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地質學家黃汲清在構造地質學、地層古生物學和石油地質方面造詣頗深，他也是“兩朝院士”，曾被譽為“一代宗師，地學泰斗”，在中國石油系統也素有“中國石油之父”之稱，因為大慶、勝利等一系列大油田的發現和勘探，正是根據黃汲清的陸相生油和多期多層生儲油理論而圈定勘測區域的，並且也是諸多因素集合的結果，其中黃汲清的貢獻是不容忽視的。
黃汲清
黃汲清（1904—1995）字德淦，四川仁壽人，1904年3月30日出生於書香之家，其祖父是秀才出身，父親黃汝次在成都學習三年，受到歐美教育的影響，回鄉創辦了小學堂，黃汲清正是在這所小學堂裡接受了現代啟蒙教育。
1914年至1916年，黃汲清曾就讀於仁壽鰲峰中學，1917年考入四川省立聯合中學，1921年夏出川報考北京大學，但正值放暑假而未招生，轉而報考了北洋大學並被預科錄取，但因參加了一次學潮活動而被開除了學籍。
黃汲清於1924年考入北京大學地質系，學習成績出類拔萃，著文甚至翻譯外文向報刊投稿，其野外調查能力也極強，調查記錄簿字跡工整漂亮，素描繪圖清晰美觀，曾到北京西山進行地質調查，撰寫了論文《北京西山的寒武紀奧陶紀層》，指出了英國地質學家馬休的一個錯誤地質論斷，曾在地質學界引起轟動，被權威期刊《中國地質學會志》發表，並獲得了中國地質學會和實業部地質調查所頒發140銀元優秀論文獎金。
黃汲清（後左）北大畢業時與同學合影
黃汲清於1928年從北京大學畢業後，應邀進入中國地質調查所擔任調查員，開始了其地質調查和研究生涯，當時所長是翁文灝，非常欣賞黃汲清的科學潛質，甚至把他安排在自己的辦公室，與自己的秘書一起辦公。
黃汲清將大部分精力都用於野外地質調查，先後從遼東到遼西，從西安到寶雞，越秦嶺入四川，由雲南入貴州，身背行囊，手持地質錘，跋山涉水，風餐露宿，行走在大地山水之間，進行地質地貌調查，功夫不負有心人，黃汲清以自己的實地調查，換來了豐碩的研究成果，陸續發表了《中國南方二疊紀底層》、《秦嶺山脈及四川地質研究》、《中國南部二疊紀珊瑚化石》等6部學術專著，其中《中國南方而疊紀底層》是中國地質科學界第一部斷代地層專著，不僅填補了國內地質研究空白，而且在國際上也處於領先地位。
中國地質調查所舊址
黃汲清深得翁文灝的賞識，1931年參加中國地質學會學術年會時，就帶黃汲清一同出席，對黃汲清進行重點培養，他還極力說服黃汲清出國留學深造，並向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進行了推薦。
1932年夏，黃汲清由上海乘郵輪前往瑞士留學，先後進入伯爾尼大學和濃霞臺大學地質系，專攻構造地質學，師從地質學大師阿爾岡教授攻讀博士學位，學習和研究大地構造和阿爾卑斯山地質構造，黃汲清還利用假期到意大利、法國、德國等國家地質旅行，實地調查了維蘇威火山、龐貝古城等地質遺蹟。
中國地質學界鼻祖丁文江於1933年去美國華盛頓出席第16屆國際地質學大會，聽到耶魯大學舒克特教授宣讀的論文中引用了黃汲清關於世界二疊紀底層的研究成果，感到十分欣慰，在途經歐洲回國時，專程到瑞士看望了黃汲清，告知舒克特教授在地質大會上引用他的研究成果，並送給黃汲清一個使用多年的地質羅盤。
黃汲清
1935年，黃汲清以法文撰寫的博士論文《瑞士華萊縣素女峰——破金峰地區之地質研究》獲理學博士學位後，又前往英國、德國、比利時、美國等國家旅行考察，當他於1936年1月20日回到上海時，驚聞恩師丁文江在半個月前去世，甚感震驚並痛惜不已。
黃汲清向已擔任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報到時，翁文灝讓黃汲清繼續回地質調查所工作，並任命黃汲清為地質主任，職責相當於總工程師，翁文灝的這一“神來之筆”，令地質界同仁非常震驚，因為當時地質界人才濟濟，可堪所長重任者大有人在，而黃汲清只不過是剛拿到博士文憑的海歸，儘管“地質人”都很欽佩黃汲清，但畢竟資歷太淺，難免有人不服甚至嫉妒，但時間卻證明了一切，黃汲清沒有辜負翁文灝的栽培和期望，其一生為中國的地質科學創下了非凡的業績，併成為中國地質領域一代宗師。
黃汲清及同仁在考察途中
黃汲清於1936年率隊進入贛、湘、黔、粵等地區進行大規模科學調查，發現了具有重要經濟價值的湖南資興煤田，1937年又與“中國煤油勘探公司”組成西北石油考察隊，這次地質調查發現了玉門油田，這也是中國第一個工業油田，玉門油田很快就進行了勘探和開發，生產原油25萬噸，佔同期全國原油產量的90%以上，為抗戰做出了重要貢獻。
1937年初黃汲清被委任實業部地質調查所代所長，1937年7月第17屆國際地質大會在莫斯科舉行時，黃汲清與翁文灝一同出席了這次大會，並在蘇聯進行了廣泛的地質交流和考察，黃汲清希望翁文灝能夠遴選德高望重之人主持調查所，自己更願意從事科學研究工作而不是行政事務性工作，從中可以窺見黃汲清淡泊名利思想。
“七七事變”之後，黃汲清組織領導了地質調查所的兩次搬遷，一次是從南京到長沙，另一次是從長沙到重慶，黃汲清與同仁同甘共苦，一路顛沛流離，最終在重慶北碚安營紮寨。
重慶時期地質調查所舊址
1938年2月黃汲清當選為中國地質學會會長，這一年他才34歲，年底又正式出任中央地質調查所所長，也是在這一年，黃汲清與陳秉範在四川隆昌聖燈山調查地質構造時，親自佈置打孔勘探，發現了中國第一個工業氣田——聖燈山天然氣田。
