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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1861年—1911年），字午橋，號匋齋，諡忠敏，滿洲正白旗人，出生於直隸浭陽（今河北豐潤縣）。清末大臣，金石學家，官至直隸總督、北洋大臣。

亂世之能臣

端方幼年時被過繼給伯父桂清為嗣子。1889年，28歲的端方才正式受命做官，因其工作勤勉，仕途也還算順利。1898年3月，在翁同龢與剛毅的保薦之下，端方第一次被光緒帝召見，由此獲得了年輕皇帝的青睞。

戊戌變法中，朝廷下詔籌辦農工商總局，端方被任命為督辦。對當時“志大心切”的端方來說，這既是一個重大機遇，但同時也是一個厄運的開始。戊戌變法期間，端方全身心的投入到新籌辦的部門當中，他曾一天連上三折，其工作熱情與效率，可見一斑。但是，戊戌變法很快被慈禧太后推翻，除京師大學堂予以保留之外，其他新政措施包括農工商總局一律撤銷，端方本人也被革職。

1899年端方又得為官陝西，沒想到八國聯軍侵華竟給端方帶來意想不到的契機，慈禧光緒逃入西安。陝西巡撫衙門一下子變成準京兆尹。端方也以自己的幹練為自己在兩宮前博得“勇於任事”“不畏繁難”的印象，自此端方開始了其步步高昇的仕途。前後出任湖北巡撫、湖廣總督，湖南巡撫，作為新政代表領隊五大臣出洋考察，兩江總督，直隸總督。

此間端方在文化教育和農業上做出了突出的政績，先後創立湖南、湖北、江蘇三省的第一所現代公共圖書館，設立兩江地區（江蘇、安徽、江西）最早的法政學校、商業職業學校，被尊為暨南大學首任校長，中國第一所私家博物館、公共幼兒園、公共動物園的創辦者，籌辦了中國第一次商品博覽會，派出了中國第一批公費女留學生（其中有宋慶齡、宋美齡），主持收購丁氏八千卷樓藏書歸江南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前身），避免了重蹈陸心源皕宋樓藏珍貴古籍流失海外的覆轍。雖然十餘年仕宦生涯使端方在督撫大員中已無人能出其右。

張之洞還曾三次保舉端方擔任要職（湖北巡撫、代署湖廣總督、直隸總督），尤其最後一次是他臨終前不久，在病榻之上力薦。

晚清收藏第一人

除在政治、教育方面的成就外，端方酷嗜金石書畫，“情之所寄，而非情之所止”，是位有真性情的第一流人物。

“物聚於好，力又能強，世所稱者，燕邸收藏，三吳已編《陶齋錄》；守或匪親，化而為患，魂其歸半，夔雲慘淡，萬古同悲《蜀道難》！”這是光緒狀元張謇為端方所寫的輓聯，這幅輓聯的內容也凸顯了端方收藏之巨。

毛公鼎

他的藏品無論數量、質量，在同輩人中都堪稱翹楚。所藏毛公鼎、摹顧愷之《洛神賦圖卷》、陽三老食堂題字、宋拓《化度寺碑》、宋刊本《資治通鑑》，件件都是國之重寶。如果不過分計較自身學術造詣的匹配程度，稱他為晚清第一藏家也不為過。

這些藏品從何而來呢？

摹顧愷之《洛神賦圖卷》

雖然端方出身於滿清貴族，祖輩都入朝為官，但是尚未有材料表明他們是收藏世家，也沒有發現祖輩留給端方金石書畫方面的收藏。

端方巨量的收藏都是自己蒐羅而來的，他的收藏來源主要有三個途徑：一、購買所得；二、朋友贈送；三、交換所得。目前還無從得知端方從何時開始收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戊戌變法之前，端方已經有了大量的收藏。

戊戌變法失敗翁同龢被罷官後，端方前去送行就以自己所藏元人詞曲舊本和古佛造像作為禮物，可見端方在當時的收藏名聲已經很大。但是端方真正開始大量的收藏還是從他為官陝西開始。

端方曾在其《匋齋藏石記》跋中提到為官陝西為收藏帶來的好處，而在《陶齋吉金錄》序中也提到但他為官陝西的時候“朝出靈壠夕登几席，對花紋字跡完整者多摩挲屢眷欣賞”。端方收藏金石不能不說是為帝王之都巡撫所帶來的收藏便利。

而為官陝西不僅極大的豐富了端方的收藏，而且對保護其收藏也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時，在北京大肆劫掠，端方的府邸也未能倖免。大量碑刻字畫被搶。剛被端方解救抵漢的傳教士得到消息後，致函美駐華公使康格，康格一小時後便派一隊美軍往端邸保護，並追回部分被搶收藏。

