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基於最終需求視角分析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可以為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變提供新的思路。本文利用國家統計局的投入產出數據，使用非競爭型投入產出模型，對1987-2007年間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因進行了系統分析。結果表明：(1)包括消費、投資及出口在內的最終需求對於我國經濟的拉動效果呈現下降趨勢，當前經濟的生產誘發效果重心主要在工業部門，且迅速地從輕工業向重工業轉移；（2）1987-2007年間中國經濟的依存結構發生了本質變化，經歷了從“內需依存型”向“出口導向型”轉變；(3)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來源於最終需求的拉動，但動力來源結構在此期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最後，本文結合實證分析結果對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了相關建議。
關鍵詞：最終需求 經濟增長 投入產出 誘發依存結構
JEL：O11
一、引言
中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從1979至2009年，中國GDP年平均增長率接近10%，人均GDP由改革開放前不到300美元增加到當前的3500美元左右,一躍成為當今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作為13億人口的大國，中國不但擺脫貧困，實現了經濟騰飛，而且在持續30年的高速增長之後，中國經濟仍然保持近百分之十的年均增長速率，這一巨大變化被國內外一些學者稱為“中國奇蹟”或“中國經濟增長之謎”。
找出中國經濟三十年來高速增長背後的驅動因素，瞭解動力來源在增長過程中的演變路徑，對於中國未來的長期繁榮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一般來說，目前國內外學者將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歸因於生產要素投入、技術進步和制度的創新。蔡昉(1999)發現在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中，勞動要素的重新配置發揮了顯著的作用。以吳敬鏈(2006)為代表的部分學者認為，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賴於生產要素特別是資本的投入，並通過資源的消費來維持經濟的增長，因此是一種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新增長理論認為，要素投入的增加只有在技術進步的條件下才能推動經濟的持續增長，針對中國經濟增長依賴高投入驅動型增長方式的觀點，趙志耘等(2007)等認為，中國經濟增長中存在著明顯的體現在設備資本中的技術進步，物質資本積累與技術進步的動態融合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一個典型事實。與以上觀點不同的是，制度經濟學理論認為政治制度和產權制度先於經濟發展並決定經濟增長(Acemoglu et al . , 2004)，資本與勞動僅僅是經濟增長的手段，是經濟增長的結果。具體到中國而言，學者們普遍認為改革開放以來制度變遷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認為比較優勢和發展戰略(林毅夫2004)、競爭和產權制度(劉小玄,2003)、市場化和經濟體制改革(樊綱等,2003)、地方政府的經濟分權與競爭(張軍，2007）對我國經濟增長具有決定性影響。對相關文獻的綜述可以看出，包括勞動、資本在內的生產要素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髮揮了積極的作用，而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遷提高了生產要素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實際上，無論是生產要素的投入，還是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遷，都是從供給的角度分析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與以上研究不同，部分學者從需求視角對中國經濟增長給出更為直接的解釋。由於中國近年來採取出口導向戰略並取得成功，許多學者紛紛從國際貿易的視角研究出口與中國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早期的相關文獻(朱文輝，1999；彭福偉，1999)利用支出法國民收入恆等式進行了研究，認為進出口貿易對於中國經濟的影響並不明顯。林毅夫等（2003）利用乘數分析對該核算方法進行了修正，認為出口的增長除了直接推動經濟增長之外，還對消費、投資以及政府支出造成影響，因此間接刺激經濟的增長。
實際上，消費、投資和出口之所以被認為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是因為作為社會總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通過各產業部門間技術經濟聯繫和產業波及效應，對國民經濟各產業部門產生直接或間接的生產誘發作用，進而直接影響整個國民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質量。因此，利用支出法來直接度量最終需求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一方面數據獲得及處理的難度相當大，另一方面也難以客觀認識到其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全面影響。由於利用支出法面臨以上的不足，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利用投入產出技術，測算包括出口在內的需求對於本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Hummels, Ishii, and Yi ,2001;Yi, 2003)。劉遵義等(2007)構建一種反映中國加工貿易特點的非競爭型投入產出模型，提出了一種測算出口對於國內增加值和就業效應的計算方法，並由此計算中美兩國貿易對於各自國內增加值與就業的影響。Koopman(2008)通過貿易數據對中國投入產出數據進行了修正，認為中國出口商品中約有一半增加值是在境外實現的，一些主要採取加工貿易的行業該比例高達80%。與以上文獻側重於研究出口貿易不同，沈利生(2009)同時測算了消費、投資和出口作為 “三架馬車”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認為2002年以來消費的拉動作用在下降，出口的拉動作用在上升,因此必須擴大消費的拉動作用，使經濟發展方式向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