1940年夏，黃汲清辭去了中央地質調查所所長，專任《中國地質學會會志》主編，潛心研究學問，主持了若干重大科研課題，並開始了《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單位》的寫作，1942年又到中央大學任兼職教授。
也正是在這一年，黃汲清領導了新疆石油地質調查，並完成了《新疆油田地質調查報告》，提出了陸相生油和多期多層含油的新觀點，這是黃汲清重要的地質理論，根據這一地質理論，中國的石油勘探獲得了重大發現。
黃汲清（左二）在西北考察途中留影
油田的形成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能生油，二是能儲油，三是要有地層蓋住，油氣跑不掉，即生、儲、蓋組合而缺一不可，黃汲清從大地構造學說的地殼運動的多旋迴特點出發，分析了中國含油氣區的地質情況，認為多旋迴構造作用使中國的大中型盆地的發育呈現明顯的多旋迴和多級演化性，油氣的生成和聚集具有多期性、多層性，黃汲清的陸相生油理論意義重大，從理論上打破了“中國貧油”論的束縛，並於1945年完成了《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單位》這一學術專著。
《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單位》
抗戰勝利後黃汲清回到北平，在北京大學擔任兼職教授，並主持編繪了14幅《1:100萬中國地質圖》和《1:300萬中國地質圖》，綜合了中國地質調查的全部成果，中國地質學會第一個專業委員會——即構造地質專業委員會成立時，李四光出任主任，黃汲清出任副主任。
黃汲清於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是當選院士中最年輕者之一，當年8月25日第18屆國際地質大會在倫敦召開，他在參會回國途經香港時，剛主政臺灣大學的傅斯年，邀請黃汲清主持臺灣大學地質系，被黃汲清婉言謝絕，而是毅然選擇了留在大陸。
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合影
新中國成立後，黃汲清繼續從事地質科學研究和探索，於1952年被任命為西南地質局局長，再一次領銜西南地區地質勘探和開發，1954年6月出任中國科學院生物地學部副主任，1955年又被評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黃汲清（右三）與同仁在西南地區考察
1955年至1957年，黃汲清為中國石油天然氣的普查和勘探，制定了一個相當詳細完整的工作規劃，對大慶、勝利、大港、華北、遼河、塔里木等油田的發現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尤其是在1957年，黃汲清領導了松遼平原、華北平原等地的石油勘探工作，是發現大慶油田的功臣之一。
對於中國知識分子來說，1957年是一個十分恐懼的年份，許多知識分子已經處於監督改造之中，再也不敢發表自己獨立的學術見解、意見和建議了，儘管黃汲清躲過了“反右運動”，卻沒能躲過“十年浩劫”的衝擊，黃汲清與幾乎所有科學家一樣，被迫中止了科研工作，也同樣經受了批鬥、遊街、貼大字報、下放勞動等“政治待遇”，荒廢了十年大好的時光。
已是古稀之年的黃汲清，於1974年被任命為中國地質科學院顧問，帶領一些科研人員從事國家急需的富銅、富鐵礦地質調查研究，1976年又出任中國地質科學院副院長，這一任命本身就表明了科學人才的斷層和匱乏，早過了退休年齡的黃汲清不得不重新披掛上陣而重出江湖。
黃汲清
早在五十年代，黃汲清就是連續三屆的全國人大代表，改革開放之後又連續當選了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在1979年第32屆中國地質學會大會上，黃汲清再一次當選中國地質學會會長，這是他時隔41年之後再一次當選，可見他在中國地質領域的宗師地位，並於1984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95年1月12日，首屆“何梁何利獎”頒獎大會在北京舉行，旨在獎勵取得傑出成就的科技工作者，倡導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崇尚科學的良好社會風尚， 黃汲清與王大珩、王淦昌、錢學森四人共同榮獲了首屆“何梁何利獎”中的“科學與技術成就獎”，並獲得了100萬港元的獎金。
黃汲清雕像
在獲得“何梁何利獎”僅兩個多月，黃汲清就於1995年3月22日在北京病逝，追悼會上對黃汲清的評價是：“我國一代地質大師、新中國地質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追悼會上還有這樣一幅輓聯， “一代宗師，地學泰斗，旋迴構造奠基礎，指導探寶獻神州，豐功偉績，後人永世不忘；油氣勘查，功在千秋，運籌帷幄指方向，九州大地油氣流，斯人雖去，風範長留人間。” 恰如其分地概括了黃汲清的地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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