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多月以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戰場風起雲湧，輿論場上也絕非風平浪靜：有的傳媒從一開始便試圖藉助疫情唱衰中國，“切爾諾貝利時刻”成了他們難以抑制的聯想；有的直接把矛頭指向中國的體制，似乎只要“民主和自由”就能百毒不侵；有的趁機制造政府與民眾的對立，或者刻意挑起地區之間、職業之間，乃至“西醫”與“中醫”之間的衝突；還有的把疫情全球肆虐、各國股市暴跌等等一股腦地歸咎於中國，胡說什麼“中國人欠世界一個道歉”……隨著國內疫情防控一步步地走向勝利，種種虛妄之詞正在被現實無情碾壓，中國的防控經驗日益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日益贏得自身應有的尊重。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宣傳領域從此雲淡風輕，如果不花大力氣爭取傳播的話語權，如果不能用中國話語講透實際發生的故事，那麼我們還是無法解決“捱罵”的問題，任何突發公共事件都可能被別有用心的人拿來抹黑。
毋庸諱言，當今的國際話語場仍然是“西強中弱”的格局，西方主流媒體觸角遍及寰球，業務純熟、嗓門響亮，但是話語能否服人絕不僅僅取決於宣傳機器的硬實力，道義的原則，也就是“誰說的話更在理”同樣不容忽視。正如革命戰爭年代，原本力量弱小的共產黨卻能在思想輿論戰線上率先打贏，把持著各路“官媒”、拼命造謠詆譭的國民黨反倒在解放軍到來之前便早早失掉了人心。勝負之源不正在於黨的一整套“革命救亡”的話語具有強大的感召力量，讓人民群眾看到了建立新中國、復興中華民族的希望麼？由此可見，只要科學分析主要矛盾，牢牢佔據真理和道德的制高點，就掌握了贏得廣泛認同的關鍵，也就一定能夠用我們的話語持續奏響民族復興的強音。正義的事業究竟是不可戰勝的，區區幾聲聒噪又豈能阻擋？
我們提倡的中國話語所以不同於西方的主流話語，首先體現為看待問題的不同態度，這也決定了宣傳的“標準姿勢”。在嚴重的流行病面前，西方媒體慣於用誇張的語言煽動恐慌情緒：細菌或者病毒成了某種“入侵”的隱喻，感染源則通常被描繪為來自“異邦”、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兇惡敵人。於是從“大流感”到埃博拉，從SARS到MERS，每一次的宣傳報道都在重複著正義戰勝邪惡的神話，多半還夾雜著民間排外的呼聲。中國話語又該如何呢？正所謂“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在中國，不期而至的疫情被視作一場磨難，這樣的磨難中華民族歷史上曾經歷過很多，但我們從來沒有被壓垮過，總是愈挫愈勇，不斷在磨難中成長、從磨難中奮起。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這次疫情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們一定要總結經驗、吸取教訓。要針對這次疫情應對中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國家應急管理體系，提高處理急難險重任務能力”。有道是“多難興邦”，當做好疫情防控同治國理政的追求緊密聯繫起來，嵌入到民族命運的宏偉敘事之中，其間的話語便顯然超越了“天譴”和“救贖”之類的陳舊母題。歷史則必將銘記中國對於治理現代化和社會進步的莊嚴承諾，同樣還有我們自強不息、“戰疫必勝”的堅定信心。
“戰疫必勝”離不開黨的堅強領導，這也是我們應當理直氣壯說出的話——平實、樸素卻有著豐富的內涵：必勝的目標昭示著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正因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所以疫情就是命令，責任重於泰山，我們將以無比的政治勇氣來維護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所以我們絲毫不能容忍各種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更不會像某些西方政客那樣，為了黨派利益或是自身的選情，時而大放厥詞、時而遮遮掩掩。堅強的領導凸顯出黨的核心地位，正因為“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所以我們才能充分發揮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做到統一協調、統一調度，集中力量攻堅克難；所以我們才會親眼見證“兩神山”醫院迅速建成的人間奇蹟，我們的動員力度才會令世界衛生組織的總幹事感嘆前所未有。“戰疫必勝”離不開黨的堅強領導，這一論斷本身亦詮釋了黨的先進性，正因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所以我們可以向黨員提出遠比一般公民更高的要求，所以會有千千萬萬的優秀黨員“關鍵時刻衝得上去、危難關頭豁得出來”。黨旗所指，勝利所向，這難道不比高談闊論“民主和自由”可靠得多嗎？
“戰疫必勝”離不開人民萬眾一心，我們的話語應當使人堅信十四億中華兒女眾志成城，必將匯聚成世間最為磅礴的力量。突如其來的疫情確實給我國的經濟和社會運行造成了很大的衝擊，政府也不得不採取一些非常時期的嚴格限制，人們（特別是疫情重災區居民）的切身感受想必會成為今後文學的熱門題材，但是，作為不可磨滅的民族記憶，需要敘述的絕不只是個人身邊小小的悲歡，而必須讓人民記得，為了早日贏得這場鬥爭，不論政府機關還是科研機構、不論企事業單位還是民間團體，無數人都在自己的崗位上殫精竭慮、英勇奮戰，更有四方馳援的廣大醫務工作者仍在一線堅守、星夜無眠。整個國家已經付出瞭如此巨大的犧牲，還能有哪些必須做的事情得不到我們的寬容和理解？還能有什麼樣的分歧足以把我們割裂開來？這是我們每個人都在親身參與的一場偉大的鬥爭，每個人都肩負著光榮的使命。“上下同欲者勝，風雨同舟者興”，重大公共事件愈發彰顯出集體主義的價值，一切抽象的“人性”、“獨立的個體”、歲月靜好的小天地，在它面前都不免黯然失色了。
當疫情防控的主戰場逐漸由國內轉向國外，我們的宣傳話語也應當與時俱進，更多地包含“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有關內容，明確提出“戰疫必勝”的唯一出路在於各國間的守望相助。全球化使得一切大規模的國際流動都成為世界性的，當然病毒也不例外，任何國家都難以在疫情面前獨善其身，任何國家也都難以單獨應對這一全球性的挑戰。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早已同國際社會進行了密切的合作，有效阻止了疫情向他國蔓延。中國也願意同各國分享治療和防控經驗，但我們所做的這些貢獻理應為世界人民知曉，西方媒體強加的諸如“武漢病毒”之類的汙衊之詞理應為阻斷疫情的“武漢模式”儘早取代！宣傳工作者需要努力傳播中國的經驗，更需要向全世界推廣中國的理念：我們熱情讚揚各國間每一次捐贈和鼓勵的善舉，旗幟鮮明地反對以鄰為壑、自私自利的作風，針鋒相對地回擊所有的傲慢與偏見，及時揭露某些國家消極反應、企圖矇混過關的卑劣行徑……只要我們能夠講通這番道理、講好中國和世界的故事，相信我們、支持我們的人終究會越來越多。那些動輒拉起“民主”的幌子，聲嘶力竭地要和中國劃清界限、甚至頗有些“種族主義”意味的言辭，終究會遭到各國人民的唾棄。
（作者：張宇，天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作者授權本官微網絡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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