最終需求和中國經濟增長的相關研究雖已取得較為豐碩的成果，但遺憾的是，現有文獻主要以中國經濟的誘發依存結構為研究對象，並沒有從最終需求角度對中國經濟增長動力來源進行深入研究。實際上從最終需求的視角來看，包括消費、投資和出口的三架馬車對於經濟增長驅動的效應是動態變化的。最終需求驅動效應的調整和變化，既給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帶來持久的動力源泉，但同時也導致中國經濟呈現粗放型增長和過於依賴出口拉動的特點。因此，要進一步尋找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動力來源，首先必須從最終需求的角度破解中國經濟增長之謎，瞭解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的動力變化過程。本文利用結構分解方法，將經濟增長分解成受三架馬車驅動和投入產出結構變動影響兩部分，深入分析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除此之外，本文的可能創新還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我們定義了增加值誘發係數的概念，從而較為準確地測算了包括出口在內的三架馬車對於經濟增長的驅動效果；(2)本文進一步推廣了劉遵義等(2007)的結論，說明任意最終需求在數值上等於相關進口產品中間投入以及國內增加值的總和。
本文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引言；第二部分介紹本文所應用的理論模型及數據來源；第三部分將利用誘發依存度來考察中國經濟對於消費、投資以及出口的誘發依存程度，分析最終需求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程度和結構；第四部分將針對中國的經濟增長進行成因分解分析，分析中國經濟增長動力來源及其演變過程；最後則根據本文的結論對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動力源泉進行展望。
二、理論模型與數據來源
1、理論模型
由於中國統計局公佈的投入產出數據為進口競爭型，在使用過程中並不區分國內產品和進口產品，不能直接測算最終需求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因此，為得到包括消費、投資以及出口需求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的驅動關係，我們首先需要將國內產品和進口產品區分開，得到非競爭型投入產出數據表，具體如下：
以及出口三駕馬車所直接驅動的經濟增長，而另一部分主要解釋由於中間投入結構以及增加值率變化所間接導致的經濟增長。
2、數據來源與處理
本文所採用的原始數據主要來自於中國統計局所頒佈的1987、1992、1997、2002以及2007年五張全國型投入產出表。由於五張表之間的統計口徑有所調整，我們進行了部門的合併與調整，合計包括30個部門（30個部門具體包括：農林牧漁業、煤炭開採和洗選業、石油和天然氣開採業、金屬礦採選業、非金屬礦及其他礦採選業、食品製造及菸草加工業、紡織業、紡織服裝鞋帽皮革羽絨及其製品業、木材加工及傢俱製造業、造紙印刷及文教體育用品製造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化學工業、非金屬礦物製品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金屬製品業、通用、專用設備製造業、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製造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製造業、其他製造業、電力、煤氣與自來水的生產與供應業、建築業、交通運輸及倉儲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金融業、公用及居民服務業、研究與試驗發展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有關農業部門、第三產業以及建築業的價格指數主要是根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鑑》中國內生產總值的當年價與不變價推算得到。由於現行統計中“按行業分的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分類較粗，不能滿足編制可比價投入產出表的需要，因此我們利用相應年份的《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鑑》中分行業的當年價和不變價工業產值進行推算，並結合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得到中國工業部門的價格指數。此外，由於在中國國家統計局歷年所公佈的投入產出表中，中間使用和最終使用並沒有對國內產品和進口產品進行有效區分，本文借鑑張友國(2010)的方法，以按比例的方法將競爭型投入產出錶轉化為（進口）非競爭型投入產出表。需要指出的是，國家統計局頒佈的1987、1992投入產出表沒有區分進口和出口列，我們根據李強和薛天棟(1998)編制的可比價投入產出表估計了出口與進口之間的比例關係，並結合淨出口值得到了相應年度的進口和出口數值。
三、中國經濟對於最終需求的誘發依存結構
1、最終需求對於中國經濟的誘發結構
通過圖1可以發現，單位最終需求對於我國國內增加值的誘發係數整體上呈現單邊下降的趨勢，1987年每單位最終需求約誘發產生0.93單位的國內增加值，但在2007年該數字僅為0.81，說明隨著我國經濟總量的迅速擴大，最終需求對於我國經濟的拉動效應呈現出遞減特徵。進一步深入分析後可發現，消費、投資與出口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架馬車，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的誘發效果有所區別，其中消費對於國內增加值顯示出最為顯著的誘發效果，在1987-2007年間誘發係數始終是最高的，而投資對於經濟增長的誘發程度位於消費和出口之間，在分析期間呈現出不斷下降的趨勢。與前兩者相比，出口對於中國經濟的驅動效果不但在三者之中是最低的，同時每單位出口需求對於我國經濟的誘發效果變化也是最大的, 從1987年的0.90下降到2007年的0.76, 在三者之中下降幅度最大。
注意的是，增加值率的降低導致我國經濟增長為-47%，說明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我國整體的經濟效率有所降低。
