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2019年發生了許多大事，讓人目不暇接。然而，美俄之間的“《中導條約》危機”卻被學者與評論家較為忽視。這場危機肇始於美國不信任俄羅斯，懷疑後者暗中違反《中導條約》。基於這份不信任，美國在2019年2月1日宣佈暫停履行條約相關義務，正式啟動為期180天的退約進程，並指責俄羅斯長期違反《中導條約》規定。緊接著第二天，普京宣佈俄羅斯暫停履行《中導條約》義務以回應美國的相同舉措，並強調美國為撕毀條約已準備多年，且故意一步步地破壞條約的基礎。雙方來回指責，危機不斷升級。7月3日普京簽署法案，正式停止履行《中導條約》。8月2日特朗普宣佈美國退約進程完成。至此，《中導條約》全面失效。
中短程導彈機動性強、射速快，一旦發射將只有極短的預警和反應時間。美俄雙方都非常清楚地知道，《中導條約》失效將實質性地提升兩個核大國擦槍走火的風險。在全球已經小到成為一個“地球村”的今天，整個“人類共同體”因兩個大國恢復中程導彈，而變得更為黑暗。那麼問題就在於為什麼會這樣，是雙方智囊團集體智商下線，“腦子壞掉了”？當代解構學派學者艾維託·羅內爾（Avital Ronell）曾提出：愚蠢無法被戰勝——人類可以發起一場針對毒品的戰爭，卻無法發起一場針對愚蠢的戰爭。法國技術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更是提出“系統性愚蠢”（systemic stupidity）一詞，來標識當代知識與思考被普遍剝奪的危機。然而，一項確保全球基本安全的重要條約幾個月內被廢，真的只是因為這一代政治決策者比30多年前的里根、戈爾巴喬夫（《中導條約》訂立者）那一代人更愚蠢嗎？問題沒有那麼簡單。
在我看來，“中導危機”的關鍵問題不在於愚蠢而在於信任。此處的根本問題是：儘管雙方簽訂了一紙條約，但你真的在做什麼，我不可能全部知道，甚至知道得很少，我只能相信你在履行條約。然而，一旦有些風吹草動，東邊有些狀況、西邊有些線索，猜疑馬上就會起來。日常生活中，夫妻、情侶同樣面對這個問題：你的手機不給我看，我憑什麼信任你？你的手機給我看了，是不是信息已經被清理，是不是還有另外一部手機用來偷偷聯繫，或者已經發展出線下接頭方式？猜疑是個無底洞。對於《中導條約》的訂約雙方而言，一旦一方猜疑另一方，隨即就會啟動那種來回升級的猜疑鏈，讓條約持存的信任基礎被迅速破壞。最後，那已籤立了32年的條約（可以比作32年的“婚姻”），在幾個月間便不復存在。
劉慈欣在科幻小說《三體》裡做了一個關於“猜疑鏈”的沙盤推演：A和B都想進入和平共處的共同體狀態；但即便A認為B是善意的，這也並不能讓A安心，因為善意者並不能預先把別人也想成善意者，換言之，A並不知道B是怎麼想他的，不知道B是否認為自己是善意的；進一步，即使A知道B把A也想象成善意的，B也知道A把B想象成善意的，但是B不知道A是怎麼想B怎麼想A怎麼想B的，“挺繞的是不是？這才是第三層，這個邏輯可以一直向前延伸，沒完沒了”。這就意味著，只要對他人存有猜疑，猜疑鏈就會啟動，並且永遠無法關閉。在劉慈欣眼裡，“猜疑鏈最重要的特性與文明本身的社會形態和道德取向沒有關係，把每個文明看成鏈條兩端的點即可，不管文明在其內部是善意的還是惡意的，在進入猜疑鏈構成的網絡中後都會變成同一種東西”。
利維坦
[英] 托馬斯·霍布斯 / 著
黎思復、黎廷弼 / 譯
商務印書館，2017-03
“猜疑鏈”所導致的，實際上就是信任的全面缺失。而進入“猜疑鏈”邏輯的個體，是無法彼此進入政治性的共同體狀態的；換言之，他們只能始終處於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說的前政治的“自然狀態”——在該狀態中，人與人像狼與狼那般互相撕咬。縱觀當下時代，我們所處的，實是一個信任廣泛缺失的世界。從家庭到法院、從微博到推特、從小老百姓到名人明星乃至大國總統，“撕”，恰恰已然成為涵蓋全民、滲透各個角落的當代景觀。共同體（包括全球共同體），正在各個層面分崩離析。
讓我們從國際層面轉到地區層面，來檢查當下時代的共同體與信任問題。
