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成是一家租賃公司的項目經理，公司在東部某省省會，家鄉也在該省；中縣則是公司一筆城投貸款的投放地，在中部某省。2018年末這筆貸款出現逾期苗頭後，他就不斷奔波於中縣和公司總部之間，變成了“催收員”。
臨近年底，崔成決定再去一次。雖然中縣城投還款的希望渺茫，但公司年度考核壓力在，只能去碰碰運氣。出發前，他提前聯繫了中縣城投融資部人士，對方說公司領導出差了。“很可能是個幌子，現場碰。”崔成已熟悉這一套路。
他買了動車票，隻身來到600公里外的中縣。果然，中縣城投董事長就在辦公室，他調侃道：“小崔啊，你都快成我們公司的人了。”和往常一樣，這次催收仍沒有實際效果。
“一點都不想去，感覺有點自取其辱。”崔成無奈地說，“他們的表情似乎在說，這個人不會是個傻子吧，怎麼還來？”在崔成的印象裡，入行的幾年中，從沒有像今年這麼苦悶：屢次奔波沒有準信，貸款展期之後再展期，仍然沒有著落。
奔走在催收路上的不止崔成。
自從2017年下半年以來，中央監管部門對城投的融資持續收緊，融資平臺借新還舊的遊戲難以滾動，2018年城投開始出現非標融資違約，2019年違約明顯增加。
據記者統計，今年截至目前已有58款政信產品無法按時償還貸款本息，而2018年全年的數量僅僅只有23款。
圖片來源 / 21世紀經濟報道
當然，這只是“冰山一角”，很多違約並沒有被“爆”出來。
從宏觀上看，城投違約是打破剛兌的必經之路，也是去槓桿的結果。但從微觀上看，“崔成們”的奔波構成了城投信仰打破之後的時代註腳。
“爭著放款”
崔成第一次到中縣還是2017年7月。
當時財預50號文（《關於進一步規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行為的通知》）已下發兩月。50號文並無新的措施提出，只是對各種違規行為再次做出警示。
該文震懾之下，銀行機構收緊了對城投的貸款，融資平臺借新還舊壓力加大。在此背景下，城投公司亟需找到新的資金方。
以信託、租賃為代表的非標產品抓住時機，進入這一市場。雖然資金成本在10%以上，但對於償債壓力大的城投而言，能借到錢週轉已是不易，哪還顧得了成本。
崔成仍記得當時去盡調時的場景，中縣城投可謂“門庭若市”，有三家租賃公司都在盡調。“爭著放款。” 崔成調侃稱，“那三家租賃公司是金融租賃，放款的金額大，而我們不是金租，還排不上隊。”
幾天調研下來，崔成大致做出了判斷：
中縣是省直管縣，財政留存比例要高於普通區縣。硬性指標方面，2016年中縣一般公共預算收入25億。“財政收入規模雖達不到百強縣的標準，但也還不錯，所以就放款了。”
2017年8月，崔成所在的租賃公司和中縣城投簽訂了售後回租合同，租賃標的物為管網及附屬物。具體交易結構為，中縣城投先將管網及附屬物賣給租賃公司（租賃公司支付購買價款1.6億），中縣城投再從租賃公司將管網租回，並支付租金。此外，中縣交投為這筆業務擔保。
令崔成沒有想到的是，向中縣城投放款的金融機構不止這三家，且融資主體多元化：中縣所有的城投都有租賃融資，甚至中縣中醫院、中縣人民醫院也通過租賃的方式融資。
以中縣中醫院為例，中登網信息顯示，在2017年5月-2018年的2月間，有7家租賃公司向中縣中醫院提供融資4億元。在此之前僅僅有兩筆租賃融資，發生於2015年3月、2015年7月。
“這些融資都是由中縣城投或者其他城投公司使用，醫院就是個通道，一般來說誰擔保誰使用。”崔成說。
違約風波
合同顯示，租賃期限36個月。按照償債計劃，中縣城投 2017年10月支付第一期租金，此後每隔三個月支付租金本息約一千多萬。前期中縣城投都按時償付租金，但是2018年底“中縣城投已出現了逾期”的小道消息在市場上流傳開來。
崔成和他的同事立即趕到中縣，中縣城投再次“門庭若市”。聽到消息趕來的不止有他們，還有2017年放款的三家金租，以及之前並不瞭解的幾家租賃公司、信託公司。“中縣城投融資部辦公室坐滿了人。”
