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全球老齡化率最高、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早在1970年日本便步入了老齡化社會。1970年日本擁有65歲老年人口739.33萬人，佔總人口比例達到7.03%，達到老齡化社會標準，到2013年，這一比例攀升到25.08%，即4個日本人中就有1個為65歲以上老人。

這讓歷屆政府都非常頭痛。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國民平均壽命高達83歲，位居世界第一，也昭示了日本在養老保障上的成功。在美國《新聞週刊》的一次評比中，日本還被選為全球最適宜養老的國家。

國民年金

50年代正是日本戰後經濟初步恢復的時期。就在《東京物語》完成的同一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經超過了戰前水平。但是，經濟發展並不意味著人民幸福指數攀高，這一時期，日本的失業率持續上升，勞資矛盾突出等問題凸顯。從1955年開始，痛感自己的付出得不到應有回報的工人們每年春天都要發動罷工，被稱為“春季鬥爭”。

1960年，借“日美安保條約”修訂，日本民眾發動大規模抗議，成功趕走了當時的首相岸信介。接任者是池田勇人，這位新掌舵者早年就任大藏大臣時，在《均衡財政》一書中便提到，未來的日本政府的執政綱領應當是謀求國民生活水準的提高，使人人都有就業的機會，增進社會福利——事實上，也就是全體國民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而不是被排斥在這一進程之外。據此，他高調地制訂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計劃用十年時間，一方面實現高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實現國民收入翻一番。消息傳來，日本人簡直樂瘋了，人們歡欣鼓舞地說：“每月收入將要增加一倍啊!”“那將要成為何等令人高興的事啊!”全都鉚足了幹勁。

同時，對老年人等弱勢群體的福利政策也開始加速制定。從1961年4月開始，日本政府拿出111億元啟動資金，實行《國民年金法案》，根據該法，國庫承擔總費用的1 /3，剩下的由行業、個人負擔。居住在日本國內年滿20歲至60歲的人都要強制加入，個人繳納年金滿25年，且年滿65歲，便可定期領取養老年金。生活貧困的公民，可享受減免的待遇。這樣，老年人的收入及醫療就有了最基本的保障。此外，民間企業僱員和公務員還可參加“厚生養老保險”，一些企業還有自己的企業年金，滿足了不同層次國民的養老需求。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事實上實行了七八年就已經提前完成了目標，扣除通脹因素，日本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增加了65%，比起中國人面臨的“錢多了但是錢也毛了”的局面，可以說是實實在在的享受到了好處。高速經濟增長不僅使日本一躍躋身強國行列，還讓以“工作狂”聞名世界的日本人在奔波勞碌之後，不必再擔心自己成為一名一窮二白的屌絲。

在1967年的一次統計中，已經有將近九成的日本人具有了“中流意識”，即認為自己是衣食無憂的中產階層，到了八十年代，甚至出現了“一億總中流”的說法。即便後來“泡沫經濟”破滅，日本的貧富差距依然很小。在2008年上映的日本電影《東京奏鳴曲》中，我們可以看到慘遭公司裁員的男主角雖然最終當了一名清潔工，卻依然可以支持孩子去實現鋼琴之夢。

老人的生活則更加悠哉遊哉，據報道，如今的日本，老年人是最為富有的一個群體，年齡在65歲以上的老人掌握了全日本50%的儲蓄，這些都是年輕時積攢的結果。再加上優厚的退休金和年金，很多日本老人退休後的生活相當滋潤，他們的身影出現在全球各個著名景點。

日本政府依然試圖將自己的社會保障改進得更好些，2009年，日本將國民年金中政府負擔的比例從原先的1/3增加到1/2，這表明政府在國計民生領域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不過，有錢也並不意味著一切。

