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陈益帆同志宣誓入党的地方，
如今已被打造成“都江堰市长征文化研究会红色教育活动基地”
参与建立和改组中共灌县委员会
到1929年寒假，全县党员已由1928年初的3个党员发展到约20个党员，党员人数增多了，党组织发展壮大了，特支在汇报并征得省委同意后，开始了对中共灌县县委的筹建工作。会议在县郊农村胡克培叔父胡祝轩家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干希宇、王用全、陈益帆、蒋澄中、胡克培、刘海民等。会议宣布建立中国共产党灌县委员会，确定了县委领导成员及分工。县委书记由干希宇担任，组织由王用全负责，宣传由胡克培负责，工委由刘海民负责，农委由陈益帆负责，秘书由胡克培兼。县委下辖金马小学党支部，柳街小学党支部，城关党支部。陈益帆分配在了由干希宇负责的城关党支部，
其间，由陈益帆领导的崇义上瓦窖农会和党组织领导的赤色工会小组、现代教育研究会等群团组织都在积极开展活动。
1930年，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李立三“左”倾路线统治中央。在省委派来的老张同志的指导下，灌县县委积极响应会议精神，在县郊胡祝轩家召开会议，合并了党、团、工会组织，改组县委，成立中共灌县行动委员会。
会上分析了灌县的时局，研究了筹集武器的方案，一是袭击地主，从地主手中夺取武器；二是绑架地主作人质，用人质作交换，逼地主出钱，用钱购买武器。根据陈益帆家在农村，搞农运工作时间较长和刘海民、王裕如在工人和士兵中有一定工作基础的有利条件，会议决定由陈益帆、刘海民、王裕如负责搞武器，并争取在短期内把武器搞到手。
在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下，由于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作了过高的估计和冒险的分析，四川璧山、江津、合川、荣县等地的暴动，都先后遭到了失败。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白色恐怖笼罩四川，灌县形势骤然转紧。
与此同时，负责搞武装的陈益帆、刘海民的工作也遭受挫折，王裕如被捕，同志们的情绪低落下来，处境也愈来愈恶劣。于是，陈益帆将学习的《暴动艺术》、《广东彭湃农民运动》、《全国苏维埃形势发展图》等党内读物和文件装在一个泡菜罐子里埋在自家院子后面竹林下，撤离灌县去了成都，迫于环境恶劣，未能与组织取得联系。
在白色恐怖下，灌县行动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同志撤离后，一些未暴露身份的党员同志仍留在灌县。1930年底党组织消失，但党的工作并没有因此停止，隐蔽下来的党员仍在坚持斗争。
组建“川西工农兵协会” 迎接红军
灌县的党组织消失了，但是，没有暴露身份的居住在农村的党员仍在坚持斗争。他们在农村发展党员，建立群团组织，扩大党的影响。
1934年农历腊月，肖章銮去成都办事，无意中遇见在省委负责交通的干希宇。干希宇对肖章銮说，现在红军在川北作战，你回去同陈益帆谈一谈，把灌县的进步青年组织起来，扰乱敌人后方，支援红军。肖章銮回灌县后，找到陈益帆，向陈益帆谈了干希宇的意思。之后，陈益帆、肖章銮、陈树屏便分头联络青年，准备建立组织。次年正月中旬，肖章銮、陈树屏、张泽泉、王吉成以走亲访友为名，在陈益帆家开会，研究建立组织的具体问题。大家谈了建立组织的意义和宗旨，确定组织的名称为“川西工农兵协会”。协会由陈益帆领导，肖章銮协助工作，王吉成负责交通，陈树屏、张泽泉负责组织。会后，大家分头发展协会成员。正月下旬，陈益帆等协会负责人在陈树屏家召开会议，研究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进一步发展壮大组织等问题。
这时，红四方面军已打到剑阁、绵阳地区。国民党一方面在群众中散布谣言，一方面成立“县防务委员会”，为阻击红军进攻灌县，直取川西，在岷江两岸修筑大量碉堡，妄图把红军剿灭在川西北。
2月中旬，陈益帆组织“川西工农兵协会”成员再次在陈树屏家里开会，决定联络各乡青年，壮大协会队伍，并在群众中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办事的，揭穿国民党制造的谣言，号召大家配合红军攻取灌县，然后参加红军。
3月底，国民党调川军范绍增师和李家钰部、李柱东旅进驻灌县，加大灌县的防范力量。当时，红军已进军到汶川板桥，距离灌县只有几十华里。陈益帆等协会成员积极筹集武器，为换钱购枪绑架了地主王茂良的父亲作人质，由于双方没有达成协议，用人质换钱购枪的计划没有成功。
红军最终没有到灌县，而是去了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此后，灌县形势更加险恶，反动势力更加猖狂，四处捕杀革命志士和群众，余下的协会成员被迫各自隐蔽，陈益帆也被迫去了成都。“川西工农兵协会”不再存在，这支几十人的革命队伍像一颗颗革命种籽散布到农村群众中去了。
在都江堰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社区开展欢庆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活动中，向陈益帆同志的儿子陈惠良赠送《中共都江堰历史》（第二卷）
中共都江堰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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