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本文為郭靜雲、郭立新所著《“藍色革命”：新石器生活方式的發生機制及指標問題（東亞視角)》（原刊於《中國農史》2019年第4-5期），因全文內容較長，現分節摘發。
四、從捕撈到定居於水邊寬闊明亮的草坪
另一個新石器時代發生的關鍵指標是，在遊獵世界中，極少數人群開始發展定居的生活，由此從舊石器時代的生活方式，轉變成新石器時代的生活方式。在麥克克瑞斯頓（Joy McCorriston）和霍爾的“季節模型”中，人們通過儲存和定居來應對食物的季節性短缺，也就是將定居視為農業起源的重要環節之一。[1]本茨（MarionBenz）亦強調，在那些有豐富而可靠食物資源的地方，人們的移動性降低而可能出現定居；在定居以後，為應對可能出現的資源短缺而發展交換或儲存，後者返過來又會促進定居，在此背景下為應對進一步的食物短缺而開始農業種植。[2]筆者也認為，只有定居或半定居的生活，才是漁業、農業和動物馴化發展的必要條件。
可是，不知何故，一般認為人們因為發展農業而定居[3]。依筆者淺見，這種觀點把因果顛倒，我們可以說因為農業，人們不再放棄定居，但是在此之前須先有定居，後才能有農產的衍生。首先，在遊獵的流動生活中很難形成對穀物的依賴性，獵民的生態龕是森林，而糧食並不在森林內，依肉食謀生的獵民為什麼要突然離開森林、放棄遊獵而開始栽培糧食﹖還沒栽培前怎麼會知道糧食將來能成為主食﹖還沒有栽培成功前，定居生活依賴什麼食物﹖定居未必要依靠吃糧食，但是要農耕一定得先定居。所以，因果關係只能相反：人們栽培糧食是因為在此之前就已通過其他途徑而獲得了半定居或全定居的條件，即當時有另一種食物來源引起他們的興趣和關注，使其離開森林山麓而在寬闊草坪上定居。
我們進而要問的是，到底什麼樣的環境會有豐富而可靠的食物，最有可能出現定居？筆者認為，這種食物無疑就是水生及水邊的動植物，一些特定生態條件下的水域環境周邊最有可能出現最早的定居或半定居。依狩獵維生的生活追求流動，而依漁業捕撈維生者，反而只需要選擇水域豐富多樣的地方，包含有深淺、活死、清濁水等水資源即可，水生動物會主動游過來，水邊棲息的鳥也會自然飛過來，某些水域也是陸地大型動物飲水解渴的必經之處，從而也是最佳狩獵場所。在這種情況下，獵人們不需要跟著野獸奔跑和不定期換活動區域。新石器時代磨製石器和定居生活等革命性的變化，都源自人們轉向選擇水生或水邊動植物作為自己的主要食物。因此，新石器革命是水藍色的，可以稱之為“藍色革命”，而非此前習慣性認定以農業起源為出發點。
雖然人類在幾十萬年來並不依靠水裡和水邊的食物維生，但是自舊石器末期部分人群在生活中形成了這種依賴之後，他們不欲再放棄，而愈來愈多地去找尋有著豐富新食物的地方。山區河流比降大，河水流動快，大型魚類少，更不用說龜、蝦、螺等水生動物；而在水漫流的平原區域，水生動物多，還有豐富的水生植物。（當然，這裡所指的水是淡水，只有當靠近溪河、湖潭的生活已累積到很多經驗，造船技術也足夠穩定成熟後，人們才敢靠近無岸邊的海洋。）捕撈生活的重點在於選擇準確的位置耐心等待，食物自己會游過來。利於這種生活的地方，應該是既有大、小湖泊，邊上溼地水草豐滿；亦有河流與活水流過，同時有濁水和清水環境，其間充滿各種生物。水域邊的開闊草坪往往也是方便射鳥的地方，很多以魚、蝦、貝、蛙類維生的鳥類自然飛過來，因此，水邊鴨鵝和其他鳥類眾多。射鳥生活也是當時擇水而居的生計策略中的關鍵要素。有些鳥類獵獲很容易，例如野雞在雊鳴的時候，它們到明亮的草坪雊鳴，人們容易射獲。因此捕撈、射鳥的生活，自然會促使人們從山地出來，到平地棲息。當然，在這種生計方式中，還需要自然氣候溫暖，在這種條件下，植物、禽類和水生動物才多樣而豐富，使人們在水邊上的生活，四季都會有各種食物，過冬的條件也不惡劣。
換言之，依水邊捕撈、射鳥、採集謀生，基本上會決定人們離開山區到淡水漫流區域邊上的寬闊草坪棲息。但是，在舊石器末期，那些毫無在近水平地生活經驗的人們，並沒有能力立即開拓所有湖泊、溪河邊豐富、暖和而明亮的平地。這首先是因為草坪沒有自然可以躲藏的地方，如生育時需要隱身保護，躲避鷙禽猛獸，避寒、避暑、躲雨，都沒有掩蔽之處，在這方面草坪的自然條件往往不如山林。
在東亞地區發現一些舊、新石器過渡生活方式的遺址，如前文所述南嶺地帶珠江流域牛欄洞、白蓮洞、黃岩洞、甑皮巖，湘江流域玉蟾巖，烏江流域穿洞、飛虎洞等等，生活在那邊的人群把鄰水宜居洞窟加以利用而作為棲息據點。零星考古資料讓我們得以觀察到，以南嶺地帶為舞臺的藍色革命的出現：一萬餘年前人們在沼澤和淺水中捕撈，吃魚、螺，在巖洞中開始半定居生活。但吸引他們的不是深水的珠江或湘江，他們的技術還不足以到深水捕撈，只有入江的小溪和邊上的低窪地，才能給他們提供水生和水邊生的動植物。返觀牛欄洞和玉蟾巖的自然條件，有片狀的淺水資源，但幅度有限，不能依靠水生資源謀生和定居，遊獵生計的成分不能減少。因此，雖然南嶺地帶一些巖洞遺址的文化層很厚，但其所呈現的半定居的生活，並沒有連續性發展到全定居的社會。這些巖洞遺址，後來在早晚不一致距今8000─6000年左右基本上都被棄用。
