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日，在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市的—個海灘上，人們發現了—具男屍。
自那以後60多年中，關於這具男屍的身份、年齡、死因等，雖然不斷有新的線索、新的推測出現，卻始終沒有找到確切答案。
2011年10月，有人根據最新線索，提出發掘這具屍體以進行DNA鑑定的請求，但遭到了澳大利亞總律師的拒絕。這樁被稱為“澳大利亞有史以來最大謎案”和“世界十大謎案”之一的案件，再次引起公眾的關注。
1948年11月30日晚7時，珠寶商約翰·拜恩·利昂和妻子在澳大利亞港口城市阿德萊德附近的旅遊勝地薩默頓海灘散步。
當他們朝著格雷爾沙灘走去時，發現—個男子倚靠在距離他們大約20米外的海堤上，雙腿伸出，兩臂交叉。
利昂夫婦看到他抬起右臂，隨即又放下。他們猜測他可能喝醉了，想抽菸。
半小時後，另一對夫婦也注意到此人：他衣著整潔，皮鞋亮可照人，如此著裝與沙灘顯得格格不入。他們看到他時，他一動不動，左臂伸開在沙地上，臉上爬滿蚊子。
他們以為他睡著了或者喝醉了。
次日早晨6時30分，利昂夫婦在游完晨泳返回時，發現他們昨晚看見“醉漢”的海堤旁圍著一些人。
走近後，看到一個人雙腿交叉、頭靠海堤躺著，位置就是昨晚那個“醉漢”所躺的位置，但他們不能肯定他就是那個“醉漢”，因為他們昨晚與“醉漢”之間有一定距離，看不真切。
此時這個男子已經死了，屍體都變冷了。一根抽了一半的煙搭在他的右邊衣領上。
病理學家約翰·克里蘭對這具無名男屍進行了檢查。他發現，該男子具有英國人的特徵，身高180釐米，死亡年齡在40～45歲之間。死者的衣著高檔。
在他死前一天當地天氣炎熱，可他卻穿著褐色套衫和時髦的歐式灰褐色雙排紐扣外套。
令人奇怪的地方還有，在他所穿衣服上不見任何標籤；他沒戴帽子，而在當時的澳大利亞，戴帽子是一種時尚，幾乎人人都戴帽子。此外，他的鬍子颳得很乾淨。
警方很快到達現場。警方在死者的衣服口袋裡發現了一張汽車票，是從阿德萊德市前往格雷爾沙灘上的聖里昂納多站的。聖里昂納多站距離屍體發現地只有大約1100米。
警方還在死者的衣服口袋裡發現了一包“軍隊俱樂部”牌香菸，不過裡面裝的是當時僅在英國有售的“肯西塔”牌香菸。另外還有鋁梳、口香糖、火柴等。
屍檢表明，該男子的死亡時間是12月1日凌晨2時左右。屍檢報告說，“死者心臟大小正常，其他各方面也都正常……通常在大腦中觀察不到的小血管，現在很容易觀察到充血。咽喉部位也充血，食道黏膜淺層變白，中段有一塊潰瘍。胃深度充血，十二指腸下半段也充血。胃中食物裡混有血。雙腎充血。肝臟血管裡有大量多餘的血。脾臟很大，是正常大小的三倍。在顯微鏡下，可觀察到肝小葉中部受損……總之，急性消化道出血，肝臟、脾臟和大腦廣泛充血。”
在死者胃內，除了他在死前3～4小時吃的最後一餐——餡餅外，未見任何異物，經化驗確定餡餅無毒。
驗屍官既沒能確定死者的身份和死亡原因，也沒能確定11月30日晚在沙灘上被發現還活著的那名男子就是死者。
1948年12月2日，當地媒體報道說，1日早晨發現於薩默頓海灘的男性死者是當地的45歲男子E.C.約翰遜。可第二天，約翰遜本人就到警署證明自己沒死。
12月4日，警方宣佈，死者的指紋與南澳大利亞州(澳大利亞南部州，首府是阿德萊德)警方掌握的所有指紋都不匹配。
當死者的照片在報紙上公佈後，有許多人稱認識或見過此人。到1949年2月，關於死者身份已有多種猜測，包括伐木工、馬廄幫工、船工、瑞典人、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人等。截至1953年11月，警方一共收到了251個辨認報告，但都不能確認死者身份。那麼，死者究竟是誰呢?
