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部韓國電影《幸福》，電影講述了兩個生患重病的人的愛情故事。

男主角永誅不幸破產又患上了肝硬化，他的女友也要離開他。 後來他來到了一間鄉村療養院，結識了身患嚴重肺病的恩熙。雖然在療養院生活了8年，每當發作她都覺得自己將要死去，但她樂觀的態度深深感染了永誅。兩人很快便相愛了，到最後永誅還是離開了恩熙。

相比劇情，對我吸引力更大的是恩熙在重病下的樂觀態度。在病魔的面前，人總是那麼的無能為力，儘管如此，同樣的病發生在不同的人身上，境況也是不一樣的。

除了外在的物質條件，更重要的是個人的態度。如電影中男主角的悲怨和女主角的樂觀。

就像弗蘭克爾在《活出生命的意義》這本書中講述的，儘管他在“二戰”期間被關進納粹德國的死亡集中營，而且飽受凌辱，歷盡酷刑，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但是，他發現他依然可以以旁觀者的身份審視自己的遭遇。在遭遇與對遭遇的回應之間，他有選擇回應方式的自由或能力。

尼采說，“知道為什麼而活的人，便能生存。”即使是在可怕的心理和生理條件下。弗蘭克爾在集中營期間，始終不忘記他的手稿，即使丟失了，一有機會他就用速記紙片重寫。這是他最初的決心，也是他內心深處的自由，誰也無法奪走。就是這種精神的自由，使生活變得有目的，有意義。

我們不應該問生命的意義是什麼？而應該質問自己能賦予生命何種意義。

弗蘭克爾說，“生命最終意味著承擔與接受所有的挑戰，完成自己應該完成的任務這一巨大責任。”

那是不是隻有遭受苦難、經歷挫折，才是挑戰，才有意義呢？我們的生活環境在不斷變化，生命也在不斷地成長。古時候“頭懸梁錐刺股”的結果不一定比現在科學的學習方法和合理的休息來的好。

這些任務在每個人身上，在每個時刻都是不同的。不變的是每個人都有選擇的自由。生活貧窮，你可以選擇努力改變也可以選擇抱怨上帝的不公；一生順遂，你可以選擇荒誕度日，或者幫助他人。

每個人也只有在生命的終點，才能感悟自己生命的全部意義，而這種終極意義也有賴於生命過程中盡其所能地實現每個單一情境的潛在意義。

生命的意義沒有標準答案，每個人也都能賦予生命之意義。就在每時每刻，每個決定的方寸之間。

最令人鼓舞的事實，莫過於人類確實能主動努力以提升生命的價值。

在《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這本書中，作者提到，積極主動是人類的天性，即使生活受到了外界條件的制約，那也是因為我們有意或無意地選擇了被外界控制，這種選擇稱為消極被動。

小時候摔跤了，爸媽告訴我們。是地板的錯，還會裝模做樣的踩上兩腳；長大了，找不到好工作，就怪運氣不好，社會不公。

聖雄甘地曾經說過：“除非拱手相讓，否則沒人能剝奪我們的自尊。”最刻骨銘心的傷害並非悲慘遭遇本身，而是我們竟然放任這些傷害戳刺在我們心上。

我們不應該因為地板是硬的而抱怨地板，也不應該因為生活艱難而抱怨生活。生而為人，我們有選擇的自由，即使不能改變造成我們痛苦的處境，但我們仍然可以選擇採取何種態度。

人最終決定著自己的命運。

在《在遠方》這部電視劇裡，路曉鷗說，“世上沒有如果，只有結果和後果。”我們在享有選擇的自由的同時，也必須承擔隨之而來的後果。

有些事物不是人力所能控制得，比方說天氣，疾病。但我們仍可以保持內心的愉悅，為自己營造有利的環境。對力不能所及之事處之泰然，對能夠改變的則全力以赴。

在“文革”中，著名作家汪曾祺受到了不公的待遇。他被下放到江西農村"勞動改造”， 但他沒有消沉，沒有悲觀。他把潮溼陰暗的小 院收拾得乾乾淨淨，用一個破缸種上了一架扁 豆，沒事時就鋪紙研墨對著粉色的扁豆花作畫。

而另一位傑出的女鋼琴家顧聖嬰，在“文革”初 期便自殺了。隱身在音樂的象牙塔中，當風暴襲來，她心目中神聖美好的東西被踐踏時，她選擇了用死亡來抗爭。

人是自己做出了是屈服於環境和條件還是勇敢挑戰環境和條件的決定，話句話說，人最終決定著自己的命運。

人人都應該對自己的人生負責，而不是坐等好運或噩運的降臨。試著做個好學生或者好職員，努力成為好妻子或好媽媽。別人是否履行職責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