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是個熟悉又陌生的詞。說它熟悉，是因為我們每天都掛在嘴邊，“20公里”、“50公里”、“200公里”等等；說它陌生，是因為在我們眼裡它只是一串串冰冷的數字，沒有溫度，沒有知覺，我們並沒有真真切切去感受過“20公里”有多遠，“100公里”有多遠，“500公里”有多遠，對於“900公里”就更不必去說了……
現代交通工具的便捷已經讓我們忘掉了“距離”這個詞。我們可以早上還在北京，幾個小時後便出現在千里之外的海南。如果不是這次疫情，我們可能永遠沉陷在對“距離”的麻木感中，體會不到“車馬很慢，書信很遠”，以為“你”與“我”相隔的僅僅是一部電影，幾集電視劇。
突如其來的冠狀病毒像是一記響亮的耳光，打醒了我們每一個人。家與家之間用鐵門隔著；村與村之間用卡車或土堆堵著；縣與縣，市與市之間是人民警察和醫護人員築起的鋼鐵防線，這時候我再問“20公里有多遠？900公里有多遠？”你還會如往常一樣給出一個輕描淡寫的答案嗎？
當然，答案是否定的。這場疫情的可怕已遠遠超出我們的預想，別說幾十公里就是三百米外的小賣店，我們之間也好像隔著一條天塹，遠遠不能抵達。
病毒無情，可我們心中有大愛。每天睜開眼的第一時間，便是拿出手機關注疫情最新動態。全國新增了多少人？湖北新增了多少人？山西怎樣了？山東怎樣了？濰坊是什麼情況？距離原定復工的時間越近，這份關心就越急切。警察、醫護人員和志願者們奮鬥在防疫第一線，而我們能做的就是儘快投身工作中，為他們提供穩定的後援支承，為國家經濟穩定獻出一絲綿力。
左等，右等。復工的時間一再改變，最終消息傳來：除個別省份外，其他人員可返回公司，隔離14天。懸著的心總算落了地。
人們常說，意外和明天不知哪一個會先到來？顯然，此時的我並不知道有“兩座大山”橫亙在我與公司之間。“第一座大山”是車票。從老家山西聞喜到山東濰坊九百多公里，高鐵8個小時，是我唯一的出行方式。但這僅有的一個希望，也在我原定返崗日期的前一天被一條短信擊得粉碎。“您購買的*月*日D****次列車因故停運，……。”毫無徵兆，似乎又在情理之中。窗外的陽光柔柔地灑在身上，可我心裡卻感覺不到一絲暖意。“我必須回去！”是我自己給自己的任務。我快速地查找相鄰市縣的交通運行情況，也終於在一片停運當中找到一趟尚在運行的動車，發動身邊的人幫我一起搶訂這趟車的車票。*月*日11點38分，運城北發往濰坊，歷時8小時12分。
第一座大山解決了，第二座大山卻又出現在眼前。從村子到運城北距離60公里，這“60公里”就是擺在我面前最現實的“第二座大山”。在防疫的嚴峻時刻，如何走出村子？如何到達60公里外？是兩個關鍵性問題。我多次打電話給村長言明我返崗的決心，村長也語重心長地給我講了好多，“孩子，在外不比家裡，風險大。萬一你還沒到單位就被勸返，你該怎麼辦？到那時，有家回不了哇。你就不能向公司請假再遲幾天嘛，等情況明朗些了再走……”我明白老村長的良苦用心，但我也有不得不去的理由：公司需要，職責所在！在我軟磨硬泡下，老村長給我辦理了證明材料。“這一走，就不好回來了啊”是我臨走前老村長給我最後的勸留。哥哥開車送我，這一路前前後後經過了5次審查和盤問，憑著村裡的證明材料省去了很多麻煩。一路忐忐忑忑，心神不安，終於在發車前趕到了。
坐在車上的那一刻緊繃的神經才有一絲舒緩。8小時12分，沒吃沒喝，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到達濰坊，走出車站，呼吸一口新鮮空氣，告訴自己：終於來了。
師傅問我：你家離公司這麼遠，完全可以請幾天假再過來，為什麼要把自己趕得這麼累？我說：因為公司需要，職責所在，把住當下，多學習，儘早出師。
如果你問我對這次返崗的最大感受是什麼？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艱難！
如果你問我這樣選擇的原因是什麼？我也會毫不猶豫地回答：信念！它既包含了迫切投入社會工作為國家防疫盡綿薄之力的信念，又包含了陪同公司共渡難關的信念，同時也包含了抓緊時間學習，提高自我以應對未知風險的信念。
這趟九百多公里的返程真正讓我重新認知了“距離”這個詞，說遠也遠，說近也近。儘管某些特殊情況下它充滿了重重阻礙，但只要我們滿懷一顆堅定信念的“歸心”，即便天涯便，也是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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