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27日，張培剛先生去世那天，全國經濟學界一半以上的大師們都在靈堂為他送別。張五常為他寫了悼詞，悼詞裡管他叫"大哥"；周其仁穿著黑色的西服發言，說自己在他面前只是"蹭課的旁聽生"；吳敬璉與厲以寧囑託弟子坐第一班的飛機趕到武漢，為他獻上花圈。

對於經濟學界而言， 98歲的張培剛是一段傳奇。

雖然除了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的名譽院長，他再也沒有任何更顯赫的頭銜；他一生只寫過10多本書，遠談不上著作等身；直到85歲，他所在的學院才第一次申請到博士點。但他在學界依然被認為是一代宗師，是發展經濟學的奠基人。

"好難出一個張培剛，我也做不到。"以"狂張"聞名的張五常曾這樣評價這位"大哥"。

這位宗師級人物，從1952年底開始，就調至華中工學院參與籌建，擔任基建主任的他，為學校的建設付出了心血和汗水。然而因為文革，這位大師的學術研究被迫中斷30年。艱苦的勞動生活並沒有壓垮一代經濟學大師的肩膀，在重回研究崗位後，他帶出了不少優秀的學生。在許多門生眼中，他學識淵博、學術態度嚴謹，"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導師"，已故經濟學家董輔礽說。

少年聰穎大志早立

2010年的冬天，97歲的張培剛接受了南都週刊記者的採訪，在這位記者的描述中，被諸多老年病困擾的張培剛先生，雖然在大多數時間裡深陷在沙發中，顯得精力不濟，但談起在哈佛的求學時光時，卻露出難得的神采，那是他得到如今全部名聲的起點。

張培剛

出生於湖北紅安一個農民家庭的張培剛，從小就展現出過人的天資，他5歲入私塾，16歲插班考入武漢大學文預科一年級。受當時"民主與科學"社會思潮的影響，張培剛最初苦讀數理和社會科學。但有多年農村生活經驗的他意識到，中國是一個以農為本的大國，要富強起來，必須從發展農業經濟入手。所以在報考大學時，他放棄了學自然科學的打算，決定專攻經濟專業。

1934年，張培剛以武大歷史上第一個各科全優的成績從大學畢業，以全院第一的成績被選送到前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從事農業經濟調查研究工作。這一時期前後約6年時間，他先後撰寫了《清苑的農家經濟》、《廣西的糧食問題》、《浙江省糧食之運銷》等著作。

張培剛獲得學士學位時的留影

對於張培剛的這幾本早期著作，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仍然記得自己當年初讀後的驚喜：張培剛專門把糧食的"運輸成本"與"交易費"——也就是單純的市場費用分開考察，並且極見功夫地總結出，市場交易費的減少，可視為交易機構有了改進的標誌。

"交易費"概念的清晰提出，讓後來者驚異於張培剛的學養。科斯舉世聞名的"交易費用"概念最早發表於1937年，張培剛在研究浙江米市的時候，不但獨立使用了"交易費"概念，還斬釘截鐵地指出了節約交易費用與組織的關係。經濟發展不能離開制度分析，這一點在張培剛的早年研究及哈佛論文中已初見端倪。

今天，人們對張培剛1945年完成的博士論文《農業與工業化》給予了不吝筆墨的讚美，卻忽略了此前張培剛已經具備了6年的學術實踐功底。

1940年早春，清華庚款留美考試在全國範圍開展，雖備考時間有限，但他主意已定，想去大洋彼岸尋找落後農業國如何走向工業化和民主富強的答案。

求學哈佛一鳴驚人

對於張培剛在哈佛的求學狀況，武漢大學經濟學教授譚崇臺有過一段描述：譚1944年冬天到了哈佛，遇到一位風度翩翩的胡博士，得知譚崇臺來自武漢大學，胡博士立馬問："那你們可知道張培剛？他在這裡很有名氣。"事後譚崇臺得知，胡博士就是曾任駐美大使的胡適。

1942年張培剛在哈佛大學留影

當時哈佛的經濟學系，薈萃了當時世界上最優秀的教授專家。被譽為"美國農業經濟學之父"的布萊克教授很喜歡張培剛。布萊克教授作風樸實，重視實踐，他給張培剛講美國農村的情況，張培剛給他講中國農村的情況，兩人師生之情甚篤。以創新理論而享譽世界的經濟學大師熊彼特對張培剛的影響也很大。熊彼特學識淵博，其學術思想遠超出經濟學，在歷史及哲學領域也有造詣。他對張培剛日後在學術上的哲學觀點、政治見解和經濟學說的形成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張培剛還曾為熊彼特的幾本中譯本著作寫過序言。