上述鄰近淡水且有洞窟的自然環境並非多見，故以上述幾個遺址為例的生活有明確的時空限制。不過與其同時有些人群也開始開拓無巖洞的低地草坪，如澧陽平原十里崗文化人，在氣候暖化期全面定居而產生彭頭山文化。[4]但這種新生活的啟動，也受大自然限制，因為很多水的平原區域海拔甚低，如長江中游洞庭平原的中、東部、江漢平原，長江下游太湖平原都如此。既便已有安排長期房屋的技術，人們還是不可能立刻就有能力開始排水並建築能隔離溼地的房子。例如，錢塘江下游寧紹平原新石器中晚期的河姆渡文化，因發展技術高超的幹欄式建築，故能在海拔特低的環境中安排村落，雖然處在常受海潮沖蝕的地區內，卻能夠長期生存和發展[5]。已適應並依賴平地生活的人們，為擴展其範圍，得逐步學會治水、發展高臺建築等技術，但是，這些技術和經驗是長期在平原定居生活的結果，而不是出發點。
以長江中游為例，目前發現新石器早期遺址最多的地區是澧陽平原，這並不是偶然和巧合。澧陽平原是洞庭平原西北角的一小塊區域，其三面被丘陵及山脈環圍，也就是說，在新生活遇到風險時，可以迅速上山躲避，食物不足時也可以回山區狩獵。澧陽平原內的水系豐富而多樣，既有清水河流，亦有湖泊和澤地，因此水生及水邊動植物種類齊全。根據澧州志，澧水中游地區共有166條河流組成的水系網絡以及52處自然湖潭[6]；淺水資源特別多，因此容易抓住的水生及水邊生的食物特別多。在鄰近的丘陵上還有果樹、各種陸生動植物等。所以，這裡是多樣性食物的天堂，容許嘗試定居生活謀生。同時，該平原不甚平，有湖畔、臺階，在邊上也可以迅速安排掩蔽之處，這均給剛出山林的人提供足夠的安全保障。此外，在澧陽平原各水系之間有相對高度為2─20米的臺崗壟地，適合人們安排不受汛期影響的棲息之處。[7]
圖十九 1、彭頭山遺址第六層房屋遺蹟；2、臨澧竹馬遺址建築基址平、剖面示意圖。
澧陽平原大部分崗地都埋藏著新石器早期或中期的遺址，且遺址的擴展似乎有規律性：越早越偏西邊，越靠近山，崗地的海拔也偏高。如我們踏察的臨澧縣九里鄉竹馬遺址完全在山邊，地貌近乎低窪地邊的丘陵，遺址位於一高出周圍農田約6 米的崗地上[8]；澧縣夢溪鎮袁家山地點的海拔在40─67米間，崗地的相對高差為20多米[9]；臨澧縣新安鎮華壋遺址的海拔約56米（但因為1980～1990年代此處為磚廠取土，使原來的地形地貌已被破壞）[10]；臨澧縣新安鎮杉龍崗海拔高51米，相對高度約3米，而周圍為平坦的農田和蘆葦窪地[11]；澧縣涔南鎮十里崗遺址的海拔約45米，相對高差約10米[12]；澧縣城頭山鎮彭頭山遺址的海拔約45米，相對高差約8米[13]。而時代偏晚的澧縣涔南鎮宋家崗和夢溪鎮八十壋遺址所在崗地的海拔和相對高度略偏低：前者為36米，相對高度約2米[14]；後者為34米，相對高度約3米[15]。在類似澧陽平原這樣的區域，一方面氣候溫暖、水域豐富；另一方面有大量容易安排居住、寬闊明亮的崗地草坪，基本上符合人們最早能開拓的條件。不過，若選擇在平原生活，必須發明人工的房屋，至少得先有能力安排簡單的窩棚，再慢慢發明並建築可長期使用的房屋。這從華壋、彭頭山、竹馬等遺址均可以見到（圖二〇）[16]。
我們進一步可以反思：依靠水系的生活策略以及定居的發展，其實是互補促進的。比如說，為了增加水生食物的比重，人們需要製造更加安全和合用的浮水工具，在此情況下，在木材充足的地區，便發明製作獨木舟，這是流動的遊獵生活難以做到的。所以，前文所討論的獨木舟和磨製石器，都是穩定的定居生活的產品，是定居策略穩定化的標誌物。而這些技術的發展和生活發生革命性變化的出發點，並不是耕作，而是捕撈。就此而言，新石器革命的底色是水藍色的。
此外，定居生活也促使打製石器（包括細石器）趨向於規範化，這從十里崗文化石器和烏鴉山、燕爾洞、牛欄洞等時代略早或同時但未定居之考古學文化的石器的比較可見，十里崗以來石器的形狀、技術統一的程度很明顯（圖二），此乃由定居生活所肇始，穩定的生活使技術趨於統一且易於代際間傳承之反映。十里崗遺址所見之網墜（圖二一：2）[17]，就足以揭示該種人群開始定居的生計背景和目標。
（未完待續）
[1]McCorriston, J.& Hole, F. Theecology of seasonal stress and the origins ofagriculture in the Near Fast，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91, 93 (1): pp.46-69.