目下仍處在進行時的“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真正會帶來的巨大傷害，在我看來尚不是對此病毒（曾被《衛報》《紐約時報》等媒體直接命名為“武漢冠狀病毒”）不具免疫力的人體本身，而是共同體的基礎。今年1月23日武漢宣佈“封城”後，微信、微博等社交媒體最具傳播力的訊息，就是某幾個武漢人又成功“逃”到哪個城市來了。只要被標識上“武漢人”“湖北人”，一個人即刻就變成受猜疑乃至被排斥的對象。被居住在武漢的作家方方憤怒公開轉發的詩人陳衍強的作品《仰望天空》（作於1月22日），便很好地彰顯出這種狀況：
為防止武漢的疫情蔓延/我在雲南彝良/不僅以駐村扶貧的理由/阻止了一個地上的湖北佬/來我家過年的想法/還像伊朗擔心無人機一樣/隨時仰望天空/看是否有九頭鳥飛過
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曾說大災難（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而哲人如果復生微博時代，恐怕會恨言災難方至寫詩就已如此野蠻。
當代意大利政治哲學家羅伯託·埃斯波西託（Roberto Esposito）精到地提出，“免疫體”（immunity）和“共同體”（community）並非相對，而恰恰是彼此同根：“免疫體”並不是在外部讓個體通過保護自己來否定“共同體”，而是內在於後者。換言之，“免疫體”的作用並非如我們所理解的那樣，旨在保護個體不受外在因素的侵害，而恰恰是使“共同體”的邊界得以確立。古羅馬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實則就是一種免疫機制。但埃氏隨即進一步指出，免疫體在推進一個共同體存在的同時，也是對這個共同體的結構性毀損——它使得共同體的生活不再以平等、聯合、團結為基礎。在埃氏看來，最根本的政治問題便正是任何共同體都會存在某種免疫體來確保共同體的安全，而任何免疫機制都會讓被排斥在外的人處於風險中。
武漢“封城”後，不少地區市民在微博上用粗口辱罵當地官員沒能全面堵死“武漢人”“湖北人”入境，更懷疑這些“外逃者”中有大量人刻意躲避體溫檢測、瞞報自身狀況混入其他城市。微博認證為“2016國際超大賽中國賽區星模界盛典全國三十強”的一位畢姓女士因在微博上公開反映在上海的湖北人的食宿狀況問題，被幾百萬條信息辱罵（包含大量上海方言）而被送上熱搜榜。1月27日，一群上海遊客結束在日本的旅行準備從名古屋搭乘南航CZ380航班返回上海，但臨登機前因發現同機乘客中有一批湖北遊客而拒絕登機，在候機室僵持了8個小時，最後湖北遊客搭乘嚴重晚點的原航班飛往上海，而不願登機的七十幾名乘客在中國駐名古屋總領事館協調下免費改簽。一位來自湖北的當事人“徐小柚子_pomelo”在微博上發言，稱他們確是武漢人，但“上海人不願意同我們同坐飛機”枉為同胞，並稱武漢人已“無家可歸”。而上海遊客也在網上發表正面回應：“你們在機場偷偷量體溫吃退燒藥，我們不願意登機有錯嗎？”“我們拿你們當同胞，你們拿我們當炮灰。你要是兩週前出去的，可以和上海同胞溝通一下，如果是兩週內的，麻煩你們原地爆炸。”
上海乘客懷疑武漢乘客有意瞞報自身病情，而正是這份猜疑讓後者不再是“同胞”，亦即，不再是同一共同體成員——前者情願選擇在海外機場僵持，也不願給予後者以信任。事發第二天，上海市政府做出回應，稱該日CZ380返滬旅客皆沒有發現體溫異常，他們被統一轉送到集中隔離觀察點隔離觀察，採樣送檢第一階段的結果皆為陰性。同“名古屋事件”極為相似的是，1月24日酷航TR188航班將116名武漢人和219名其他乘客混載到杭州蕭山國際機場，在網上隨即引發“浙江人”與“武漢人”間的罵戰，並演變成“浙江拒絕空投武漢人”的輿論話題。
神聖人：至高權力與赤裸生命
[意] 吉奧喬·阿甘本 / 著
吳冠軍 / 譯三輝圖書丨中央編譯出版社 2016-07
我們看到，疫情狀況下信任的缺乏，使得“武漢人”從“公民同胞”（fellow citizen）即刻變成當代意大利政治哲學家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筆下的“赤裸生命”（naked life），敬請“原地爆炸”。當代斯洛文尼亞哲學家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Zizek）在今年2月評論武漢疫情的文章中寫道：“對於武漢人民來說，現在不是感到羞愧和被汙名化的時刻，而是聚集勇氣和耐心地堅持鬥爭的時刻”，“應該真正羞愧的，是世界各處只想著如何隔離中國人的我們所有人”。在疫情狀況下，“中國人”便正是“世界各處”人眼裡的“武漢人”“湖北人”。武漢疫情真正嚴重打擊的，尚不是人體，而是共同體的基礎（平等、聯合、團結）。
