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在達沃斯還是在歐洲委員會，歐洲聯盟領導人都日益強調氣候變化是經濟政策的核心部分。響應瑞典氣候活動小將通貝里（Greta Thunberg）的呼籲，儘管擁有龐大重工業的德國此前曾反對，總理默克爾卻也在2019年10月公開支持法國到2050年歐盟零碳排放的計劃。
由此可見，歐盟的領袖也認同氣候變遷的影響和嚴重性，然而，如何共同合作制定減碳方針卻是一大難題。歐盟政策制定是必要的，但每每無法在各個成員國之間獲得泛歐（Pan-Euro）的認可性，這早已是老生常談，在環保經濟政策上也不例外。雖然建立戰略上獨立於外來入口，而且具可持續性的泛歐能源聯盟（Energy Union），是歐盟近年的政策主要目標，但因為歐盟成員國各自的經濟構成差異，以及發展程度上的上下不一，而進行得相當緩慢。
不但東西歐的發展差距讓成員國之間的合作更加困難，就算在相當發達的西歐國家，比如法國，也不容易在改革經濟體系的成本與代價之間取得平衡。歐盟一直是全球氣候變化政策的領導者，但為了防止該計劃成為紙上談兵，歐盟必須更團結，且必須更積極讓公民參與氣候變遷的議題。
能源聯盟的挑戰
雖然歐盟領袖，尤其是西歐國家如法德荷等發達經濟體，甚至近年儼然有東歐領袖之勢的波蘭，都認可歐盟需要一個能源聯盟去顧全能源供應獨立，以及可持續性兩大戰略方針，但由於各成員國發展速度不一，以及來自俄羅斯和海外廉價化石能源等因素，歐盟能源聯盟的發展仍然遲緩。
實際上，能源聯盟的使命其實突出了西歐和東歐之間的差異，後者傾向於用傳統的化石燃料來確保能源穩定度。根據歐盟委員會的研究報告，保加利亞、捷克、德國、波蘭和羅馬尼亞等有最多煤炭業勞工。儘管在當前的能源過渡計劃中，並非所有這些工作都處於被淘汰的危險之中，但在煤炭產業工會的壓力下，過往來說，東歐國家和德國政府對可再生能源的排斥性比西歐國家更高。
更糟的是，由於這些國家主要依賴俄羅斯進口化石能源，它們常有出於政治動機的能源中斷風險。許多東歐國家仍依靠20世紀時建造的管道，從俄羅斯進口天然氣或石油，部分原因正是建立從西歐進口的新管道非常昂貴。而既然經濟資源有限，這些國家較不希望投入大筆資本在較不穩定的可再生能源上。因此，東歐每每需要在綠色轉型和能源獨立之間做選擇。
另外，儘管不是新興歐洲的一部分，德國也是俄羅斯能源最大進口國之一。2018年，德國通過管道從俄羅斯進口了約553億立方米的天然氣，是法國的兩倍多，也是歐盟所有國家中最多的國家。若以能源獨立為優先考量的話，無怪乎東歐和德國寧願先保持國內煤炭業可持續生產，並在歐盟國家之間建立更多輸油管和氣管，讓能源進口源更多樣化，以期長遠不再成為歐盟與俄羅斯政治對立下的羔羊。
相比之下，西歐國家、挪威和瑞典通常擁有更多的經濟資源來投資可再生能源技術，並對綠色能源轉型抱有更積極的看法，認為綠色能源是提升歐盟“能源獨立”的方法。他們的消費者往往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而且他們的勞動力教育水平更高，在勞工市場整體的角度來看更適合發明、改善、安裝、維護和運營可再生能源技術。這在可再生能源相關專利的趨勢中顯而易見。
歐洲在2005年至2011年間，是高價值減緩氣候變化技術（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Technology，簡稱CCMT）的專利生產最高的區域，但這些專利都集中在西歐國家。對於已開發的歐洲國家來說，可再生技術除了除有環境效益、是能源獨立的新道路外，更是可外銷的一大商機。
在歐盟能源辯論顯現出了西歐和東歐之間的分歧，但最大的差異仍在經濟環境而不是自然資源。德國在以往歐盟能源議題中較保守，最初也與波蘭一起抵制法國總統馬克龍的減碳計劃。但實際上，德國在2015年擁有超過4000項CCMT發明，是所有歐洲國家中最多的，也是歐洲國內生產總值（GDP）對專利比率最高的國家。
在國內壓力下，默克爾最終決定支持馬克龍，並與他一同發表歐盟2050年碳中和的聯合聲明。如果德國和東歐國家的經濟情況更相似，德國和法國在此議題上的分歧，就不可能那麼容易解決。
即使歐盟在兩大工業國引導下，已經制定2050年的碳中和計劃，並非所有成員國都適合使用同樣手段去進行一樣的能源轉型。毫無疑問，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下，找到“能源獨立”和“綠能轉型”的平衡，將會是東西歐團結，共同向環保計劃前進的一大挑戰。
綠能政策 全民運動
雖然東西歐的經濟環境不同，兩方都須面對綠能政策對民眾的經濟影響，讓綠能政策不使國家分裂。就像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東歐國家的人民可支配收入較低，任何會提高能源價格或運輸成本的環境政策，就會因此面臨國內阻力。但是，如果能源轉型的負擔會導致更大的貧富差距，其實西歐國家也可能會出現同樣的問題。
環境政策的弱點甚至可能助長全國民粹主義政黨，引導強大反建制情緒，最終不但可使歐盟往2050年脫碳的目標脫軌，嚴重者甚至會讓民粹主義癱瘓政府和其他歐盟成員合作的能力。為了避免民眾抗議，環境政策終須與正確的社會政策結合，才能確保在戰略目標達成之餘，也能夠最大限度減低對於公民的生活水平的影響。
根據比利時的歐洲獨立智庫布魯蓋爾（Bruegel）的政策簡報，自1999年以來，歐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有所減少，但運輸除外，該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了20%。針對這個問題，馬克龍在法國的2019年預算法案中提出了燃油稅。然而，這一決定遭到了“黃背心”的強烈抗議，最終迫使政府在2018年12月取消了燃油稅。
黃背心最初的抗議並非沒有根據。根據公共政策研究院（Institut des Politiques Publiques）的分析，在馬克龍推出的2019年預算中，收入最低的20%的大多數人的處境會更糟，而收入最高的1%的人則可能會受益最多。一部分原因是燃油稅的性質是遞減的。
由於對燃料的需求與財富的增長不成正比，因此工人階層，尤其是那些居住在郊區的通勤族，比富人受到燃油稅的影響更大。如果以每人收入的百分比來表示，工人階層的燃油稅收將比其他階層更大。馬克龍最終在民眾強烈不滿下取消了燃油稅，抗議活動也開始了關於稅收和生態轉型的國家辯論。
為了達成2050年的脫碳目標，當前政策須進行修改，但是這些修改必須是一個謹慎的過程，才能降低弱勢群體的附帶損害。以法國為例，就算法國有許多民眾是支持環境改革，在最初的抗議活動之後，法國的黃背心與反建制政黨混雜在一起，且無期限抗議以外，後來的抗議還漸漸偏離原初的稅改問題，強烈的反建制情緒甚至可能使歐盟能源轉型計劃更困難。
能源轉型需要所有成員一起合作解決整個歐盟的問題。為了使能源轉型在整個歐洲成功，國家之間須更進一步整合，在現有的歐盟框架內讓先進國幫助開發中國家，令歐洲的經濟分歧不嚴重惡化。歐洲領導須與公民一同討論如何制定完整的能源轉型政策，在不失去“社會正義”的情況下，達到“環境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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