[2]Marion Benz. Die Neolithisierung imVorderenOrient: Theorien, archäologische Daten und ein ethnologischesModell,Studies inearly Near Eastern production, subsistence, and environmentVol.7. Berlin:Ex oriente,2000; Theemic view: Social questions of the neolithisationof the the Near Earst, Neolithics 1,2004,pp.27-28.
[3]張江凱、魏峻：《新石器時代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頁5.
[4]郭靜雲，〈澧陽平原「十里崗」文化：東亞新石器革命的發祥地問題〉，臺灣2016年考古工作會報，臺中：自然科學博物館，2017年7月。
[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發掘報告》。
[6]澧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澧縣誌》，頁88─91；臨澧縣史志編纂委員會編，《臨澧縣誌》，頁82─84。
[7]澧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澧縣誌》，頁79─80；臨澧縣史志編纂委員會編，《臨澧縣誌》，頁72─73。
[8]尹檢順，〈湖南澧陽平原史前文化的區域考察〉，《考古》，2003年第3期，頁56─68。
[9]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澧縣文物局、李意願，《湖南澧縣袁家山舊石器遺址黃土層發現的石製品及其意義》，《湖南考古輯刊》第12集，2016年，頁1—21。
[10]李意願，《臨澧縣華壋遺址考古發掘取得重要收穫》，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官方網，2013年3月7日，http://www.hnkgs.com/show_news.aspx?id=754
[11]郭靜雲、郭立新，〈論稻作萌生與成熟的時空問題（續）〉，《中國農史》，2014年第6期，頁4；地形資料根據臨澧縣官方網http://www.linli.cn/jbwt1/wenshichunqiu/20170627/31588.html）。
[12]湖南澧縣博物館、澧縣文物管理所、向安強，《湘北澧陽平原舊石器地點調查報告》，《華夏考古》，1994年第4期，頁1─13；封劍平，《湖南澧縣十里崗舊石器時代晚期地點》，《中石器文化及有關問題研討會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284─291。
[1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彭頭山與八十壋》，頁18。
[14]李意願，《澧縣宋家崗遺址考古發掘的收穫》，http://www.hnkgs.com/show_news.aspx?id=869，湖南考古網，2014年2月27日。
[1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彭頭山與八十壋》，頁188。
[16]關於竹馬遺址的記錄很少，發掘者沒有出簡報而離開湖南考古所。據零星記錄可知，建築直接疊壓在崗地上，並被另一層含打製石器的晚更新世晚期地層所環繞，在其基礎有人工堆築的橢圓形臺基，殘高0.5公尺，面積約25 平方公尺。臺基中部有方形淺坑式居住面，面積約12平方公尺，居住面中央有一條同時形成的灰溝，並與南向門道相連。居住面殘留有灰燼和炭，周圍似有淺槽形柱洞（柱洞較淺，形狀多為長橢圓形，填土顏色呈灰色，不見柱礎等其他包含物)，四角有4 塊大礫石，應是用於固定柱子的設施。臺基西南角有一水坑深挖於網紋紅土裡。參儲友信，《湖南發現舊石器時代末髙臺建築》，《中國文物報》，1997年4月6日；尹檢順，〈湖南澧陽平原史前文化的區域考察〉，頁6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臨澄竹馬遺址發掘簡報》（曾預計發表於《人類學報》，但最後沒有刊登）；裴安平，〈湘西北澧陽平原新舊石器過渡時期遺存與相關問題〉，《文物》，2000年第4期，頁27。由此描述並經過對該地點的田野考察，筆者推論，竹馬遺址或許並不是彭頭山文化時代，而是略晚的皂市下層時代的遺址，將建築安排在人工臺基上是皂市下層文化的建築技術。不過因為沒有資料，遺址也被修鐵路而毀滅，沒辦法作更進一步的判斷。
[17]湖南澧縣博物館、澧縣文物管理所、向安強，〈湘北澧陽平原舊石器地點調查報告〉，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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