仕途的舒暢為端方豐富其收藏帶來了極大的便利，財力上的支持就不說了。在權力上就可以使其冠於其它藏家，毛公鼎正是端方通過權力得來。雖無史書明記，但端方在藏石記中也說“金石之新出者，爭以歸餘，其舊藏於世家右族，餘亦次第收羅得之。”

《溪山秋霽圖》

對收藏家來說最得意的事莫過於在地攤中淘到珍寶，端方就具有這種發現的眼光，他曾經在長沙的市肆中發現了郭熙的《溪山秋霽圖》，這張畫張掛了很久，都無人問津，最終端方以很低的價格果斷將其買下。董其昌的《汪繼環墓誌》、《汪體義墓誌》由端方先後購得，並將兩件作品合裝為一卷。端方認為董其昌的用筆有古意，不像其他作品那樣婉轉流麗。

端方題古埃及石刻拓片

從晚清出洋考察團中戴鴻慈與載澤兩個人寫的日記裡面我們瞭解到，在回國的路上，端方去了埃及首都開羅，並帶回來了許多埃及文物，例如藏於歷史博物館的第19王朝之後彩繪木棺和藏於北京大學賽克勒博物館古王國時期的石碑。

端方的書畫藏品中有幾件出於孔廣陶的嶽雪樓，如李公麟的《老子授經圖卷》和米元暉的《雲山意圖》，書有記載端方與孫秋帆的交往，而孫秋帆是嶽雪樓逸散的關鍵人物，所以端方藏有嶽雪樓遺物也屬情理之中。

晚清時期有些收藏家家道中落，舊藏大量流出，端方就將其整體收購。繆荃孫記載了端方購買姚方伯舊藏的狀況：楊太后宮詞冊，姚彥侍方伯所藏，方伯愛收古書，兼及拓本，書畫最少，子公蓼亦熟於目錄、金石之學。喬梓連稿，孤孫尚幼，書樓扃閉二十年，一旦全數落賈人手，除鼠齧蠹食外，散若雲煙。如元版《草堂雅集》及此冊歸陶齋，餘則陶齋轉購入都門圖書館……

在清末官員間互贈禮品是相當普遍之事，端方在給翁同龢送行時就曾贈以文物禮品。而以端方的地位，這種文物禮品也是經常的。而各種古董商也投其所好，有好東西就贈送端方。端方也自然不會白拿。每次回報也相當不菲。

端方與北京清末民初的收藏家完顏景賢交往密切，經常聚會雅集。完顏景賢將梁楷的《放牛牧馬圖》、趙孟頫的《天育驃騎圖卷》饋贈端方。端方曾以虞世南的《汝南公主墓誌銘》、《廟堂碑》與完顏景賢所藏的四明本《華山碑》交換。完顏景賢還藏有虞世南的《破邪論》，與端方交換後，得到三件虞世南的書法作品，所以將他的書齋命名為“三虞堂”。端方蒐羅到三個版本的《華山碑》，四明本便是其中一件，端方因此以“寶華庵”名其堂。所以這一次的書畫交換，成就了“三虞堂”和“寶華庵”，使得端方和完顏景賢各取所好，完備了自身的收藏序列。

端方舊藏：1901年出土銅禁及配套青銅器

端方的藏品總數到底有多少，因為身後藏品大量流散，已很難確切統計了。

在他的收藏著錄《壬寅消夏錄》、《匋齋吉金錄》、《匋齋吉金續錄》、《匋齋藏石記》、《匋齋藏磚記》、《匋齋藏印》、《匋齋古玉圖》中，記載了端方大量的收藏，合計約3600餘件。《勘書圖》、《華山碑》及毛公鼎等巨跡都在其中。但至少還遺漏了兩個大項——數以千計的碑帖拓本和善本古籍。

《匋齋藏石》海西古刻拓片四條屏

《匋齋藏石記》的體例是“餘每有一墨本，即有一石，非所藏者不入焉”。旁人收得幾部名碑精拓本便樂不可支，他卻要儘可能連原碑也一併拿下，單是這份氣勢已足以令無數藏家望洋興嘆了。而雖無原石但藏有拓本的，恐怕比書中所載還要多出數倍。善本古籍雖似從未編過藏書目或書志，參考後來大藏書家袁克文、傅增湘等著錄所得端方舊藏，當中也不乏精品。