如果將1987-2007年各個階段進行深入分析，我們發現導致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結構在這期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2002年之前，三架馬車對於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依次是消費、投資和出口。但在2002之後，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消費對於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在最終需求中從首位掉到最後一位，相反，出口對於中國經濟增長貢獻度從之前階段的末位上升到首位，三架馬車對於經濟增長的重要性改變為出口、資本形成與消費，說明全球化進程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驅動因素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除了最終需求之外，中間投入結構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在1992到2002期間，國內中間投入結構的變化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應與中間投入中工業部門的份額增加有關，在2002年之後由於進口中間產品的增加，使得國內中間投入份額的下降，導致國內中間投入結構效應由負轉變為正。最後，除了1992-1997之外，增加值率下降對中國經濟增長產生了負面影響，進一步說明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我國的經濟效率出現下降趨勢。
求不同的是，出口和投資是驅動中國第二產業增長的兩大主要動力來源，分別導致中國經濟增長了1.7倍和1.82倍，而包括中間產品投入結構和增加值率變動也驅動了第二產業的發展，說明當前中國整體的經濟結構更有利於第二產業的發展，進一步驗證了當前中國經濟的工業化階段特徵。與農業部門相似，消費需求是第三產業增長的主要動力，有大約68%的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長是由於消費拉動的，在所有的產業部門中是最高的。但需要指出的是，隨著近年來我國在電信服務、交通以及銀行部門投資規模擴大以及經濟外向度日益增加，三駕馬車在驅動我國第三產業增長方面顯得日益均衡。與其他產業不同的是，中間投入結構變動對第三產業增長影響出現兩次明顯的波動，究其原因，應與近年來我國工業，特別是重化工業在經濟結構中所佔比重過大，導致第三產業中間投入不足有關。
五、結論與中國未來經濟增長動力轉換展望
利用歷年全國投入產出表，我們通過最終需求誘發依存結構等指標的選擇，以及對中國經濟增長動因的結構分解，從不同角度對中國經濟增長奇蹟給出了合理解釋，併為中國經濟未來動力來源的轉換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1、在考察最終需求對於中國經濟的誘發結構後可以發現，隨著我國經濟總量的迅速擴大，最終需求對於我國經濟的拉動效應呈現出遞減的現象，在驅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中，出口的拉動效果最低且下降趨勢最為明顯。同時，最終需求對於國民經濟各部門呈現出不同的誘發特徵，從整體上看，我國經濟的誘發效果重心從農業、服務業部門向工業部門轉移，在工業部門內部又迅速地從輕工業向重工業轉移。以上結論說明我國尚處於工業化的發展階段，並沒有進入到工業化成熟階段。
2、最終需求的依存結構研究表明，1987-2007年間中國經濟的依存結構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其中對於國內消費的依存度不斷下降，從1987年的57%下降到2007年的35.5%，同時，對於出口的依存度從1987年的11%上升到2007年的32%。在不同的產業部門之間，最終需求依存結構存在較大的差異，農業和第三產業生產主要依賴於消費需求，而以工業為主的第二產業主要依存於投資和出口需求。部分的研究結果顯示，1987—2007年間中國經濟正迅速從“內需依存型”向“出口導向型”轉變，入世則加速了這一進程。
3、在對中國經濟增長成因進行結構分解後發現，1987—2007年間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來源於最終需求的直接拉動。進一步深入分析後發現，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結構在此期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2002年之前三架馬車對於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依次是消費、投資和出口，但在2002年之後改變為出口、投資和消費，說明全球化進程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結構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
4、工業化進程和對外開放既是中國經濟奇蹟的動力來源，也是當前經濟增長呈現粗放式特徵的主要原因。在當前的發展階段，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決定了現有的增長方式，因此，轉變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的關鍵就是尋找中國經濟增長新的動力來源。
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具有路徑依賴特性，儘管尋找中國經濟新的動力來源並非易事，但我們依然可以看到未來和希望。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我們必須利用市場與政府雙重之手，加大對中國經濟增長動力來源的調整。
1、就最終需求結構角度而言，政府要積極推進產業間及產業內分工，通過培育穩定的內需市場來避免需求結構的扭曲。中國目前和將要面臨的困難主要來自於內需不足和對出口的過於依賴（王小魯等，2009)，因此，通過改變現有的收入分配體系與國民發展預期，在分工的基礎上自動延伸產業鏈（Young，1928），以此建立穩定的內需依存結構來抵禦外部需求衝擊所帶來的影響。
2、以技術能力升級為目標，調整“加工貿易”的製造業模式。一個國家或地區參與國際分工的方式主要由其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所決定，在人民幣升值、生產要素價格上漲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國加工製造的成本優勢已不再巨大，應通過產業鏈攀升與技術能力升級避開低層次的價格競爭（安同良，2002、2003），把中國參與全球產業競爭的水平和層次提高到新的平臺。
3、以市場而不是行政的方式來配置資源，讓價格機制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政府要減少對於能源、土地等生產要素的補貼，降低對資源和能源密集型產業的扶持。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具有行政剛性的特點，長期以來，各級政府擁有極強的經濟資源配置能力，在GDP增長速度成為“政績”考核指標前提下，政府簡單地使用行政而非市場的手段來實現經濟的增長，這是中國最終需求結構扭曲的主要原因。此外，中國政府為了促進出口貿易的增長，採取了系列扭曲價格的政策，如保持較低的利率以及對能源、土地以及水電等生產要素採取價格管制等，導致價格在微觀層面對於企業失去了信號傳遞功能，動力來源難以通過市場的方式實現轉換。事實上，只有通過市場的方式實現經濟增長動力的轉換，才能提高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推動中國經濟長期的、持續、穩定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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