中縣城投董事長組織各家金融機構開了個座談會。相互寒暄後，中縣城投董事長說，兩年來感謝各家機構對中縣及中縣城投的支持，中縣是省內最具發展前景的縣市。但是話鋒一轉，他說，資管新規和27號文落地後，各方資金都在撤，中縣城投流動性暫時遇到一些問題，但是欠款肯定會還。
所謂27號文，指的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防範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的意見》。這是對地方政府舉債融資管控最為嚴厲的文件，並且明確指出將對違規舉債終身問責、倒查追責。各類金融機構均收緊了對平臺的放款，城投資金鍊到了最為緊張的時候。
“光畫餅可不行”，崔成追問具體的償債措施，但是中縣城投並沒有詳細回應，只說肯定會還。“就差對天發誓了。”崔成說。當時，中縣城投支付了五期租金，還剩七期待支付，而最新一期到期即為2019年1月。
對於中縣相關指標，他已爛熟於心：
2018年底政府債務餘額25億，而財政收入規模30多億。以債務率（政府債務/綜合財力）計算，2018年的債務率僅僅34%，遠低於100%的警戒線，看起來還不錯。但僅中縣城投一家就有這麼多非標融資，中縣隱性債務的規模不小。
此行中縣城投未提出任何實質性措施，崔成只得到了中縣城投的口頭承諾，他對中縣償還能力的擔憂與日俱增。接下來的一個月，他忐忑不安，最終2019年1月的第六期欠款並未收到。
他再度趕赴中縣：先去中縣城投，董事長說確實沒錢、流動性緊張；再去中縣交投，交投老總說：我只是擔保方，這錢又不是我用的；最後去中縣國資委（交投和城投的股東），負責人說：原則上借款主體先解決，不行再和政府協調。
這幾乎是他此後每月去催收的固定流程及主要回復，不過這期間中縣城投換了三任董事長，使得催收效果變得更加不確定。崔成記得，在中縣城投還了第六期租金後，剩餘一半的待收租金被迫做了展期，但展期之後又逾期了。
“為什麼每個月都要去一次？”崔成自問自答，“一方面是公司要求，另一方面也需要了解現場情況，看看公司是否存在、是否有其他債權人等外部信息。”
“催收方法論”
商業銀行和地方政府之間存在廣泛的合作，即便有違約也很少會主動爆出，目前尚沒有看到這類案例。對於公開債券，地方政府會想方設法保兌付，否則對區域融資環境影響太大。
江湖傳言：“債券違約天下知，租賃違約無人問”。就償還順序而言，公開債券優先，而租賃因為體量小、資金又是自有資金，償還順序往往最末。處於中間的是信託、私募基金、期貨資管、金交所定融等產品。這些產品因為涉及到大眾投資者，地方有支付的壓力。
對崔成而言，催收不僅僅要和當地城投、政府“鬥智鬥勇”，也要和同行“鬥智鬥勇”——在城投資金有限的情況，如何先於同行拿回債務資金。
崔成隻身去到中縣的前幾次，都未能見到中縣分管副市長。但當中縣城投債務違約問題被媒體曝光後，中縣副市長親自帶隊到各家金融機構拜訪，商談債務的解決問題。
無法見到政府領導的不止崔成。一次催收中，中縣城投董事長當著崔成的面對一位同行說：你要再這樣做，你們的欠款我就不還了。崔成後來才知道，這位同行在縣政府攔下了縣長的車，希望得到一個準信。但縣長叫來了中縣城投董事長處理，最後又把這位同行帶回來中縣城投。
股東背景也是催收成功的重要因素。崔成了解到，一家租賃公司提前收回了款項，但這家租賃公司背景特殊，實際控制人是該省國資委。“據說該省國資委指導省內金融機構做了一筆非標融資，將這筆租賃置換了出來。”
屢次催收無果後，崔成不斷追問“還能有什麼辦法？”雖然可以提起訴訟，但這是萬不得已的舉措。談到將來，崔成說：“還是會繼續做政信業務，但也不能單純靠信仰，需要整體去考慮貸款的風險。”
