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天，《剩女》很火，這部來自於美國PBS電視臺的紀錄片一經在國內流出資源，立刻便在網絡上掀起了熱烈的討論與圍觀。
不過，很可惜的是，這部拍攝於中國，講述三位中國單身女性故事的作品並不是由中國人所製作，它的導演是來自於以色列的兩位長期關注中國社會議題的女性電影人，在此之前，她們還製作過另一部反映網癮戒除問題的紀錄片《網癮》（Web Junkie），此次的《剩女》已經算是她們第二次拍攝中國故事了。
《剩女》官方海報
不得不說，這兩位以色列導演雖然是外國人，但她們對中國社會現狀以及當下輿論熱點的瞭解似乎比中國人還要準確。
要知道，像“剩女”、“剩男”這類兩性話題在現今的中國本就是人人都關注和議論的焦點，這兩位外國女導演從“他者”的視角出發，不僅敏銳地體察到了這種熱點的存在動因，而且還將其作為核心議題製作成了一部極具社會學價值的紀錄片，確實很不容易。
《剩女》截圖，大型相親活動現場
一部好的紀錄片題材固然重要，但要是沒有立體多面的人物也很難撐起相應的題材。據說，這兩位導演在對所拍人物的選擇上就花費了很長時間。
最初，她們通過網絡尋找拍攝對象，在對數十名女性的接觸中，她們發現大多數人只是想在鏡頭以外陳訴自己的不幸，一些人在短暫的瞭解後都會因為對隱私的顧慮而拒絕拍攝。
她們是經過了漫長的篩選，才從茫茫人海中找到了三位願意出鏡的主人公，而這三位主人公在社會背景、家庭環境、教育經歷和性格特點等方面都不盡相同，所以也十分有代表性：
主人公之一Qiu HauMei
第一位主人公是時年34歲，來自於山東農村的女律師Qiu HauMei，在影片中她也是表現比較出彩的一位。
因為出身於重男輕女的大家庭，她一直處於父母的逼婚壓力之下，儘管她是個很有主見的現代女性，但很多時候她都面臨著外界和自我的雙重審判——“人到年齡就該結婚！”“不結婚就不會幸福！”“我到底該不該結婚？”“結婚究竟有什麼意義？”。
這些質問讓她不得不一次次徘徊於“交易感”十足的婚戀相親市場，奔赴於一場場被安排的速配聚會，忍受著周遭世界對其“大齡剩女”的標籤化評判。
主人公之二Xu Min
第二位主人公是時年28歲的廣播電臺播音員Xu Min，雖然她出身環境優越，工作光鮮亮麗，但她卻一直陷於原生家庭的困擾之中。因為從小到大對母親的逆來順受，讓她的生活充滿了干擾和限制，她對婚姻的選擇更多地是要滿足母親的心理期望，在這種被動的母女關係中，她變得無所適從。
第三位主人公是時年36歲的大學老師Gai Qi，在影片中她是唯一一位對婚姻“妥協”的女性，她不僅找到了她認為還算滿意的丈夫，而且還生了一個女兒，但平淡的婚後生活也讓她感覺到有些無聊。
主人公之三Gai Qi
很難說《剩女》這部紀錄片是一部拍攝十分精良的作品，因為結構和內容所限，想要面面俱到地展現三個人物的命運與生活也不現實。
然而，就是在80多分鐘的時長內，影片卻對當下中國的婚姻擠壓狀況、婚戀相親市場、兩性擇偶偏好、城鄉婚戀差異以及適齡未婚問題進行了不同層次的展現，而三位主人公對人生之路的迥異選擇又讓觀眾看到了“剩女”這個標籤所根植的大眾心理機制，中國人落後的婚姻觀念和社會主流文化對個體的綁架也在影片中表現的淋漓盡致。
Qiu HauMei回到山東農村老家，其父訓斥她：“上學把你上傻了”
眾所周知，在我國的傳統文化中一直就有“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社會觀念，受這種婚戀文化的影響，個體的婚姻選擇始終摻雜著一套複雜的邏輯。
儘管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國家所頒佈的《婚姻法》曾明確鼓勵自由戀愛，當代社會婚姻文化氛圍也始終強調“婚姻自由”，但誠如費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中寫到，“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地方把婚姻完全視為當事人之間個人的事情，而別人不加過問。”
尤其是在中國社會，大家長制一直就是比較盛行的一種運作肌理，子女的婚姻在很多時候並不只是個人的私事，個體選擇終生伴侶並非取決於當事人的意志和喜好，父母和家人乃至於親戚與朋友都可能會成為其選擇行動的代理人。
