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魯舒天
二刷《少年的你》 ，再次對主人公身上的“純粹”感同身受。
上一次看到這種不加掩飾的純粹，是在華語電影的巔峰之作——已故的臺灣導演楊德昌的代表作《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張震飾演的小四被請了家長，班主任蠻橫地操弄手中僅有的一點呵斥人的權力，卻不料那個小知識分子的脊樑硬生生地在辦公室裡挺了起來。父親幫孩子跟老師辯論乃至於大吵大鬧，這是一貫強調政治正確的國產影視裡少有的。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劇照
回家路上，“少年氣”的父親一邊推著鏡框一邊推著車，還不忘教育兒子：
“讀那麼多書，就是要在其中找出一個以後做人做事的道理，如果還不能勇敢地相信它的話，那做人有什麼意思啊？你要相信，你的未來，是可以由你的努力決定的。”
這段臺詞很容易讓人聯想起王小波對於“知識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的論述：
“所謂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頭認罪、承認地球不轉的年代；也是拉瓦錫上斷頭臺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殺的年代；也是老舍跳進太平湖的年代。我認為，知識分子的長處只是會以理服人，假如不講理，他就沒有長處，只有短處，活著沒意思，不如死掉”。
Honey
少年和知識分子的共同之處，就是隻認死理，前者是懵懂直覺下的慷慨，後者是深思熟慮下的殉道。
楊德昌電影裡看似激憤的地方，其實都是在講理，從父親、Honey到小四，他們看似是中年、青年、童年，其實都是少年，都在對抗一個不理智的年代，一個永遠不會改變的世界。儒家講，“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牯嶺街不是道不行的問題，而是人打小起就泡在水裡腐爛發臭，沒有漂流奇幻，只有魚死網破。
《少年的你》雖欠缺了《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深邃，但也多少觸到了匹夫一怒的臨界。偌大一個自詡公正的世界，充當救星的只有一個勢單力孤的小北，他憤怒前路黑暗，也憤怒再無幫手。
當少年擔負起他意識到的責任，往往會選擇單刀直入、快刀斬亂麻，這會在顛三倒四的實踐中製造新問題，卻一開始就比坐而論道更能解決真正的問題。化用韓寒《後會無期》（2014）的臺詞，少年只認對錯，不論利弊。
在第五代導演何平的代表作《雙旗鎮刀客》（1991）裡，也有一個小北式的少年，他就是孩哥。孩哥一身武藝，卻適應不了雙旗鎮這個成人社會，在他指腹為婚的妻子好妹和她父親的眼裡，孩哥根本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但當土匪來搶好妹的時候，街坊鄰居有多遠就躲多遠，站出來的只有這個被他們嫌棄的異鄉人。
最諷刺的是，當小鎮惹禍上身，人們寄望的仍不是先前挺身而出的少年，而是名聲在外的大俠沙裡飛。故事的最後，大俠果斷失約，孩哥只能單挑匪首一刀仙。沙裡飛並非不是一刀仙的對手，他只是更惜命，知道把吃力不討好的事情絕不去做。他只想當大俠，不想當英雄，因為當英雄是要付出代價的。
《雙旗鎮刀客》劇照
少年不是一種年齡，而是一種狀態，進入這種狀態的人有一個共同點——早早看穿了世道的真相與人心的偽善，明白什麼是利益最大化，卻沒有遵照這套標準就地屈服。一個涉世未深的人，不比那些成熟的人更懂得如何在這個世界上活得更好，卻懂得如何將這個世界變得更好，懂得如何才是一個更好的世界。
比起日本電影，《少年的你》更容易讓人聯想起韓國電影的特質，影評人梅雪風認為，韓國電影在心性上是相對年輕的，在世界觀上也存在某種偏執。這種說法並非貶義，相反，它帶有某種原始正義的激憤，某種按圖索驥的純粹。如果把中國電影擬人化，它圓滑、沉穩、中庸、含混、城府極深；韓國電影則相反，它只管心直口快、橫刀立馬。
不光是電影，這種特質或許與韓國的國民性相關，韓國足球亦同此理。韓國球員缺少日本球員臨場的變通，套路相對單一稚嫩，卻總能憑藉執行上的堅決取得成效。
《殺人優越權》
在《殺人優越權》（2017）裡，張東健飾演的韓國特工為了給兩位先後慘死的義士（一個是韓國警探，一個是朝鮮軍人，都要將一個作惡多端的脫北二代繩之以法）報仇，不顧己方的政治壓力，也毫不在意控場的美方會怎麼想，他與政客不同，不在乎一個惡棍手裡是否有價值連城的信息，他就是要用自己的方式讓後者不再害人。
成年人沒這麼辦事的，這就是典型的少年意氣。
《惡人傳》（2019）中也出現了相似的情節，黑幫老大與警探聯手整場，終於將變態殺人狂送進監獄，無奈司法程序最終給了後者一個善終。合計之下，警探把入獄的黑幫老大調進了殺人狂羈押的監獄，在那裡，不速之客自會用暴力搞定一個法律本該料理的魔鬼。
《 惡人傳》劇照
在這兩部電影裡，少年人格是對成人邏輯的一種重要補充，是一種高於現行因果的理想，它不能馬上成為現實，卻應當在理論上被現實所體認。現實如果不能認可高尚的理論，便會愈發滑向低劣的實際。
在上述案例面前，《少年的你》有相似之處，卻像羅宏鎮的《追擊者》（2008）一樣，終究沒能豁得出去。因為這份豁不出去，它少了一點酣暢淋漓，卻多了一份戲劇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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