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台当局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再提17年前的SARS疫情，前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无故躺枪：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
10日，民进党“立委”刘世芳在“立法院会”质询时，提到2003年SARS疫情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相关议题，苏贞昌回应表示，SARS的时候，他是台北县（现新北市）长，当年“中央”、地方面对突如其来的SARS非常辛苦，而当时的台北市长马英九，“对于整个防疫不能配合、也不积极”。
2003年SARS期间的马英九
面对突如其来的指责，马英九办公室10日发布新闻稿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当前，苏贞昌无法将心比心，却跟网络乡民（网友）一样跟着谣言起舞，消费历史伤痛，实在不厚道。
事实上，为应变防疫，马英九在2003年SARS期间甚至连续42天夜宿市府办公室。
正如马办所言，“苏贞昌心态可议，台湾民众都看在眼里”。
翻新闻底下台湾网友的留言，几乎一面倒的批苏贞昌不厚道
到目前为止，台湾疫情控制得当，台媒也多次援引外媒报道称“台湾防疫表现受到多个国家和地区赞扬，大家纷纷效仿”云云，王世坚、谢长廷等绿营政客还自夸“台湾防疫堪称世界典范”。总结一句话就是：台湾防疫好棒棒！
有网友说，台湾今天防疫成功，除了全体防疫人员的努力之外，也要部分归功于2003年对抗SARS所累积的成果。
与其说是成果，不如说是惨痛教训。2003年SARS对台湾的冲击，可能有些民进党政客会选择性失忆，忘了当时民进党“执政”的台湾究竟是怎么从引以为傲的“三零记录”沦为最晚除名感染区。
台湾知名历史学家尹章义教授，早在今年1月下旬，就在个人脸书上贴文，开头就很劲爆“隐匿疫情，台湾第一！”所附照片包含他和另一位作者曾慧明教授2009年4月在台湾《历史月刊》写的文章：《SARS的台湾经验——政治支配医疗专业 隐匿病例 隐瞒疫情 造成浩劫》。
这篇文章带我们走进2003年台湾SARS爆发的真实现场。
从SARS事件的时间点来看，疫情的爆发可说从2003年2月10日，大陆向WHO通报了“非典型肺炎”的病例开始，3月21日确定致病原为“冠状病毒”，26日德国研发出SARS的快筛检测方式，4月21日加拿大首先解出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但这同一时间台湾在做什么呢？
此时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行政机构负责人游锡堃与“卫生署长”涂醒哲，正高调地宣扬台湾“三零记录”（零社区感染、零死亡、零输出），这个“三零神话”影响了基层医护人员。
因在SARS爆发之初表现杰出，从幕后走向幕前的“疾管局局长”苏益仁，在回忆中说“‘卫生署’不停地宣扬‘三零’，结果影响了专家委员会的判断，倾向不承认有本土SARS个案，明明可以妥善控制住疫情，却因为怕宣传破功，而轻忽懈怠，让人感到遗憾。”
台北和平医院当时因院内爆发集体感染而封院，急诊部主任张裕泰也说，“我们的确沉醉在‘政府’宣布的三零记录中，是否因此而延迟通报就不知道了”。
其时，陈水扁当局还藉疫情打政治战，说非典型肺炎是“广东肺炎”，是“大陆放出来的生物武器”，甚至说“SARS是性传染病”，“卫生署”还制作“匪谍比SARS多”的广告。
就这样台湾SARS疫情，因为隐匿病例、隐瞒疫情，政治领导专业，使得SARS在台湾爆炸性的发生，“中研院”生医所研究员何美香说“台湾的SARS病患死亡率是世界最高的”，2003年5月底，“内政部”统计疫情，疑似SARS病人火化者331人，但“卫生署”通报给WHO的人数仅81人，积存在“卫生署”待审的通报病例多达300余件，居然被“封存”不审。
就此，苏益仁今年1月30日在接受台湾《联合报》采访回首SARS时，还特别呼吁政治不该凌驾医疗专业，天灾已在，如果再加上人祸，那会是成几何级的惨痛。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目前台湾防疫成绩有目共睹，不过，台湾防疫学会荣誉理事长王任贤觉得，“太自信成了台湾防疫破口”。他认为，台湾北部医院首爆院内感染，这是伪装成院内感染的社区感染。
王任贤在2003年SARS期间曾担任“卫生署”疾病管理局中区传染病防治医药网指挥官，现在是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药感染科主治医生。他10日上台湾政论节目《平论无双》发言称，美国这次是“轻度防疫”，隐瞒疫情，当成流感处理，日本也是这么干，不像一些国家（韩国）傻傻的大规模检测，筛了一大堆出来以后，自己搞得一头大。而台湾防疫程度“居中庸”，也盖了一些，但没有全部都筛，因为“能力有限”。
也就是说，岛内已有瞒报的情况出现。不过，大陆网友“缓颊”称：怎么叫瞒报呢？走私叫超买，无薪假叫减薪休息，所以瞒报应该叫民众可选择性知情。
希望借台北市议员王世坚吉言，“台湾这次疫情防控这么好，是‘众神护台湾’，满天神佛，有拜有保庇。”
海峡导报记者 陈成沛 （@海峡派）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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