是以，我們有必要對信任的內核及其對共同體的作用，做出一個學理性的深入思考。德國社會學家格奧爾格·西美爾（Georg Simmel）極有洞見地把信任同人的認識能力關聯到一起：知道一切者（如上帝）無須信任其他人；但正是因為缺乏這種能力，現實中的有限個體（有限認知）就陷入困境，面對很多情況，你要麼信任，要麼不信任。而當你選擇信任的時候，實際上是做了一個沒有理性支撐的跳躍，因為沒有已知的信息來支撐這個行動。所以，只要是信任，就是盲目的，除非你有上帝之眼。另一位德國社會學家尼可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n）提出：“信任建立在幻象上。在實際狀況中，可拿到的信息要少於確保成功的信息。”換句話說，信任做出者與被信任者，結構性地處於信息不對等的狀況中。這就使信任的基礎是徹底“幻象性”的——信任做出者所能掌握的信息，結構性地達不到做出這個信任的充足程度。在這個意義上，信任就是對信息進行“透支”。
前文的案例已經讓我們看到，從人-際交往到國-際交往，交往雙方結構性地不具備關於對方的全部信息——於是，你要麼信任，要麼不信任；而如果信任，就會透支你所不具備的信息。信任非常狡猾，逼著你透支自己!這就是信任的結構性內核。在武漢疫情案例上，選擇信任就是押上自己乃至身邊人的安全；而在《中導條約》案例上，選擇信任就是押上一個國家國民的安全。“透支”式地選擇信任的代價竟是如此之大，那麼信任到底有什麼價值或作用，還值得我們予以認真對待，乃至堅定捍衛呢？
在分析“中導危機”案例時我們已經提到，劉慈欣關於“猜疑鏈”沙盤推演的結果就是霍布斯主義“自然狀態”（劉氏筆下的“黑暗森林”）——任何人都出於對其他人的不信任而選擇先下手為強。“猜疑鏈”實際上就是無法建立原初信任的邏輯結果——每個個體（國家或文明）在自身所知的信息與理性證據之外，不願意進一步做出“透支”。不願意“透支”式地選擇信任，是完全理性的，然而其結果則是完全暗黑的。小說家劉慈欣以觸目驚心的方式宣稱：一旦“猜疑鏈”啟動，其結果就是無可避免地走向“死神永生”。劉慈欣這個沙盤推演的結果印證了西美爾的觀點：沒有信任，無從構建社會，甚至無從構建最基本的人際關係。西氏寫道：
如果人們對彼此沒有一般的信任，社會自身將解體，那是因為：很少人際關係能夠整個地建立在對另一個人確知的內容上。如果信任不和理性證據與個人觀察一樣堅強，甚至更堅強，那麼很少人際關係能夠維持。
西美爾的分析根本性地觸及了“共同體”構建的政治哲學層面：缺失信任，共同體無以成立。
社會學
[德] 蓋奧爾格·西美爾 / 著
林榮遠 / 譯
華夏出版社，2002-01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我看來，信任實應被理解為政治智慧的一個創制。這項政治智慧的核心內容是：對於“理性證據”與自己的“個人觀察”所無法得出的關於他人的內容（無法“確知的內容”），通過選擇信任而不是猜疑，從而使人際關係（以及建立其上的社會性合作）的構建成為可能。反過來說，我們從上述分析中亦獲取了這樣一份智慧：一個人要讓別人信任自己，實際上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因為別人總有理由去進行猜疑（太多無法“確知的內容”）。這也就是說，如若沒有作為政治智慧的信任，共同體狀態乃至任何人-際關係都無法達成。這就是為什麼美俄退出《中導條約》將會是一個對全球狀況帶來巨大變化的事件，使得這個狹小的地球村在“黑暗森林”的意義上，變得更為“黑暗化”。同樣地，兩性關係（夫妻、情侶）中一旦猜疑啟動、信任消失，這條路最後一定通向反目互撕——在社交平臺或者法院。
故此，信任可以說是政治智慧的一個根基性的創制和發明。亞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學》中提出：“人依其自然，是政治的動物。”這個命題包含兩層內容：人，（1）誠然是動物，但額外加上（2）擁有政治的能力。換句話說，人是一種有能力以“城邦”（共同體）形態群處在一起的動物。《荀子》呼應了亞里士多德，主張“能群”是人與禽獸的根本之別——“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如何形成一個“群”共同體，便是最根本的政治智慧。一個人獨自生活，就完全不涉及信任，也無須任何政治智慧。但當人以共同體方式群處生活，就需要政治智慧，來擺脫那種人人自危的“黑暗森林”，建立起人-際關係。
