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一個為了孩子 一個舍了孩子”這兩個跨越85年的故事，讓人動容！
3月9日的思政大課上，在講到保家衛國的責任接力和使命傳承時，中央財經大學馮秀軍教授講了這樣兩個故事。
第一個，是紅軍長征中的一個故事。
1935年3月，中央紅軍正快速通過貴州境內的一處山口，而後面的追兵已經步步逼近，正在這個時候，一名女紅軍戰士卻要分娩。兩邊都是生死關頭，該怎麼辦？
當時負責斷後保衛的是第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給39團下了一個命令，說“打，給我頂住！”有戰士問，“要頂住多久呢？”董振堂說，“孩子多長時間生出來就頂多長時間。”於是，戰鬥在1公里之外打響。
在槍聲炮火之中，一個個紅軍戰士用死亡爭取時間，為的是等待一個嬰兒的新生。戰鬥結束，嬰兒順利降生，有人痛惜犧牲的戰友抱怨：“為了一個孩子卻讓一個團打仗。”聽到這話，董振堂勃然大怒，“我們今天革命打仗是為了什麼？不就是為了他們的明天嗎？！”
第二個故事，發生在今年。
李宗育，1992年生，東南大學附屬中大醫院的護士。當疫情來臨，她第一時間遞交了請戰書。她說，“我未婚、父母未老，無牽掛，我去！”
在她出征之前，她的退伍軍人父親，送給女兒這樣一首送行詩：風蕭蕭兮易水寒，不計安危赴國難，恨無子嗣承祖志，幸有愛女學木蘭。
“這兩個故事，一個是為了孩子，一個團的將士殊死血戰，為了什麼？因為這個孩子代表了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明天，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未來。”馮秀軍教授這樣講到。
“而另一個是舍了孩子，一位老父親甘願送自己的愛女出征，為了什麼？因為他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同胞在毒魔肆虐中受苦受難。”
“兩個故事，一個是為了孩子，一個是舍了孩子。不同的是戰場，不變的是家國情。這種‘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傳承，這種‘苟利國家，生死以之’的愛國精神接續，正是我們國家生生不息、亙古綿延的精神密碼！”
大寫的青春
“各位同學，生於種花家，作為這個國家的一分子，你是不是覺得慶幸？是不是覺得驕傲？難道你不願意為它的繁榮昌盛而擔起自己的責任嗎？那麼，該怎樣擔起責任？我想，這次大考告訴我們一個經驗，就是在奮鬥擔當中譜寫你們大寫的青春。”馮秀軍教授這樣激勵大學生們。
大寫的青春，應該是什麼樣子呢？馮秀軍教授這樣總結：胸有大志、心有大我、肩有大任、行有大德。
或許，她講課中提到的那些閃閃發光的青年，早已給出了答案。
兩張相似的照片，三代人的接力
17年前，王衛國醫生出徵抗擊非典的時候，他年過7旬的母親坐著輪椅前來為他送行。17年後，66歲的王衛國又將女兒王婷送去了武漢抗擊疫情一線。
“帶這個箱子去吧，爸爸只用過一次。”女兒臨行前，王衛國翻翻騰騰，從幾個行李箱中挑出一個，遞給女兒。這個皮箱，王衛國只用過一次——2003年抗擊非典時，帶的就是它。
“曾經是你，現在是我”
李佳辰，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第三批國家援鄂醫療隊隊員。媽媽韓金香，是北京市大興區人民醫院手術室護士長，17年前，曾參加過抗擊非典。佳辰在給媽媽的家書當中這樣寫到，“在肆虐的病毒面前，曾經是你，而現在是我。終於，我成為了你。”
“我是汶川人呀！”
今年24歲的佘沙是2008年汶川地震中的倖存者，她見證了全國各地對災區人民無私的援助。大年三十，醫院徵集援助武漢的第一批醫護人員時，佘沙就積極報名請戰，但沒有去成。1月25日，她又主動請戰：“因為我和其他護士不一樣，我是汶川的呀！”
“我必須要回去”
甘如意，24歲，是武漢江夏區金口衛生院範湖分院的醫生。因為疫情發生後交通管制，為了儘快返回崗位，1月31日，本已返鄉過年的她，背上餅乾、泡麵、桔子從老家荊州市公安縣出發，騎自行車、搭車、步行，經歷4天3夜，最終出現在單位門口。
在她的“臨時通行證”車牌號一欄，寫著“自行車”，通行事由是：到武漢江夏區金口中心醫院上班。
與爸爸並肩戰“疫”
黃雨佳，今年23歲，是北京大學藥學院化學生物學系學生，爸爸是湖北省松滋市人民醫院感染科醫生。瞭解到醫院醫生護士人手急缺後，她立馬向爸爸“請戰”：“要不要我去幫忙，能幫多少幫多少……”
走進一線，再走出病房就意味著要被隔離。忙到夜晚，黃雨佳和爸爸就一起住在醫院為醫護人員設置的隔離區，以免影響家人。
教科書式自我隔離 未造成一人感染
郭嶽，武漢學院會計專業大三學生，寒假期間從武漢回河北黃驊老家後確診新冠肺炎。
1月22日，他按計劃返鄉，一路嚴格防護，回家後自覺隔離，確診後積極治療，出院後又自覺居住在自家車庫隔離28天。在他一系列硬核隔離舉措下，包括家人在內，所有接觸的人沒有一個感染。
在得知有一名新冠肺炎患者急需血漿，血型和自己匹配時，他又捐獻了200毫升血漿，“生命是第一位的，有能力就要去幫助別人。”
正如馮秀軍教授所講：“在揮汗如雨中脫胎換骨、在逆境挑戰中頂天立地。這個世界上從來也沒有什麼天生的蓋世英雄，是責任、是擔當讓他們在一邊恐慌一邊勇敢中破繭成蝶，萃煉成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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