對於金融機構而言，政信業務躺著賺錢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對於地方政府、城投公司而言，一紙承諾融資的時代也漸行漸遠——舊的業務邏輯在消逝，新的體系尚未形成。
城投老總這些年：
從“融不完的錢”到“還不完的債”
2017年5月，財預50號文印發後，城投融資持續收緊，基建也在壓降。相應地，各地城投公司舉借的債務進入償還高峰期——償債成為這屆城投董事長的主要工作。
“現在輕鬆了很多，血壓也正常了，覺也能睡著了。”電話裡，程平（化名）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動。程平原是東部某省A縣城投公司的董事長，同時也是該縣金融辦主任。由於政府公職人員不能兼任國企負責人，他今年12月卸任了城投董事長。
去年9月，A縣城投董事長被雙規後，身為金融辦主任的他接任了董事長一職，頗有“救火隊長”的意味。而從那時起，A縣城投進入償債高峰期，同時城投融資持續收緊，償債壓力越來越大，最終出現違約。
此後一年間，上門催債的金融機構紛至沓來，而他又無法籌集到資金，有的催收甚至通過信訪部門、上級轉達過來。“壓力大、很焦慮。”程平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坦言，“老弟我跟你說，這個位置可能幹三月就得抑鬱症了。”
“上一任攤子鋪太大了，融資太多。”他反覆說。這主要發生在2017年5月前。彼時，只要財政出一個承諾函，城投就可以向各類金融機構融資：“項目不愁，資金也不愁，擁有無限開火權。”
2017年5月，財預50號文（《關於進一步規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行為的通知》）印發後，城投融資持續收緊，基建也在壓降。相應地，各地城投公司舉借的債務進入償還高峰期——償債成為這屆城投董事長的主要工作。
“以前是幹不完的事，融不完的錢，現在是還不完的債。”程平感概稱。
賬本
程平所在的A縣，2018年GDP規模在300億左右，財政收入大約11億。考慮到政府性基金收入、上級轉移支付收入後，其綜合財力在40億左右。
從全國來看，A縣財政收入和財力處於中等偏下的水平，但一些風險偏好較高的機構也願意以高息借款給A縣城投，畢竟處於東部省份。
在金融辦任職時，程平對A縣城投的高負債略有耳聞，但是到任後查了賬本發現，A縣的融資情況要比想象的複雜。
從總規模看，有息負債五十多億；從結構上看，非標占比較高，包含了租賃融資、金交所定融、信託等，無債券。
令他驚訝的是，一些租賃融資還是通過A縣中醫院進行。程平還清楚地記得其中一筆融資的交易結構：A縣中醫院將某設備賣給租賃公司（同時，租賃公司支付購買價款），A縣中醫院再從租賃公司將設備租回，並支付租金。業內將這一模式稱為“售後回租”，A縣城投為這筆業務擔保。
“雖然是中醫院融資，但資金是我們用了。”程平說，“這筆租賃融資造假很嚴重，按合同看作為標的物的該設備有上百臺，但中醫院可能十臺都沒有，所以支持借款的基礎信息都是假的。”
他還發現，在2018年1月間前任董事長甚至還向當地居民借入上千萬的高利貸。其中，月利率高達1.2%，而期限僅有2個月。為了打消投資者的顧慮，這筆借款還引入A縣另一家城投做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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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任後，他指導公司相關部門摸清家底，製作多張表格，其中一張債務明細表，包括債務人、債務餘額、到期時間、擬償還方式等內容，然後列出下月需要償還的債務規模。另一張表則是城投公司擁有的資產，羅列資產名稱（包括現金）及價值。