現在，我們已經捕捉到了信任對於共同體的作用：沒有信任這種政治智慧的“憑空”創制，人類就不可能形成共同體的生活形態，也就不可能有文明。信任，使得有限個體（局部信息、局部認知）之間憑藉理性與邏輯所不可能達成之事成為可能。沒有信任，人的群處與合作實是徹底不可能。商業公司也好，科研團隊也好，戀愛關係也好，如果每個人把精力都花在核查其他人上，這個“共同體”根本走不遠，因為這種核查是無止無盡的，它會將所有時間、精力和資源都吸進無底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作為政治智慧的信任使人-際合作成為可能——它移除了不得不頻繁核查他人的負擔。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Ronald H. Coase）提出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成為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概念。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奧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把新制度經濟學就稱為“交易成本經濟學”，核心理念就是降低交易成本。我們可以把交易成本概念挪用到思考信任問題上：信任這種政治性-實踐性智慧，大幅度地降低了人-際合作的成本。倘若缺失信任這個要素，你就會發現自己根本不能專注於做好自己手裡的事情，時間精力總是耗費於彼此核查上，這種狀態，使得人-際合作或僅僅生活在一起的成本（老闆查崗、老婆查崗......）高到無法承受。
儘管對於構建共同體而言信任具有如此關鍵的作用，但作為政治智慧的信任卻內嵌一個與生俱來的結構性癥結，用西美爾的話來說，“任何信任永遠隱含著一個風險”。這個風險就是被背叛的風險。換言之，信任會落空，會被信任對象背叛。當一個大國選擇相信另一個大國信守武器條約，它就承擔了一個風險：在會被察知的範圍之外，對方繼續偷偷發展武器。同樣地，當一個乘客選擇相信另一個乘客不會隱瞞自身病情、不會故意把病傳染給別人時，他/她就承擔了一個風險：對面那位就是沒有公共責任意識的“同胞”......根據福建省晉江市官方披露，2月2日英林鎮一個男子從武漢返鄉卻謊稱從菲律賓回來，在春節期間多次參加宴席，最終導致4 000餘人被隔離。“透支”式地選擇信任的風險可以是如此之大!
信任的結構性癥結在於：被信任者很可能是不值得信任的（untrustworthy）。丹麥神學家索倫·克爾凱郭爾（Soren Kierkegaard）在論述宗教信仰時提出“信仰的躍步”（leap of faith）：這一步只能是跳躍，而無法通過理性論證抵達。克氏提出：通過信仰的躍步，“猜疑被信仰所征服，一如正是信仰把猜疑帶到這個世界上”。而信任的結構，實際上同信仰完全一致——都倚賴於一個徹底一無憑藉的“躍步”而抵達。區別只是：前者躍向全知全能、直接具身化（embody）善與真理的上帝；而後者則躍向一個人類個體。倘若說信仰者可能透支性地躍向一個“幻象”，那麼信任者的透支更清晰顯明、信任對象的“幻象”性質更確鑿無疑。這就是為什麼盧曼直接下此論斷——“信任建立在幻象上”。
畏懼與顫慄 恐懼的概念 致死的疾病
[丹麥] 索倫·克爾凱郭爾 / 著
京不特 / 譯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05
信任沒有理性的根基，它只能倚賴於一個“躍步”，而這個跳躍可能會一腳踏空。也正因此，信任總是結構性地處於一種脆弱的狀態：信任做出者通常會處於某種緊繃狀態，即便是“外鬆內緊”。我們日常生活中經常聽到男生抱怨女生太緊繃、疑神疑鬼，這恰恰因為她處在信任的結構中!被信任者所獲得的信任，是對方超出理性與邏輯“盲目”給予的，如果前者在生活中給對方一些哪怕是蛛絲馬跡式的不靠譜線索，那麼就會一舉激活信任結構中被閒置的理性與邏輯，衝出來“看清楚”情況。“信任的躍步”反過來也意味著，取得他人信任從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為你要求對方進入一個脆弱的狀態，甚至是把自身安危完全交付出去的狀態，一如前文對武漢疫情案例和《中導條約》案例之分析所展示的。