此案調查的一個轉機出現在1949年1月。阿德萊德火車站的工作人員發現了一隻在1948年11月30日中午11時過後存入該車站寄物處的褐色手提箱。箱子上的標籤已經被人取走，箱子裡裝有衣物和刀等用具。
奇隆的是，衣物上的可辨識標誌也幾乎都被移除，警方只在一條領帶、一隻洗衣袋和一件汗衫上發現了“T·Keane(基恩y’或“Keane”字樣，另外還發現了三個乾洗記號：1171/7、4393/7和3053/7。
警方相信，不管是誰取掉了衣物上的標籤，他都是故意留下“Keane”標籤的。
在箱子裡發現了一卷“巴伯”牌的橘色蠟線，這成為一個重要線索。警方正是根據這卷當時在澳大利亞沒有銷售的蠟線，確認這隻箱子的主人是薩默頓海灘死者，因為死者的一隻褲袋就是用這種線縫補的。
然而，警方並未找到一個名為“T·基恩”的失蹤者，在全澳大利亞對三個乾洗記號展開的調查也沒有取得任何結果。
從這隻手提箱裡得到的最有價值的線索，是一件當時只在美國才生產的外套，因為只有美國才擁有製作這種有著三角形襯料和羽狀繡花針跡的外套的縫紉機，而且製作時需要定製者試穿，在澳大利亞也沒有進口。警方據此認為，死者可能在美國呆過。
警方檢查了火車記錄，發現死者是乘坐隔夜火車從墨爾本、悉尼或奧古斯塔港(南澳大利亞州第五大城市，位於阿德萊德以北322千米)來到阿德萊德的。
警方推測，抵達阿德萊德後，他在火車站附近的“都會浴室”洗了澡，颳了鬍子，然後返回火車站購買了上午10時半發車前往亨利海灘的車票。
可不知為什麼，他錯過了這趟列車。他把手提箱放進車站寄存處，然後改乘汽車前往格雷爾沙灘。
1949年6月17日，法醫病理學家約翰·克里蘭再度檢驗了這具屍體，並取得多項發現。
根據死者的鞋子很亮，不像是在沙灘上溜達一整天后的狀態，在死者身上未發現中毒的主要症狀——嘔吐和痙攣，以及相關證人不能確定他們頭晚所見的那名男子就是第二天早晨發現的死者，約翰·克里蘭認為不排除該男子死於他處、然後被移屍海灘的可能性，而阿德萊德大學生理學及藥物學教授斯坦·希克斯則指出，某些藥物即使低劑量使用毒性也很大，而且很難檢出。
他還指出，中毒後不出現嘔吐症狀並非沒有前例。
既不能確定死者身份，又無法知曉其確切死因，此案在當時被警方稱為“前所未有的懸案”。
當時澳大利亞媒體指出，既然連專家也難以檢測出毒殺此人的毒藥，說明他本人(如果他死於自殺)或者兇手(如果他是被人毒殺的)擁有高深的毒物學知識，這就暗示這不是一起通常所見的家庭中毒案，情況可能要複雜得多。
在調查時，警方還在死者所穿外褲的一隻表口袋裡發現了一小片捲起的紙，上面印有“TamamShud”字樣。
經圖書館專家確認，這兩個單詞來自於古波斯詩人莪默·伽亞謨所作的長詩《魯拜集》的最後一頁，意思是“結束”。
《魯拜集》的主題是說—個人應該活到生命的最後，去世時要無怨無悔。
這張紙片是沿著兩個單詞的邊很規整地裁剪下來的，紙片的背面是空白的。警方在全澳大利亞尋找這本《魯拜集》，並將紙片的照片向公眾公佈。
很快就有一名醫生報告說，他發現了一本由英國詩人兼翻譯家愛德華·菲茨傑拉德翻譯、新西蘭維特科布·圖姆斯公司出版的《魯拜集》，是於1948年11月30日晚在他的汽車後座上發現的，當時車門未鎖，就停放在格雷爾沙灘上。
醫生髮現的這本《魯拜集》的最後一頁上正好缺失“結束”二字，這一頁的背面也是空白的。經顯微鏡比對後最終確認，死者褲子表口袋裡的小紙片正是從這本書上裁剪下來的。
《魯拜集》中最後一首詩在“結束”二字之前的詩句是：“你閃亮的雙足將經過/草地上星星點點的賓客/在你前往目的地的快樂使命中，放下你的空酒杯!”