但是償債規模總是高於後者，2018年還能通過再融資滾動，但今年實在難以滾下去。對於某些單筆規模較大的債務，程平會建議分管副縣長帶隊到債權人單位協商，請求展期。
“融資太多、期限又短，但公司沒有造血能力。” 他說，“今年來城投公司也準備轉型增加現金流，嘗試搞搞房地產開發業務。”
逾期
A縣城投的主營業務為基礎設施項目代建。具體而言，A縣城投先進行投資建設，然後由政府按照相關協議進行回購。在此過程中，城投形成對政府方的應收賬款，政府方的回款情況將決定城投的現金流入。
在融資趨緊的背景下，A縣2018年的財政收入相比上年卻下降了2億。這使得A縣城投的資金鍊更趨緊張，6月份開始陸續出現逾期，上門“催債”的金融機構紛至沓來。“今年光還賬就需要10多億，但財政回款不到1億。”程平說。
一個地方金交所發函稱，（投向A縣城投的）定融產品投資者集中在長三角地區。長三角地區投資者金融意識強、維權意識強。如果不妥善處理，將不利於A縣融資及發展。
其中關切，程平自然清楚，他只是照例將發函轉呈縣委書記、縣長批閱。“縣領導也批示要做好處理。”程平說。
程平也確實被組織部門約談，他估摸著可能是部分債權人通過各種方式反映到上級部門，使相關領導產生他化債不力的印象。“據說要免掉我。我不勝任，領導可以免掉我，但是免掉我，賬也還不起。”程平說。後來，組織部門調查發現，確實也在努力還債，也就作罷。
在今年的到期債務中，最讓他頭疼的是：
有一半的到期債務是租賃融資，共5.6億分佈在九家租賃公司。他一家家去談，提出先付一部分、剩餘租金展期的方案。部分機構同意了延期的方案，但部分機構比較強硬，表示如果不能三個月內償還逾期租金，將會把逾期信息計入徵信系統或者啟動起訴程度。
如果將逾期信息計入徵信系統，意味著出現了不良，A縣城投未來的再融資將會更加困難。而一家機構則表示將會向媒體曝光。由於無法按期支付逾期租金，A縣城投租賃違約的消息今年9月被媒體曝光，程平也接到來自媒體的求證電話。
“要是媒體報道能將我免掉倒好了。”程平調侃稱，“但公司確實沒錢。”曝光後A縣城投還是沒有償付租金，這也讓租賃公司意識到A縣城投確實資金緊張，雙方又回到談判桌上。
“欠債還錢，天經地義。我一國有企業，欠錢肯定要還。今年還不上，可以今年還一部分，明年再還，甚至後年再還，都沒問題。”除了和對方談展期方案，這是程平向金融機構說得最多的保證詞。
反思
雖然一年半的城投任職已經結束，但這期間被追債的經歷並不愉快，甚至是“痛苦的”，程平也在反思：何以至此？
程平回憶稱，2014年政府債務鎖定後，A縣又成立了一些國企，通過表內外方式融資進行基建。
“2014年後的融資規模，可能遠高於當時鎖定的政府債務餘額。只要是政府平臺，不論評級、經營狀況，去金融機構融資要多少給多少，而2018年以來陸續進入償還期，前期攤子鋪得太大，後遺症就出現了。”程平說。
程平坦言，這其中有部分項目沒有認真進行論證。而城投出現債務償付問題，固然有政策層面的原因，但更多的還是自身沒有做好流動性管理，之前投資了很多收益不高的基礎設施項目，同時收益回款週期長、規模也不大。
其中，非標融資成本高、期限短，償債高峰期疊加再融資收緊，違約就在所難免。更頭疼的是，大規模的基建形成了大量對下游民企的應付工程款——國務院正在督查清欠，馬上年關了，農民工的工資不能拖欠。
一年多來，A縣基本沒上新項目，在建的項目也基本都停了。程平說，隱性債務的償付已經影響到地方財政的調度，保工資、保運轉都很困難，因此上級撥付的項目資金、專項債資金都挪用償債了，基本建設投資難以保證。
統計公報顯示，A縣2015年-2017年固定資產投資平均增速超過15%，2018年增速回落至2%，2019年預計將負增長。
“現在辦公經費、出差費用這些開支已經全部停掉。”程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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