張培剛用兩年的時間學完了課程，順利通過了1943年12月的碩士論文答辯，獲得了撰寫博士論文的資格。在選取博士論文題目的時候他發現，偌大的哈佛圖書館，居然沒有一本論文系統地論述過農業與工業化的關係、農業在工業化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調整與變動的著作。考慮到當時正處於二戰的世界形勢和多災多難的祖國和人民，張培剛決定以中國工業化為中心目標，從世界範圍內來探討經濟落後的農業國家如何探索出一條實現工業化的道路，啃這塊硬骨頭。

在博士論文題目確定後，張培剛在哈佛圖書館申請了一個6平米見方的小房間，房內有一桌、一椅、一小書架，後來讓世界矚目的《農業與工業化》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裡誕生的。

1949年出版的《農業與工業化》（哈佛版）

張培剛花費了一年半的時間，翻閱大量的歷史文獻和統計資料，閱讀了英、法、德多種文字的參考書200多本。接著他又花費大半年時間坐在打字機旁，根據草擬的提綱，邊思考邊打字，極其辛勞，花了九個月的時間，在1945年底完成了20萬字的博士論文英文文稿。

這篇論文最後獲得了哈佛大學經濟學科最高榮譽獎 "大衛·威爾士獎"，張培剛也是獲獎者中第一個亞洲人，與他同時獲獎的人是後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也因為這篇著作，奠定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之父"的地位。

暫別講堂籌建華工

1946年，哈佛歲月戛然而止。張培剛和吳於廑、韓德培等同窗好友相約回到武漢大學任教，後被稱為珞珈"哈佛三劍客"。

後人回憶，這位年紀輕輕的先生講課，會身著筆挺西服，打領帶，操一口流利英語。他沒有講義，少有板書，往往是旁徵博引，"想到哪裡講到哪裡"，好比講邊際效益時，便會用"三個燒餅最解飽"作比喻，講到一半後，連走廊裡都擠滿了人。

1947年，張培剛（左四）與他的研究生在武漢大學的合影

1949年，新中國成立了。這是中國新舊時代交替的前夜，無數張培剛們期盼學以致用施展經世之才，時代卻跟他們開了一個玩笑。

1951年，"從頭號資本主義國家回來的"張培剛被調到中央馬列學院學習，此時的張培剛雖暫別講壇，但心裡懷著一份期待：希望經過思想學習後，自己所學西方經濟學也能為祖國的建設貢獻力量。但這樣的機會並沒有來臨，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國選擇學習蘇聯，走計劃經濟的道路，熟稔西方經濟學的張培剛失去了用武之地。

1952年，為了適應工業發展對人才的需要，國家決定在武漢新建三所工科大學，張培剛被任命擔任正在籌建中的華中工學院建校規劃辦公室主任和基建辦公室主任。張培剛回憶這段歷史時曾說，"那時他們認為我是從美國回來的，學的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教書用不上，但人還可靠，就被調來籌建華中工學院"。

到過華中工學院的中外學者都對學校的校園環境非常讚賞和羨慕，都認為校址選得好，校園規劃佈局合理、舒適方便。在這其中，傾注著華中工學院首任院長查謙和具體主持建校工作的張培剛的心血和汗水。建校規劃工作第一件事是選擇校址，查謙和張培剛等人察看了很多地方，經過反覆研究、比較，最後選定在喻家山、關山地區建校，雖然當時這帶都是農田和墳場，為了順利建校，當年的張培剛作為基建辦公室主任，首要工作就是勸農民搬家遷墳和為工人申請水泥沙石，他幾乎一天到晚泡在工地上。

從經濟研究到搞基建，張培剛的學術研究暫時中止了。由於和西方的隔絕，此時他並不知道發展經濟學在國外已悄然興起。1956年，兩位智利學者來到北京，要求見Pei kang Chang(張培剛)。接待者不知道誰叫"背鋼槍"，輾轉找到武漢，才知道工地上這個灰頭土臉的基建主任便是。領導礙於面子，把張培剛一家安置在一個臨時的招待所裡，並搬來一些經濟學書裝點門面。而擔心被安上間諜的罪名，張培剛只應酬了幾句就把智利粉絲打發走了。此時他才知道，《農業與工業化》剛出了西班牙文版本。