警方在這本書上有了新的發現：封底上面有一系列用鉛筆寫的五行模糊的大寫字母：
W R G O A B A B D
M L I A O I（這部分又被劃掉）
W T B I M P A N E T P
M L I A B O A I A Q C
I T T M T S A M S T G A B
警方懷疑這是一種密碼，並請來密碼專家進行破譯，但未成功。
1978年，澳大利亞國防部人員對這些字母串進行分析後作出結論：“沒有足夠的符號來提供一個模式，這些符號有可能構成複雜的替換式密碼，但也可能只是一個內心不安者的毫無意義的塗鴉。不可能提供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
警方還在這本書上發現了一個電話號碼，經調查，是家住格雷爾地區莫斯利街的一個女子的家庭電話號碼，她家位於屍體發現地以北約800米。該女子在“一戰”期間當過護士。
她在回答警方詢問時說，1945年，她在悉尼一家醫院工作，當時曾將一本《魯拜集》送給在澳大利亞海軍運輸部服役的阿爾弗雷德·伯克薩爾中尉。
她在戰後搬到墨爾本居住，並在那裡結了婚。她說自己曾收到伯克薩爾寄來的一封信，但她回信說她已經嫁人了。1948年底，她聽鄰居說有一個神秘男子曾打聽過她。
在看到薩默頓海灘死者的半身石膏像時，她露出了驚訝的神色，但隨即又說此人不像伯克薩爾。
警方一度相信薩默頓海灘死者就是伯克薩爾，但後來發現伯克薩爾不僅活著，而且還擁有一本完整的《魯拜集》，最後一頁上也不缺“結束”二字。
在這本《魯拜集》的扉頁上，那位女護士抄寫了該書的一句詩：“我曾經一而再一而再後悔/我發誓——但我發誓時清醒嗎?/春去春又來，手執玫瑰，我的後悔已四分五裂。”
這名女子對警方說，她不認識薩默頓海灘死者，也不知道他為何會選擇在他的死亡之夜來到她家附近。她要求警方為她保密，因為她已經結婚，不想因牽扯上死者或伯克薩爾而蒙羞。警方對此表示理解，也這樣做了，卻讓後續調查可能因此失去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線索。
在有關此案的一個電視節目中，主持人提到了這名女子的名字一“捷絲婷”，這是她送給伯克薩爾的那本《魯拜集》的扉頁上的簽名。但“捷絲婷”很可能不是她的真名。“捷絲婷”已於2007年死亡，密碼專家認為她的真名很重要，根據她的真名有可能破譯那段密碼。
很快就有傳言說，伯克薩爾在戰爭期間與軍事情報部門有關。甚至還有人猜測，薩默頓海灘死者是一名被毒死的蘇聯間諜。
1978年，澳大利亞廣播公司製作了名為《薩默頓海灘之謎》的電視節目，伯克薩爾在節目中接受了採訪。
主持人問伯克薩爾：“遇到‘捷絲婷’以前，你是否一直都在為情報部門工作?你是否對她說起過這件事?”伯克薩爾回答說：“沒有。”
主持人又問：“她是否可能瞭解這些事?”伯克薩爾回答說：“除非有人告訴她。”主持人接著問：“此案是否與間諜有關?”伯克薩爾稍做停頓後說：“這真是一個富有戲劇性的話題，不是嗎?”
由於死者的發現之地阿德萊德距離伍默拉很近，而伍默拉是一個絕密的導彈發射地，於是間諜之說愈演愈烈。這裡不能不提到一件事：1947年4月，美國軍方發現，有關美英兩國針對蘇聯制定的代號為“薇諾娜”的諜報行動的頂級機密，從澳大利亞外交部流入蘇聯大使館。
這件事導致美國在1948年禁止一切機密材料進入澳大利亞。作為回應，澳大利亞政府宣佈：建立國家安全情報組織。
警方再次檢驗薩默頓海灘死者屍體後，為他製作了一個石膏半身像，隨後把他葬於阿德萊德的一座墓地中。
幾年後，警方發現有人向這座墓獻花。
幾乎與此同時，阿德萊德火車站對面一家旅館的女接待員報告說，在薩默頓海灘死者死亡時間前後，一名神秘男子住進該旅館的第21號房間，並於1948年11月30日(即發現薩默頓海灘死者之日)結賬退房。
