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城邦面臨著許多與現代社會相同的問題。其中之一由於可耕地數量有限，生產力低下。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認為國家有責任通過控制人口的增長來確保社會的穩定。古希臘在不同時期存在多達2,000個城邦，他們幾乎都實行某種形式的人口控制。這是古希臘，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實行人口控制以確保其生活質量和公民福利的一些方式。
棄嬰的傳統
斯巴達人有優生的傳統，對於患有畸形或者失明的嬰兒，他們會直接殺死。按照普魯塔奇的記錄，每一個斯巴達的嬰兒都要送去檢查。一個身體健康的嬰兒會被退還給原生家庭，並根據斯巴達的道德和法律要求撫養該孩子。如果他是畸形或者有其他不健康的特徵，就會被拋棄在山谷裡。對於斯巴達人來說，這樣的孩子有很大概率不具備生產能力，並會成為國家的負擔。斯巴達人棄嬰的習俗無疑是為他們的軍國主義服務的，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提高了國民的整體素質，提供了更多強壯的戰士，為他們在希臘的稱霸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斯巴達不是唯一一個支持棄兒的希臘城邦國家，亞里士多德支持國家層面的人口控制。他所擁護的哲學是政府對人口增長的嚴格控制。他認為，國家有責任確保資源與人口之間的平衡。太多的人口會導致資源的短缺。相反，人口太少又會導致生產力不足，這對經濟和貿易產生了不利影響，也會使得國家頹弱。按照亞里士多德的理論，政府控制出生率和死亡率是一項基本職能。
希臘人在對孩子的拋棄是一個普遍現象。大多數希臘城市都有遺棄兒童的習慣和固定場所，不需要的孩子就可以被拋棄。有一些幸運兒會被當作其他家庭當做自己孩子而收養，但是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會因口渴和暴曬而死亡。這個行為並不僅限於患有某種畸形的兒童，完全健康的孩子可能只是為了不想養而被遺棄，這其中女嬰被遺棄的概率尤其高。
如前所述，在古代世界的許多社會中，棄嬰是一種常見做法。俄狄浦斯（Oedipus）是文學作品中最早的遺棄兒童的例子之一，他的生父將剛出生的嬰兒拋棄到深山中，他顯然是想將這個根本沒有為其命名的兒子殺死。但是他沒有親自動手，而是將嬰兒遺棄，讓他在一個無法獨自存活的環境中自然死亡。但是他被牧羊人救了，隨後成為鄰國沒有子嗣的國王和王后的養子，在王宮中被當作親生兒子撫養成人，並被定為了王位繼承人。
遺棄和發現嬰兒的一個古典故事的通用版本，摩西的聖經故事描述了猶太嬰兒是如何被其母親拋棄在蘆葦籃子中並在尼羅河中漂浮的的，按照情節發展，埃及公主發現並收養了他，因此他獲得了比原生家庭所能賦予的更高的社會地位和良好的教育。這些故事的大量出現反映了在其文化中普遍存在的遺棄兒童的做法。
控制奴隸生產
人們普遍認為，雅典是世界上第一個已知的民主政府形式，但它是的民主是有限的，確切的說是貴族和自由民的民主。窮人被禁止參加，奴隸或曾經做過奴隸的人也沒有選舉權。奴隸制在雅典盛行，其他的希臘城邦國家也是如此。奴隸既可以由個人擁有，也可以由國家擁有。未經奴隸主允許，奴隸不得結婚，也不允許生孩子。控制奴隸的生育行為也是當時實行的人口控制一種形式。
古典時期的墮胎和引產
古希臘的醫生雖然不願進行人工流產，但他們知道人工流產的手術方法。他們擔心的是母親面臨的風險，在當時的衛生條件下，墮胎與各種形式的手術所帶來的風險是相同的。與已婚婦女或未懷孕的婦女相比，妓女更有可能就流產向醫生諮詢。
