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高校教材為何“編多著少”

作者 | 吳超

查閱歐美國家出版的許多教科書時,你會發現,很多作者都是以著的方式出版。

而國內的絕大多數教材的署名都是以編為主,少數署名編著,極少署名著。

在國內,當一部教科書作者要求署名著時,絕大多數出版社不同意,原因是以著的方式出版,讀者或是編審等都不認為是教材,而是專著,而專著一般都會影響發行量。並且,國內一般認為,專著是不能作為教材的。

其實,對於新學科、新領域、新專業,如果能夠做出系列的研究成果,完全能以著的方式寫教材。

那麼,為什麼國內外教材署名方式會出現如此大的差別?

這還得從教材的內容和發展過程進行分析。

歐美國家以個人署名的教材不管是著還是編,其內容大多有詳細的參考文獻和具體位置的標註,一些多次再版的經典教科書的作者都是該教材領域的權威研究者,都有原創的科研成果可以納入。

而且,他們引用的參考文獻一般比較注重一次文獻。

這樣看來,如果教材參考文獻標註得足夠細緻,引用他們文獻中的文句經過作者的重新組織,完全符合國際非抄襲的規範。如果達到上述要求,用著來署名也是很正常的。

30多年來,國內版權意識逐漸加強,論文標註慢慢規範起來,但教科書始終是缺少引文標註的“重災區”。

一些編者大量照抄已有中外文教科書的內容,只在教科書的最後把參考文獻“胡亂”地列上,並且參考的文獻大都是二次、三次文獻或是教材,甚至把編書變成綜合抄書。

另外,如果標註引文是二次、三次文獻或上面所述的非著教材,這不僅毫無意義,而且還會出現張冠李戴的情況,不如不標註的好。

遺憾的是,直到現在,教科書沒有查重的慣例,原因有很多,包括缺少比對教材的電子書庫及防電子教材文件被盜等措施。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人編書並不是因為自己是這方面的專家和客觀需求,而是由於評職稱和本單位的需要而編書,這種情況自然不可能做標註和以著的方式署名。

除了上述情況,有些教材作者的確花費了比較大的功夫,以編來署名不甘心,就寫編著。但是,也有膽子大的作者,編書也署名著書。

現在教材編、編著或著沒有可衡量標準,基本只能憑作者自行確定。

這樣也導致了少數作者花費大量心血撰寫出來的教材與一些作者用複製粘貼而成的教材混在一起,而對於學生和讀者來說,很難鑑別哪種教材具有原創性。

而且,多年來國內評價教材業績的標準是以論數(本數和字數)、論“帽子”(不同層級出版社和不同層級的規劃教材)為主,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

教材版權規範和標註參考文獻規範需要國家出臺出版法規,以及由出版社、作者、讀者等方面協同發力,需要經歷較長時間的扭轉過渡期,才能慢慢形成嚴謹的教材編撰學術氛圍。

為此,筆者提出以下建議(主要針對非文科類等教材):

第一

,國家出版管理機構要出臺一些教材引文標註的引導性指南或規定,即使暫時作為非強制標準頒佈試行也可以;

第二,出版社要鼓勵作者按照引文標註規範編寫教材,沒有比較詳實的引文標註的教材,一般不能作為編著署名,更不適合用著來署名;

第三,作者個人要傳承學術論文引文的標註方式,除了常識性的知識不需要註明,編入其他原創的重要觀點、概念、公式、圖表、數據等,一定引用原創作者的文獻;

第四,讀者要提高對閱讀教材的鑑賞能力,挑選原創性或是編寫質量高的教材,拒絕各種拼湊式的教材。

相信通過上述多方努力,國內教材引文標註會漸漸步入正軌,高質量的教材也能不斷修訂再版。但是,這一過程至少需要幾十年才能完成。

( 吳超

http://blog.sciencenet.cn/u/After50)

《中國科學報》 (2019-12-23 第8版 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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