Gai Qi母親說：“我們不能打破規則。”
而在這樣的社會規則下，因為女性本就處於一個較為弱勢的地位，她們如果到了一定年齡還不能被視為循規蹈矩的“安定”下來，整個社會就有可能為她們刻畫一個個道德高度汙名、物質利益至上、極度自我的大齡未婚女性群落印象，甚至於她們的家人都可能對其反戈一擊，成為阻礙個人自由意志的催化劑。
因此，在《剩女》這部紀錄片中，我們便可以明顯看到，像Qiu HauMei和Xu Min這樣的單身女性首先接受到的壓力就來自於自己的家庭。
面對家庭壓力，Qiu HauMei無可奈何
當Qiu HauMei回家之後，她終究難逃父母與姐姐們的連番拷問，“你是不是上學上傻了？”“你都三十多了還不結婚？”“不結婚就永遠不能幸福！”“你老了誰來照顧你？”類似於這樣十分強硬的價值觀判斷幾乎不曾中斷；
而在Xu Min的家庭關係中，母親對她的控制與干預也顯得十分強勢。在心理醫生面前，她淚流滿面地承認，她的婚姻選擇始終會受到母親的左右，滿足母親的喜好好像才是首要原則，至於她自己的意願則是不被尊重的。
Xu Min的個人選擇難逃原生家庭的影響
最關鍵的是，在這兩個人的家庭關係中，實際上都強烈地體現出一種中國父母才會有的思維邏輯，即父母總會將下一代的個人選擇和“不孝順”相掛鉤，繼而又會用他們的辛勤勞動和辛苦撫養去指責這種“不孝順”。一個強大的民族心理慣性幾乎表露無遺。
當然，在這部紀錄片中，兩位導演對於語言暴力和相親市場的觀察也很有意思。
你會發現，當Qiu HauMei行走在地鐵中的時候，地鐵中的廣告都是“今天你要嫁給我”、“今天約女神”這樣的標語，當Xu Min與自己的母親吃飯時，“剩女”這樣的詞彙也會從她母親那兒脫口而出，當Qiu HauMei去看心理醫生的時候，她也表示了對“單身狗”、“大齡剩女”等標籤的強烈反感；
地鐵中簡單粗暴的廣告語
當她們穿梭於一個個大大小小的婚戀交友場景中時，兩性的交流話題始終停留在家庭出身、學歷背景、工作薪水等方面，幾乎很少會去提及個性、精神、價值觀等問題；
至於那些散落在公園相親角的大叔大媽們，則會把自己子女的個人信息以最簡單粗暴的標籤展示出來；而上婚戀交友網站，更像是在挑菜一樣，住房、工作、收入、戶口、身體條件等都是被可能量化的標準之一。
公園的相親一角
顯而易見，《剩女》這部紀錄片向我們昭告的是，語言暴力已經全方位地滲透進了我們的日常生活，而性別政治也在不遺餘力地左右公共敘事，社會性別權力關係被悄然鑲嵌在了一個個媒介機構和媒介產品中，兩性地位的二元對立狀態也因此被攪動的更為畸形和無腦。
其實，關於當代都市生活青年的婚戀問題，很多社會學家都做過大量相關的研究，而且早有證據表明，大眾和媒體更為傾向於選擇熱炒“剩女”問題，但很少會將“剩男”同等視為顯性話題進行討論。
而實際上，有學者早已對“剩女”概念進行過界定和度量，並對中國單身女性的比例和結構做過系統的調查，從結論來看，“剩女”問題其實在中國並不真正存在，中國女性過剩本就是一個偽命題，相反，女性在各年齡層及婚姻擠壓狀況中都基本處於短缺狀態。
媒體宣傳中的概念誤導
“剩女”明顯是一個被媒體和輿論所誇大且建構出的偽命題，其深層次的原因實則和眼球經濟的波動、消費社會的觀念更迭有關。
不過，雖然“剩女”早被證明並不是人口結構性婚配過剩的結果，而是由於國人文化觀念變遷滯後於社會結構變遷的產物，是網絡和媒體建構出來的標籤和偽概念。
但像《剩女》這樣的紀錄片似乎也在提醒著我們，這個建構性標籤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傷害了眾多無辜的優秀女性，潛在地增加了她們的生存壓力，甚至給很多家庭中的長輩父母製造了某種恐慌。
Qiu HauMei最終選擇出國留學深造
所以，爭取平等或許並不僅僅是某個單一群體的使命，無論中國社會的全球化程度如何，傳統觀念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主導著中國社會，而要打破這種語言暴力和性別對立則需要所有人一起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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