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發生的的“天津教案”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教案”之一。這場由瘟疫引發的教案，涉及西方七國，影響巨大，清政府十分緊張，指派直隸總督曾國藩進行處理。由於他採取了委曲求全的方針，導致民怨沸騰，千夫所指。案件尚未處理完畢，曾國藩就被調離，不久便撒手人寰。
一、教案發生
1870年夏，一場瘟疫襲擊了天津仁慈堂。
仁慈堂是法國天主教會在當地設立的專門收養中國棄嬰和孤兒的機構。清朝末年，西方入侵，清政府軟弱無能，積貧積弱，百姓苦不堪言，許多貧苦人家根本無力撫養嬰兒，再加上有的嬰兒生下來就不健康，只能狠心拋棄或送去教會撫養。當時，仁慈堂規定，凡是撿到棄嬰送來的能得到一定的獎勵。結果，源源不斷的棄嬰被送往仁慈堂。這些棄嬰往往自身帶有疾病，或是被送往的途中就已奄奄一息，這也就意味著他們的存活率不高。大面積疫情發生之後，這些免疫力最差的群體首當其衝，遭到病毒的侵襲，大批死亡。僅在6月初，就有三、四十名嬰兒染病而死。教會方面便將屍體葬於河東墳地，不料由於屍體掩埋不深被野狗扒出，屍骸暴露，“胸腹皆爛,腸肚外露”，慘不忍睹，引起了不少不明真相的群眾憤恨，每天都有數百人到墳地圍觀，挖出孩子的屍體查看。
與此同時，天津不斷髮生有人用藥迷拐兒童的事件。6月，鄉民拿獲用迷拐幼童的匪犯三人,其中一人為法國天主堂教徒。18日，民眾又抓獲一名迷拐兒童的案犯武蘭珍，其供認受望海樓天主教堂門丁王三指使，令其出迷拐孩子，“曾得洋銀五元”。 曾經一度流傳的洋教士“迷拐中國兒童”，“剖心挖眼做藥引子”的謠言(後證實無此事)再次瘋傳開來。一時間，民情激憤，輿論大譁，士紳集會,書院停課，反洋教情緒高漲，全城籠罩在仇教恨教的怒火之中。
21日，天津道員周家勳率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帶疑犯武蘭珍赴望海樓教堂指認王三，群眾紛紛也湧向教堂。結果發現該堂並無王三之人，“遍傳堂中之人，該犯並不認識，無從指證”。故證明，此為對教堂和仁慈堂的誤解誤會，但此時群眾已經無從分辨真假。 周家勳只得帶犯人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商議：將武蘭珍先行正法 。午後，群眾與教堂中人發生口角，“拋磚毆打”，崇厚急令劉傑前往鎮壓。此時，法國領事豐大業攜手槍衝入崇厚的衙門，出言不遜，並朝崇厚開槍，但未擊中，將崇厚嚇到了後堂。此時衙門外的群眾越聚越多，崇厚又跑出來，告訴豐大業民情洶湧，暫不可出。豐大業不屑一顧：“爾怕百姓，我不怕爾中國百姓。”豐大業離開衙門，走到浮橋時正好碰到劉傑在勸阻群眾。性格暴躁的豐大業又向其開槍，未中，結果將劉傑的家人打傷了。群眾怒不可遏,當場將豐大業及其秘書西蒙打死，投屍河中。隨後群眾鳴鑼聚眾，奔赴望海樓等處焚燬法領事館、天主堂、仁慈堂，並從慈人堂地下室查出幼孩150餘人。混亂中，英國四處禮拜堂、美國兩處禮拜堂被毀，包括豐大業和西蒙在內的20多名外國職官、教士和修女被殺。這就是“天津教案”，也稱“火燒望海樓”。
今日的望海樓
二、處理教案
教案發生後，中外震驚。英、美、法、德、俄、比、西七國駐京公使聯合向總理衙門提出抗議，要求懲辦教案人犯，隨即調派軍艦到天津海口和煙臺進行武力恫嚇。清政府急派正在養病的直隸總督曾國藩前往查辦。天津是曾國藩的轄區，這個燙手的山芋由曾國藩去接，再合適不過了。
此時的曾國藩，尚未痊癒，處境極其艱難。臨行前，阻者、勸者、上言者、條陳者不斷，多數主張不可前往，幕僚史念祖甚至認為此次赴天津辦案“略一失足，千古無底”。曾國藩涉足政治多年，深知其中的利害關係。然而他並沒有猶豫，一方面在於朝廷倚重，職責所在；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以最穩妥的方式解決事態。他給兩個兒子留下了帶有遺囑性質的書信：“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