今天基於“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的人工智能技術，能夠在一定意義上緩解信任問題。數據分析家賽斯·史蒂芬斯-大衛德維茨（Seth Stephens-Davidowitz）極為有力地指出：“每個人都說謊”，而大數據和專門的神經網絡算法有更大的能力揭示“我們真正是怎樣的人”。譬如，陽光外向的同事實則情緒低落甚至抑鬱，在受訪時說投票希拉里的人實則投給了特朗普，宣稱自己身體正常的同機乘客實則偷偷在吃退燒藥......這種種不為人知（連親友甚至配偶都不知道）的情況，谷歌卻可能知道，因為當人們搜索時，他/她所用的關鍵詞暴露了其內心（譬如在搜何種速效退燒藥能夠瞞過機場監測設備）。故此，人會說謊，大數據更值得信任。換言之，在人工智能時代，信任另一個人仍然風險巨大，但大數據算法則要可靠得多、值得信任得多。
然而，來自人工智能技術的這個助力，仍不能徹底解決信任問題，那是因為，算法結果的準確度會隨著數據的有效汲取、算法的快速迭代而提升，然而它結構性地永遠達不到百分之百。換言之，人工智能無法幫你取得上帝之眼，讓猜疑徹底消失。並且人工智能技術的迅速發展，還對信任問題帶來了全新的挑戰——近年視頻合成技術因深度學習技術的成熟而獲得指數級發展。譬如，2019年剛面世便引起軒然大波的換臉App“ZAO”，已不再像早先“深偽”（Deepfake）那樣需要幾萬張照片作為訓練素材來偽造視頻，只要上傳一張正面照片，就能快速生成幾可亂真的視頻。當伴侶突然甩來一段你“曾經”出軌的視頻，你證明自己“可信”的難度要比往日高得多。前文已論證了，一旦猜疑冒頭，勢必就會進入一個無底洞；而人工智能時代，能刺激出猜疑的點，則要比此前多得多。
在今天的前沿技術領域，“區塊鏈”（block chain）在應對信任問題上，比人工智能更具價值。在我看來，區塊鏈技術真正的革命性價值並不在於數字貨幣這項“應用”，而恰恰在於它提供了應對信任之“透支”問題的一個新方案——區塊鏈技術並不能完全祛除“信任的躍步”，但可以有效地緩解“躍步”的程度。通過構建去中心化的分佈式系統（信息分佈式存儲、節點間共享、不可篡改與複製），區塊鏈技術提供了系統狀態的“共享真實”（shared truth），從而有效地減少了系統中每個個體參與者所需要的信任量。信息被計算機與互聯網最新加密算法固定並分佈式存儲（“區塊”），在系統中只以“鏈”的方式做點對點傳輸，這就防止了信息的外洩；而區塊鏈系統的數字簽名與背書、不可逆的時間戳、分佈式共識，則使系統內所有參與者彼此的信任，不再是徹底盲目的“躍步”。
面對當下的武漢疫情，區塊鏈技術已經被部分地運用到捐贈與慈善環節上：行業內多家企業共同發起“慈善捐贈管理溯源平臺”，通過區塊鏈網絡邀請各大捐贈機構、基金會將數據上鍊，以有效提高信息透明度與公信力。而區塊鏈數據庫在各級政府及社會機構的系統化落實，將能夠有效應治諸如“武漢紅十字會風波”這樣的公共問題。而當區塊鏈技術進一步成熟（如有效降低對能量的巨大消耗）之後，我們可以想見它可以被廣泛用來解決諸如“名古屋事件”這樣的信任危機（同時亦能促進感染者的精準隔離），甚至是國際大國之間的信任問題。
誠然，當下這個世界，實已是一個信任廣泛缺乏的世界：今天家庭層面、社會層面乃至全球層面——亦即，不同層級的共同體——的許多危機，在其底層實則都是信任危機。在我們這個時代，作為政治智慧之根基性創制的信任，正在被它的反面（“撕”）所取代；而人類最初恰恰是通過這項政治性-實踐性的創制，才得以構建起共同體的生活形態，一步步地擺脫“黑暗森林”般的前政治狀態。我們亟需在這個信任缺失時代重思信任，並以此來探索諸種前沿技術的應用潛能。
（原載於《信睿週報》第20期。題圖來自Unsplash @bernardherm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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