公立養老機構

“特別養護老人院”、“介護老人保健機構”、“介護療養型醫療機構”，是日本的三類公立養老機構，是設施最完備，護理人員最專業，價格便宜。

1、特別養護老人院

這是日本目前入住人數最多的，也最難住到的養老機構，原則上，65歲以上，護理程度3以上的老人才有資格申請，並且要經過各地法律的審查，根據優先程度才可以入住。

按照標準，這裡的房型有四人間、一人間、準單元一人間和單元一人間，普通間就是房間裡的一張床位，其餘的設施都是公用。

四人間

單人間

客廳

室外花園

浴室

2、介護老人保健機構

這類機構主要支援病後康復，可以接受康復治療指導，更像是醫院和迴歸家庭間的一個過渡，入住時間通常只有3-6個月，最長1年。

老人入住後，會根據每個人的情況，進行物理治療、作業治療、語言治療，讓患者最大程度低恢復生活自理能力和勞動能力，比如使用輪椅、柺杖進行移動訓練等等。

介護老人保健機構的基礎費用包括月租和護理費用，和前面的特養基本一致，但是康復治療的費用要額外加算，有保險的自己只承擔10%。

3、介護療養型醫療機構

這是公立機構中醫療資源最豐富的，100名患者至少會配備3名醫生、17名護士，對於需要長期治療和護理的老人，是比較安心的選擇，並且可以長期入住。

療養型機構和醫院設立在一起的很多，跟住院的環境比較接近，人均面積在6-11平方米，每月需要負擔的價格是10-25萬日元（相當於6000-1萬元）。

大部分國家的公立養老機構都類似，有一定的專業水準，價格低，比較難入住，排隊時間也很長。公立養老院開得多，政府開銷就大，在日本這樣的老齡化國家，17年社會保障的比重佔到總預算的33.3%。

居家養老

同中國老人一樣，對於受東方文化薰陶的日本老人來說，能夠“死在自家的榻榻米上”才算是比較像樣的晚年。然而，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祖孫幾代生活在一起的傳統大家族逐漸解體，年輕人們搖擺在“事業”與“孝道”之間，《東京物語》中那種冷漠的家庭關係並不鮮見，這難免讓老人產生幻滅感。根據60年代的一項統計，60歲以上的老人，近四成不知如何打發餘生，60%以上的老人靠看電視消磨時光。

為此，1963年，日本又頒佈實施了第一部關於高齡者福利的專門法——《老年人福利法》。該法著重推行養老的社會化，例如成立“老人之家”等養護福利機構，建立老年人定期體檢制度，向老年人家庭派遣服務員等。值得一提的是，該法連同《生活保護法》、《老年人保健法》等法案，都強調了家庭與親屬進行贍養的義務。政府還著力將一些老當益壯的人重新推向工作崗位，使他們煥發“第二春”。日本各地都設有“銀色人才中心”，他們掌握著該地區老年人才的基本情況，向用人單位推薦並派出工作。對僱傭高齡者的企業或公司，政府會發給一筆“繼續僱傭獎”。對於某些大部分員工是老年人的“老齡職工公司”，日本政府除了補貼，還會額外向這些企業及公司發放貸款。於是，許多老年人活躍在很多出租車、酒店、餐廳等服務行業，填補了日本年輕勞力匱乏帶來的缺口，還減輕了老人的孤獨感。正如一些報道中，有日本的老年出租車司機告訴記者的那樣，其實自己有穩定的退休收入，兒女也不用操心，出來工作，“主要是想使自己和社會保持密切聯繫”。

對那些不能再走向社會的老人，日本也有完善的保障體系。隨著數十年間一系列法律政策的出臺，一批等同於養老院的“老人福祉設施”被建立起來，這些機構具備住宿、醫療、娛樂等條件，雖不奢華但功能齊全，入住價格低廉，僅用國民年金便能支付，對困難人群還會減免費用。

日本機構護理設施數量也有限，日本養老院的解決之道是去除由“行政措施”分配資源的方法。帶有政府補貼性質的養老院針對那些低收入人群，私立養老院面向中上層人員。而且，嚴格遵守護理保險制度中規定的要護理認定程序，因此可以保證讓最需要護理的人進入護理設施得到相應服務。