張培剛先生在經濟發展座談會上

日後經濟學家張五常聽說了這段歷史，大發感慨：被委任校園建築管理，說來好聽，其實下等。大才何止小用，浪費了一個頂級人材。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張培剛成了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他的《農業與工業化》不僅沒有得到認同，反而因曾提及"戰爭可以促進經濟發展"，被冠以戰爭販子等罪名，而當年在美國當排字工人攢錢買回的大量外文文獻被成箱搗毀。已經53歲的張培剛被髮配到湖北咸寧向陽湖農場勞動。

他的夫人譚慧記得，"文革"時，張培剛白天要拿榔頭修馬路，到家後往往還坐不了多久，門便被敲開，"張培剛！出來去勞動！"

但談起那段時光，張培剛自己卻釋然得多，他在講座上曾笑稱那是在"修理地球"，還對學生們說自己"放牛都放得比別人好喲"。

老牛奮蹄舉世矚目

"文革"結束後，年過六旬的張培剛終於重返講臺，歷史距離張培剛最輝煌的時刻已經過去了30多年。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多次講，雖然歷史不能假設，但是如果當時的領導人能夠讀一讀張培剛先生的著作，那麼中國的歷史可能就會改寫。

張五常則評論，如今塵埃落定，我認為張大哥還是勝了。中國的驚人發展，是成功的農業工業化，大哥的思想早發晚至。

而張培剛只是說，他自己靠邊站了30年，總算有張凳子可以坐下歇歇腳了。

張培剛在華工授課

現任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記得，張培剛為了彌補他們這些經歷過"文革"的學生們在知識上的空缺，專門請國際上知名的學者來校講學。"為了讓當時英文並不好的學生們都能聽懂，他又找到國外學者，懇請他們慢點講課，或嘗試摻雜一些中文來講。"

1984年，周其仁去武漢探望張培剛。只見一張單人病床上，堆了兩排摞得高高的書，剩下不足一半的面積，很難容一個人安穩躺下。譚慧說，你要是把書拿開，他睡不著覺!周其仁後來專門撰文感嘆，我相信世間確有人把學術與生命完全融為一體。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發展經濟學熱和《農業與工業化》的再版，也讓張培剛空前地忙碌了起來，"張培剛"這三個字逐漸見諸報端。他在發展經濟學上的貢獻和建國後的經歷逐漸為眾人所知。

面對鵲起的聲譽，張培剛只是繼續埋首於自己的經濟學研究中。每天晚飯後是張培剛的休閒時光。他要看一會兒電視，關注國內、國際上的新聞；然後就是兩個小時不間斷的閱讀和思考，不受任何人的打擾。

張培剛

在張培剛的學術威望和人格魅力的感召下，社會各界和他的眾多學生們共同資助成立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研究基金會"，並設立了"張培剛發展經濟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獎勵了何煉成、林毅夫、史晉川等一批為發展經濟學研究作出重要貢獻的海內外學者，為推動我國發展經濟學研究的理論創新作出了重要貢獻。

風度翩翩的青年變成拄拐的老者，規矩沒有變，風骨也沒有變。

"文革"期間迫害過他的人來找他辦事，他仍肯幫忙，只是說一句，"我可以為你辦事，但我不會和你深交。"

85歲時博士點才申請下來，他笑笑，說姜太公80歲遇文王，"我比姜太公還強點"。

他還是喜歡穿乾淨整潔的西裝，但裡面會塞一個小棉襖，再用繩子捆緊點，"我是一個農民，外面穿得體面是對別人的尊重，裡面只要暖和，破舊一點又有什麼關係。"

他似乎從來不會忘記自己的初衷。研討會上，與會者提到人均GDP標準問題。張培剛發言說："倘若經過10年發展建設，武漢市民每家冬天能用上暖氣，夏天能用上空調，到那個時候，如果我不在世了，你們要去我的墳頭上告訴我一聲。"

在人生的最後幾年，這個98歲的老人總是靜靜地坐在輪椅上用放大鏡看書，膝蓋上蓋著一條印花毛毯，毛毯一角露出掛在腰間的尿袋。

譚慧老人記得，"先生彌留時，說了好幾次'我要到書房去'。"2011年11月23日14時，張培剛病逝於武漢市協和醫院。

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這樣評價張培剛：他有責任感，真正關心我們這個時代、關心我們這個國家。

確實，張培剛的一生，愛國不甘為人後，求知立志作人先，窮而彌堅，不墮青雲之志。始終以一顆赤子愛國之心，執著追求學術，追尋他的經世濟民夢想。儘管道路坎坷，他從來不妥協、不放棄、不後悔。他在經濟學領域取得的成就已在國際經濟學界閃閃發光，成為我們中國人共同的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