蘇格拉底記錄過藥物流產的片段信息，助產士常用的草藥包括百日草，杜松，沒藥，薄荷等的根和漿果，然後與酒混合使用。藥物結合了他們認為有用的各種能墮胎的聖歌和咒語一起使用。即便如此，在整個古希臘時代，並沒有任何法律禁止墮胎。在希臘社會的各個層面上，避孕措施和墮胎都沒有被社會汙名化。
人口增長控制理論
柏拉圖同意有必要確保將人口增長控制在不對國家構成威脅的程度，但他並不同意亞里士多德要求國家來控制家庭規模和強制墮胎的理論。但兩位希臘哲學家在一點上是獲得共識的，既移民率和出生率應由國家控制，以維持國民整體生活消耗所必需的平衡。希臘的城邦國家是相對孤立的，其耕地面積是有限的，他們必須採用法律來保障人口在一個可控的範圍內增長。
柏拉圖談到了人口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他推測，如果國家滿足了整個社會的需求，人民將快樂地生活，而貧窮或戰爭的恐懼將使他們不願意生育和撫養子女。然後他辯稱，大多數男人會將注意力轉移到購買奢侈品上，這將需要一部分人口從必需品的生產中轉移出來。但是對必需品的需求卻不會減少。
兩位大哲學家對人口控制的關注程度，表明這個問題在古希臘很嚴重。關於公元前四世紀雅典人口增長的歷史記錄很少。雅典是希臘最大，最富有的城邦國家，超過了斯巴達。它的人口規模在任何時候都是基於推測的，但有記錄表明雅典在抵制波斯人入侵（公元前480年）和伯羅奔尼撒戰爭（公元前431年）之間的五十年間，其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
柏拉圖認為，隨著越來越多的土地被砍伐以進行耕種，土地因侵蝕而流失，環境被永久性改變。這導致希臘本土的人口出現失衡，結果就是無法支持的人口增長，這將需要更多的土地來支持它，當土地不足以維持人口基本需求，就只能通過戰爭去獲得更多的土地。按照他的理論，伯羅奔尼撒戰爭部分原因是由於人口過剩而引發的，因為人口的增加要求增加對必需品的需求。他支持通過建立殖民地來緩解因人口過剩而帶來的糧食壓力。並通過鼓勵，甚至強制性的迫使人民遷徙。這引發了一場殖民高潮，通過殖民來減少人口壓力也是城邦解決人口危機的常用策略。
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回應了他對人口控制的一些看法，他同意從老師那裡學到的很多東西。亞里士多德還發出警告，人口過剩會導致貧困和犯罪增加，如果不對人口增長率施加任何限制，貧困是必然的結果。他列舉了克里特島政府的“隔離婦女，以防止她們生育過多的孩子”作為人口控制的一個例子。他警告說：“一個偉大的國家與一個人口大國不同”。亞里士多德還認為，人口過多對民主政府是有害的，因此人口控制是必要的保護。
無論哪種情況，人口的持續增長都會給資源帶來額外的壓力，而且這種循環將繼續下去。唯一的解決方案是將人口規模限制在現有資源可以支持的範圍內。城邦人口控制的出發點，還是在於保持適度的公民人數，過多或過少的公民都不利於城邦的可持續發展，保證每一個公民的健康和可支配資源的數量，就成為城邦統治者的必要工作。在一些特殊時代，城邦也是鼓勵生育的，比如戰爭、瘟疫和饑荒造成了人口大量減少，勞動力缺乏。
斯巴達時期曾經頒佈過法律，生育3個孩子以上的家庭，父親可以免除兵役，四個及以上孩子的家庭可以免除城邦一切徭役。無子不但被認為是個人的失敗，也會影響到城邦的利益。他們認為一個男子過了婚齡不生孩子是違反神意的，過了35歲以後每年要被罰款。在雅典，超過35歲沒有後裔者會失去其選舉權。
隨著亞歷山大的征服，希臘人有大片土地可供其定居了，大量的希臘人找到了新的定居點。許多人離開了自己的故鄉，城邦的土地仍主要集中在富人手中，但由於新徵服的土地緩解了人口的壓力，這場關於人口控制的爭論也因此截然而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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