不過，在很多人眼中，養老院一般建在郊外，親人探視不方便，老人也有一種“被社會遺忘”的感覺。因此，日本養老的重心也逐漸向居家養老偏移。2000年，日本開始實施護理保險制度，主要的內容就是提供居家養老服務，包括上門護理、上門幫助洗浴、日託護理等多種項目。

這樣，原先的養老院越來越多地被“託老所”取代。家人如果上班、或者出去旅遊，都可以把老人託付在這裡，回來後再接走，在一定程度上既不加重家庭的負擔，又維繫了家庭成員之間的感情。服務的質量也有保證，精細的日本人一向不缺乏對用戶需求的把握，通常，託老所房間進門處會有插柺杖的地方，為了防止老人著涼，椅子上會纏上布墊子。每天有專門的營養師調理食品，吃飯前還有專門的護理人員帶著大家做食前操，“啊、啊”喊兩下，促進咀嚼。

目前，為了爭奪客流，一些具有商業色彩的託老所還打出了“特色服務”，例如，有些機構會強調他們主要“針對老年男性”，器械技能訓練為主；有的會強調他們“針對失智老人”，有的日託所則強調自己的煲湯“有營養”。

中日兩國居家養老措施的最大差別，一是日本居家養老是以護理保險制度為基礎，老年人利用居家護理服務時自己只負擔10%的費用。我國居家養老，所利用的服務都需要自費，老年人負擔很重。二是日本有專門支撐護理服務的專業職稱及資格考試，專門人員等。三是日本居家福利種類很多，居家服務分13大類，而社區（地域）服務種類達6種。我國雖然近幾年發展了社區老年護理，但很多流於形式，缺少實質性的服務。”

完善的護理種類，和較少的收費——日本老人享受的依然是經濟增長帶來的紅利。

不過，政府並非全能，也有管不到的地方，民間組織便在此時登場亮相了。

民間協力

1995年，日本橫濱市一個名叫“互助·泉”的社區互助組織在調查中發現，大多數老年人和殘疾人在吃飯上都存在很大困難，為此，這個組織開始提供餐飲配送服務，他們設立了一個餐飲製作場所，專門為此類人群售賣廉價的便當。截至2004年3月，該組織年配送便當三萬多份。與此同時開展的還有“接送服務”，於是，一些行動不便的老人和殘疾人得以乘坐組織的專車，走出長年閉門不出的家。由於其高度的公益性，“互助·泉”得到了當地居民的認可，組織幾乎所有相關設施都是在居民們的支援下建立起來的。

在日本，這種活躍於民間的非營利組織還有很多，由於紮根民間，他們對政府觸及不到、又為人迫切需要的服務往往有著第一手的觀察，並能尋找第一時間的解決之道。更重要的是，這種組織往往還有上下溝通的作用。例如，活躍在川崎市的“玲之會”，是一個由家庭主婦組成的非營利組織。平時，她們除了組織老人唱歌、做遊戲、做手工、健康講座等，還會通過一個名為“Diamond club”（鑽石俱樂部）的活動，聯繫不同社區的志願者和老人，瞭解他們的需要，並試圖傳達至相關部門。“互助·泉”組織理事長吉川則子也曾向橫濱市政府遞交了一份關於推動社區建設事業的提案，並被採用。

而對於這些無孔不入的民間組織，日本政府沒有采用“不支持、不反對、不參與”的態度，而是積極協助其發展，1998年日本頒佈了《特定非營利活動促進法》，一番“促進”後，很多對老年人等弱勢群體提供幫助的民間組織應運而生。

今天的日本，由於老齡化過高，年輕人太少，1990年日本國民年金參保者和養老金領取者的供養比為5∶1，到了2009年已經下降為1.8∶1，預計到2060年會收不抵支。也就是說，今天的日本青年，當未來成為老人時，很可能沒有人供養了。為此，日本政府已經被迫進行了多次養老金改革。這個已經給予國民高福利待遇的國家最大的難題，就是如何把高福利繼續下去。想必，他們不斷調整的養老政策也會給一衣帶水的中國以新的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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