曾國藩到達天津後，知道此案錯在洋人，豐大業率先尋釁,數次開槍,激起眾怒,理應公平辦理。然而他也深知外國強盛如故,此案又涉及多國列強,清廷無力抗衡。他也認真揣摩了慈禧的意思，必須先壓住國人這一頭，做個姿態給列強看。經權衡再三,他決定“不欲以百姓一朝之忿,啟國家無窮之禍”。至於結案之法,“終不外誅兇手以雪其冤,賠鉅款以饜其欲。”
一進城，曾國藩就把在路上寫好的《曉諭天津士民告示》貼滿了大街小巷，對天津市民案發那天的行動進行了嚴厲批評，怒訓津民勿再挑起事端，引起天津市民強烈不滿。
其次，對於拐騙兒童的罪行和證據予以否認。天津知府張光藻給曾國藩的密信稱:“從天主教救出的幼孩,其中有供系迷拐而來者”，燒燬教堂之日,被抓到的教民王三供述，曾利誘武蘭珍迷拐人口,拐一人給大洋五元，而提供迷藥就是謝神父（謝福音）。從供詞看來,確實存在迷拐之事，誘因可能正是仁慈堂的獎金。而曾國藩在給朝廷的《查明天津大概情形折》中寫道：教民迷拐人口之事，“王三雖經供認授藥武蘭珍,然尚時供時翻”，也沒有教堂主使的證據。至於從仁慈堂查出來的150餘名兒童,經逐一訊問,均稱信教已久,並無拐騙之事。對於教堂“挖眼剖心”的傳言,認為全系謠言,毫無實據,必無其事。
同時，他也談了津民這樣謠傳事出有因。比如，教堂大門終年緊閉，過於秘密；教堂地下有地窖，密不可測；外界有拐賣孩子事件，天主教堂死人過多。以上種種，極易導致人們產生懷疑。
再次，“嚴拿兇手，以懲煽亂之徒；彈壓士民，以慰各國之意。”因教案中洋人傷斃20餘人,曾國藩決定拿辦20人抵命。面對“棘手甚多,愈辦愈窘”的局面,他要求承辦官員商定變通辦法，其變通辦法之一為“常例群毆斃命,以最後下手傷重者當其重罪”，此案則“但求確係下手正凶,不復究其毆傷何處”。
最後，處理天津地方官員。法國公使羅淑亞抵達天津後照會曾國藩，詞氣兇悍，要求讓天津府縣及提督陳國瑞抵命。雖然曾國藩知道這些官員並無嚴重過失，案發時也一直在做工作，但還是以張光藻、劉傑辦理民教啟釁一案事前疏於防範，事後又不能迅速獲犯，即行革職，交刑部治罪，陳國瑞交總理衙門查辦。
事實上，早在派曾國藩調查之前，慈禧太后早就確定好了處理基調：對洋人“息事寧人，維持和局，民心只是其次。”這個處理正合其心意。慈禧立即將曾國藩的奏摺發抄朝野，但有意刪去了曾國藩為天津市民的辯護，只印發了曾國藩替洋人說的話以及對案犯和官員的處理意見。這樣，慈禧就撇清了自己，把鍋甩給了曾國藩。
果然，曾國藩這種殺民以謝敵的做法，引起群眾的極大憤慨。消息傳開，舉國譁然。旅居北京的湖南同鄉宣佈把他從同鄉會中除名，甚至砸毀了曾國藩手書的“湖南會館”匾額。後來清政府改派李鴻章為直隸總督負責此案，曾國藩調任兩江總督處理“張文祥刺馬案”。但是，與曾國藩一樣，李鴻章仍然堅持判處為首殺人的16人死刑， 4人緩刑，25人充軍流放，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發配黑龍江充軍，陳國瑞免於處分，賠償法、俄、英、美等國白銀49萬兩，並特派崇厚赴法國道歉。法國因隨後爆發了普法戰爭，無暇東顧，因此接受了這個條件，始得結案。
三、無奈的抉擇
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不當，最終譭譽津門。從總體上來看，曾國藩忠實地執行了“委曲求全”的方針，對外國教人予以偏袒，對涉案人員以命相抵，自然是處理不公。然而就當時的時局來講，其處理結果也是必然。天津教案發生之日，正是清朝羸弱之時。對於中外雙方的衝突和爭端，在實力明顯不對等的情況下，要求平等地按規則來處理，無異於痴人說夢。當時各國軍艦雲集，中國有海無防，對方提出的苛刻條件，清廷不敢不答應，也不能不答應。國家無能，外交無力，除了屈辱，別無選擇。可以說，換作當時任何一人來處理此案，都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公平公正，甚至連代替曾國藩處理教案的李鴻章也是按照曾國藩的方針進行的。
曾國藩在收到處理教案的聖旨後，首先想到的就是“此去津門，有去無回”。為此，他寫下了遺囑，決心寧犧牲“衰朽之身”，也要履實君命。在維護朝廷臉面與向法方屈服的兩難抉擇中，曾國藩最終選擇了向形勢屈服。這就註定了天津教案的處理只能以悲劇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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