清潔工打掃衛生時，在房間裡發現了一隻黑色藥箱和一個皮下注射器。1959年11月22日，新西蘭一所監獄的一個囚犯聲稱知道薩默頓海灘死者的身份，但他的說法隨即被否定。
自發現這具屍體，幾十年來，有許多人試圖破譯那本《魯拜集》上面的“密碼”，其中包括軍方情報人員、數學家、星相學家和業餘密碼愛好者等，但他們的嘗試都告失敗。
1994年，維多利亞州大法官兼該州法醫研究會會長哈勃·菲利普斯重啟此案調查並作出結論：薩默頓海灘死者極可能死於洋地黃中毒。
他的依據是，死者的臟器腫大，與洋地黃中毒症狀相符合。
巧合的是，1948年8月16日，也即薩默頓海灘死者死亡之前三個月，有報道稱，美國財政部長助理德克斯特·懷特死於過量服用洋地黃，他當時被指控在“薇諾娜”洩密事件中充當了蘇聯間諜。
2004年，退休偵探蓋裡·菲爾特斯聲稱自己可能破譯了“密碼”的最後一行字，它可能代表一個英文句子：“It’s Time To Move To SouthAustralia Moseley Street……”(“轉移至南澳大利亞州莫斯利街的時候到了”)。而“捷絲婷”正是居住在莫斯利(M9seley)街。
在薩默頓謎屍案發生前後，還發生了兩樁疑似關聯案。
1945年6月，也就是薩默頓謎屍案發生前三年，34歲的新加坡男子約瑟夫·馬歇爾被發現死於悉尼的莫斯曼，胸口上放著一本打開的《魯拜集》，他被認為是服毒自殺。
巧合的是，馬歇爾死後大約兩月，“捷絲婷”就在克利夫頓花園給了伯克薩爾一本《魯拜集》，而克利夫頓花園距馬歇爾死亡之地莫斯曼不過1千米。
更蹊蹺的是，1945年8月15日，在約瑟夫·馬歇爾的死因庭審上，一個名叫格溫妮絲·多蘿西·格雷厄姆的女子出庭作證，但13天后，她被發現割腕自殺，面朝下裸死在浴室裡。
1949年6月6日，兩歲男孩克里夫·曼格隆森的屍體在拉格斯灣沙山上的一隻布口袋裡被發現，而他的父親凱斯不省人事地躺在他的旁邊。發現地距離薩默頓海灘大約20千米。曼格隆森父子於四天前失蹤。與薩默頓海灘謎屍一樣，驗屍官無法確定小曼格隆森的死因，但相信他不是死於自然原因。
小曼格隆森的母親在兒子死後向警方報案說，一個蒙面男子差點駕車撞死她，男子還停車恐嚇她：“離警察遠點兒!”她還說，出事前有個男子曾在她家附近出沒。她相信一切緣起於她丈夫幫助警方辨認薩默頓海灘死者，她丈夫相信死者是曾和他一起工作的某人。
這些疑似關聯案讓薩默頓海灘謎屍案更加撲朔迷離。前南澳大利亞州總警司倫·布朗在上世紀40年代曾參與薩默頓海灘謎屍案調查，他相信這名死者來自蘇聯陣營國家，並認為這就是澳大利亞警方無法查到此人身份的原因。
目前，由阿德萊德大學教授德雷克·阿爾伯特領頭的一個調查隊，正嘗試通過破譯密碼來破解薩默頓海灘謎屍案。專家們使用計算機對《魯拜集》中的疑似密碼的英文字母進行統計分析，目前已經確認其字母頻率與隨機書寫的字母頻率明顯不同。
下一步，他們打算弄清楚書寫者在醉酒狀態下是否會改變字母的隨機分佈。密碼格式看來符合《魯拜集》的四行詩格式，這意味著這有可能是一種一次性加密方法。
相關的解剖學研究也有了新的進展。
2011年10月，赫恩伯格教授在一張舊身份卡上發現了新的線索。這張身份卡是—位阿德萊德婦女從她父親的遺物中發現的，是“一戰”期間由美國簽發給海外水手的。
赫恩伯格將此卡上的照片同薩默頓海灘死者的照片進行對比，發現兩者除了年齡存在明顯差異外，鼻子、嘴唇和眼睛等解剖結構都相似。更奇特的是，兩者的臉上都長有—顆痣，且形狀和位置是一樣的。
這張身份證是在1918年2月28日簽發給一個名叫“H.C.雷諾茲”的人的，身份證上此人的國籍是“英國”。可是，在美國國家檔案館、英國國家檔案館和澳大利亞戰爭紀念研究中心進行的聯合調查中，未發現與“H.C.雷諾茲”相關的任何記錄。
澳大利亞警方表示，將繼續追蹤這些最新線索，期望薩默頓海灘謎屍案最終能水落石出。
閱讀更多 小N看世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