《壬寅消夏錄》共四十卷，稿本現藏於中國文物研究所。《續修四庫全書》中收錄的《壬寅消夏錄》是根據中國文物研究所藏稿本影印。書中收錄了端方所藏書畫308件，時間從晉唐至清代，按年代排序。其中晉唐書畫9件，五代書畫12件，宋代書畫44件，元代書畫52件，明代書畫81件，清代書畫110件。

《匋齋吉金錄》

《匋齋吉金錄》及《匋齋吉金續錄》是端方收藏青銅器的著錄，《匋齋吉金錄》成書於1909年，二錄共十卷，共計429器。

卷首是一組於1901年從陝西鳳翔府出土的商代酒器（柉禁），吉金錄上共12件，百年收藏上說共19件（後來也有人考證，其並非全屬一組）。其中最為稀罕的是那隻足有三四尺長的長方形青銅禁，目前藏於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第六卷專集端方所藏佛像，其中宋一座，北魏十座，東魏三座，北齊兩座，北周一座，隋七座，唐六座。匋齋吉金錄包涵種類很多，除了鐘鼎彝尊等重器之外還有詔版，權，戈，劍，勺等小物件，吉金錄所錄器物年代均在唐代以前，以秦前三代為主。

端方的石刻收藏著錄於《陶齋藏石記》中，全書共分四十四卷，宣統元年（1909）由上海商務印書館石印出版。《陶齋藏石記》共收錄端方收藏的刻石650件，其中西漢8件，東漢37件，魏晉南北朝240件，唐碑281件，五代4件，宋22件，遼金30件，元11件，明17件。所收刻石種類有碑碣、造像、石經、墓誌銘、泉範、塔記、井欄、田券等。較之《壬寅消夏錄》，該書已經正式出版，所以體例更為完備，卷首有端方和龔錫齡的序言，接著是總目錄，每條目錄下記錄刻石的年代。

《陶齋藏磚記》共兩卷，收錄了端方收藏的124塊刑徒磚，其中9塊屬於魏晉時代，其他皆為漢代刑徒磚。測量了每塊磚的高度、寬度、厚度，尺寸大小非常精確。對磚銘中的文字進行考釋，還從磚文的刻寫法，論證了古文字的演變。可能有些磚銘已經漫漶不清，無法識別，就僅僅標出磚的尺寸，沒有記錄銘文和考據。這些漢代刑徒墓誌，均刻於磚上，內容也非常簡單，只是記錄他們的姓名和死去時間。雖然僅僅是區別死者的記號而已，但也是研究漢代書法和歷史的重要資料。

端方藏印集中於《匋齋藏印》，集歷代古印1896方，印譜所錄皆古官私印。其初、二、四集錄官印，即與《鐵雲藏印》之二、三、四集同。第三集為私印。每頁大都為四格，大印則一頁一格，每格一印。無序跋。

《匋齋古玉圖》端方編，王大隆纂。1936年上海來青閣書莊印行。二冊。該書共編入古玉150器，並加說明考證。

宣統元年端方在京城琉璃廠建造匋齋博物館，以“所藏金石書畫、古器捐設”，四明本《華山廟碑》等也赫然在列。可惜博物館尚未竣工，端方便被刺殺，京城房產又被人縱火燒燬，家道逐漸衰落。後人生活難以為繼，開始變賣所藏。

約翰·福開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 - 1945）

美國人福開森（美國傳教士）寫的《匋齋舊藏古酒器考》，記述了端方收藏的青銅重器商代酒器（柉禁）的交易：“1911年秋革命軍起，端方死於四川，遺產皆在北京，其後人以貧故，不能守，稍稍貨其古器物以自給。近年貧益甚，遂以此二十器（後又加入一件觶，計為20件），歸於我國紐約中央博物館，此1924年春事也。”端方畢生所得，最終亦未逃過流散四方的命運。

有論者以為，端方無甚學問，不過附庸風雅，以此炫耀而已。此說似亦有失公正。他的鑑賞眼力究竟如何，是否全無主見，只知人云亦云呢?答案是否定的。據伯希和自述，當他在兩江總督府上受到熱情款待，並出示所獲敦煌經卷時，作為第一位得見寶藏真容的中國學者，“端制軍聞之扼腕，擬購回一部分，不允。則諄囑他日以精印本寄與，且曰：‘此中國考據學上一生死問題也。’”若非對國學浸潤至深，恐無此識力。

昔人曾比端方為畢沅、阮元，或稍嫌過譽，但他酷嗜金石書畫，“情之所寄，而非情之所止”，是為有真性情的“晚清第一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