隆十年开始，清代宫廷家具中，以紫檀为主要用材渐成主流，逐渐到达巅峰，从用材、器型、工艺几方面而言，此时特征鲜明的清代家具范式亦日趋成型，清宫紫檀家具也愈亦兴盛。
清早期的大漆插屏
单独制成整器的除了紫檀与花梨木之外，其他如黄杨、斑竹、杉木、瘦木等均较少出现，即使使用也多以辅料的形式与紫檀组合镶嵌。
清宫档案中记载，在雍正七年三月：
“造办处收贮紫檀木俱已用完，现今上交所做活计等件并无应用材料，欲将圆明园工程处档子房收贮外省解来入宫紫檀木取 十数根备用……”等语，有怡亲王下令后，才“准行取”。
通过这条档案，我们可以获知如下信息：
其一，紫檀料的来源大都依赖“外省解来”入宫保存；
其二，由于进口紫檀料的稀少珍贵， 因此内廷如需使用须经怡亲王亲自批准方可。
其三，明末清初，虽采用紫檀料制器已经比较普遍，但根据雍正朝宫廷家具的用材特征来 看，当时用紫檀料制作整器较少，多见于小型观赏类工艺品、佛龛底座、屏风边框或家具的镶边处理，因而需求数量有限，数十根足矣。
清乾隆 紫檀香几
而到了乾隆朝，紫檀用料数量则大得多，据清宫旧档中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记录，当月二十八日造办处曾经写过一个奏折，大意为内廷造办处木作中大量釆用紫檀木制作器具，最终导致宫内存量不足，遂奏请皇上批准粤海关监督采买六万斤紫檀木运送来京：
……查得乾隆三十八年四月内，因库贮紫檀木不敷应用，曾经奏明交粤海关监督采买紫檀木六万斤运京，以备应用等。因在案嗣经该监督于乾隆三十九年起至四十三年六次，共陆续解交过紫檀木六万斤，俱经按次奏明贮库。
从这个奏折里，可发现清宫廷内的紫檀料来源大都来自广东，经粤海关官员采办通过海路运至紫禁城内，而且这种运输不仅发生了一次，而是在四年之内分四次共运进京城六万斤。
然而不过七年时间，宫内贮存的紫檀木居然就被用的所剩无几，仅从如此庞大的数量中即可见清宫中紫檀料家具之普遍程度。
而且即使紫檀木量未尝匮乏，但造办处的取用制作依旧极为谨慎小心。
乾隆十三年清宫造办处《活计档》此页档案讲到了“先做样呈览，准时再做”
宫里要制作一件紫檀家具，从一开始反复修改的画样，呈到乾隆面前后，还需皇帝亲自确定并同意准做后，工匠才能根据用料多少去库内领料进行制作，且完成之后剩下的木料还必须交回库里，
用料所余多少也都有字记录。
清宫家具设计画样
除了宫内造办处奉旨制作外，清宫对于紫檀家具的需求还使得接触紫檀来源的广东官员，得不断向内廷进贡各式紫檀贡品，且种类齐全，几乎涵盖了室内所用家具的全部品类，既有书房中常用的博古文榻、长案、琴桌、条 桌、书格、香几，也有居室日常所用炕柜、炕桌、炕几，甚至殿堂上所用的宝椅、宝座数目也较为可观。
比如乾隆三十三年，时任两广总督的李侍尧与粤海关总督德魁便进贡了如下紫檀家具：
紫檀镶楠木雕博古文榻一张，紫檀镶楠木雕花卉人物炕屏一座
紫檀长案二对，紫檀条桌一对，紫檀琴桌一对，紫檀天香几二对
紫檀镶楠木雕花卉炕柜一对，紫檀镶楠木宝椅八张
紫檀镶影木炕桌二对，紫檀镶影木炕几二对，紫檀镶楠木书格一对
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粵海关监督德魁又向朝廷进贡贡品一批， 在这批贡品中，紫檀类家具依旧是其中尤为重要的内容，具体包括：
紫檀雕云龙嵌黄杨影木宝座一座，紫檀雕云龙嵌黄杨影木三屏风一座
紫檀雕云龙嵌黄杨影木香几二对，紫檀雕云龙嵌黄杨 玻璃镜大插屏一对
紫檀大小条案二对，紫檀琴桌一对，紫檀宝椅八张
紫檀方机八张，紫檀镶影木半圆桌一张，紫檀镶楠木书格一对
仅这一年，光广东地区重要的官员向朝廷所进贡的各类紫檀类家具就多达六十三件之多。
紫檀雕西洋花纹扶手椅
紫檀：它从海上来
乾隆时期紫檀家具的兴盛与粤海关密切相关，每年大量紫檀料的输送促成了有清一朝家具范式的最终形成。
然而，粤海关为何会有如此大量的紫檀木料供给入京？
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有关。
