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周立波的四項控罪被撤銷，僅保留第五項控罪，即開車時使用手機，結果就是從有可能面臨三年半到十五年的刑期到被罰150美元。
提起公訴的檢察官表示不上訴，周立波也表示不上訴，經歷了一年多的，長達10次開庭的“周立波涉槍涉毒案”就此塵埃落定。
結果一出，舉國譁然，很多人不能理解：明明警方已經在周立波的車上搜查到了槍支和毒品，那為什麼最後不能以非法持槍、攜帶毒品定罪。
出現這樣的結果，不能不提美國刑事司法訴訟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則——毒樹之果。
所謂“毒樹之果”，是美國刑事訴訟中對某種證據所作的一個形象化的概括，意指“根據以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所獲得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口供，並獲得的第二手證據（派生性證據）”。
以非法手段所獲得的口供是毒樹，而以此所獲得的第二手證據是毒樹之果，毒樹之果是不能吞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以微弱優勢正式確立了“毒樹之果”規則，即“美國聯邦政府機構違反美國憲法規定所取得的證據材料，在審判中不具有證明力”。
依照美國法律，如果沒有明顯的違法犯罪行為，警察未經當事人同意，或者拿到法院的搜查令，是無權搜查汽車的。具體到本案中，周立波的辯護律師斯卡林首先否定了警察攔截車輛的合法性，緊接著否定了搜車的合法性，成功的證明了警察收集證據的程序不合法。那麼依照前述“毒樹之果原則”，因非法程序獲得的證據不能作為指控周立波犯罪的依據。因沒有合法證據證明其犯罪，被指控的罪名則不能成立。
有些人看到這裡就要疑惑了，為什麼要確立“毒樹之果”原則。這樣會讓國家機關在追訴犯罪分子的時候束手束腳，導致大量能夠證明案件事實真相的證據排除在外，損害刑事訴訟對犯罪行為的打擊，降低辦案效率，使得“有罪”的人不被法律追究，最終不利於社會穩定。
這裡就要提到程序正義了。“毒樹之果”原則，也就是非法證據排除原則，就是“程序正義”價值在刑事訴訟過程中的體現。有句耳熟能詳的法律諺語為“正義不僅應得到實現，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加以實現”，正是程序正義的生動寫照。
程序正義要求實現實體正義的手段和必須是合規、合法。在司法領域中，也就是說案件不僅要判得正確、公平，並完全符合實體法的規定和精神，而且還應當使人感受到判決過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你要讓所有人明白，這不是通過“屈打成招”收集到的證據。這樣，不論被告人最終被定罪判刑，還是被無罪釋放，人們都會確信這種結果不是裁判機構任意或者隨意作出的。
“寧可放過一千，不可錯殺一人”，是現代司法制度的精神所在。在我國，打擊犯罪從“縣老太爺的驚堂木”，轉變到嚴格的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三個階段的程序規定相互制約。破案手段上也由古代的“三木之下”轉變到“非法證據排除。”如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
儘管這種追求可能會導致有的“罪證”得不到蒐集，有的“罪犯”得不到懲治。但在這種制度安排下，能有效的遏制執法人員的非法取證行為，使無辜的公民不受非法的追究，極大限度的防止冤假錯案。 再不致發生“佘祥林殺人案”、“杜培武殺人案”、“趙作海殺人案”、“張氏叔侄強姦殺人案”這樣的悲劇……
世界上從來沒有什麼制度能完美的保護每一方面的利益，每一項制度的出臺都是不同的價值判斷和利益衡量之後的結果，需要實現什麼，需要犧牲什麼。
如何更好的保護人權，如何更好的打擊犯罪，這是個永遠需要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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