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记录，自1639年开始， 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在印度孟加拉湾的马德拉斯建立贸易站，且将这个站点定为往返欧亚航线中的必经之处。
每年秋季贸易季来 临之时，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由英国本地启航，途经马达拉斯采购大批的货物前往中国进行“以物易物”的贸易往来。
在釆购的货物中，就包括大量的香料、棉花、象牙、紫檀等受中国人欢迎易于交换的物品，其中尤以各类硬木数量居多；其用途除了用于交易之外，因硬木的木材密度远超出普通木料，所产生的份量使其具有优良的耐水性能，经常被作为远洋航行中放置于船底的压舱之物。
东印度公司在去往中国时运输大量硬木用以压舱，返航时则将其易为几乎同样重量的瓷器，放置于远洋货轮的底仓。
在东印度公司1771年的贸易记录中，曾记录了当年秋季公司在中国的贸易状况：
包括1770年迷失航路的四艘商船在内，本季度有二十艘商船装货运回伦敦，比过去一年都多。其中一艘从伦敦直接驶来，一艘从孟买，十五艘从伦敦经马德拉斯，三艘经孟谷莲驶来。
这段文字清晰地显示出马德拉斯据点对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重要性，从中或可窥见乾隆时期，清宫家具制造中数量巨大的紫檀之源头。
紫檀：盛况终难觅
为什么清晚期宫内紫檀家具日益稀少？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则，清宫中的紫檀家具经过几十上百年的积累之后，随着内廷造办处自制的家具、广东地区进贡家具数量与品种的不断增加，以及前文中提到的粵海关解运进京的十二万斤紫檀，在造办处制作下，宫中各处的家具已经基本齐备之缘故。
紫檀本身优越的木性经得起长久使用，因而在之后的嘉庆、道光两朝中，宫内造办处木作的活计逐渐减少，而仅仅以修缮家具之类的活计居多。
因此，至嘉庆二十五年时，新颁布的圣谕要求广东粤海关官员照例每年进贡的物品并没有紫檀家具类贡品，应也与此有关。
二则清宫的索求让紫檀料子愈发难觅，而这对于粤海关的官员来说是一道难题。至于官员管辖之下的十三行行商们，境遇更是艰难。
从清中期开始，作为全国唯一对外贸易口岸的广州，其当地官员如粤海关总督、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等大员，每年逢重要节日均需向宫中进贡大量贡品，而这些贡品最终也大都由十三行行商们共同出资购办。
而且粤海关监督即使向行商们采办紫檀、花梨、乌木、羽纱、花毡、洋金银线这样的官货，给出的定价也都是“官价”，比正常的市场价格要低得多。
我们可以想象行商们所承受的盘剥之苦及生存之艰辛，不少洋行因此难以为继而濒临破产，紫檀的向上供应更难保证。
而这种境况宫内的皇帝也有所耳闻，在乾隆五十五年时还颁布过圣谕对其进行安抚，明令广东巡抚、粤海关等官员，停止每年向宫中进贡钟表与洋货等物件，并且严禁地方官员再向洋商商人垫买物件。该圣谕的发布或许可以解释乾隆末年时广东贡品中，以进口紫檀料为主要用材的家具骤然减少的原因。
但是到了嘉庆二十五年，总管内务府既奏准各省要员“所有方物，仍照旧例呈进”，虽然还有精品进贡，但盛况远不如乾隆朝了。
三则与皇帝个人的喜好变化相关。毕竟历史上任何一种宫廷家具风格的消长与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与皇帝的个人品味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关联。
参考文献：
葛芳《清中期宫廷紫檀家具兴衰之探析》，《美术学报》2018年6月刊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 （卷 一三），人民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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