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餐陸續端上桌。殘雪覺得少了點什麼，取來手機，擺在手邊。她聽說，如若獲獎，作家會提前半小時接到來自瑞典的電話。她得保證手機留在視野範圍內。
六點半一過，手機還沒動靜，她知道沒戲了。“吃飯吃飯”，她對飯桌另一頭的丈夫魯庸說，語氣平靜。她快67歲了，吃得簡單，少許饅頭，一點點麵條。
她依然好奇誰會得獎，打開電腦，調到直播視頻，邊吃邊等。北京時間10月10日19時，瑞典文學院常務秘書馬茨·馬爾姆宣佈，2018年、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分別授予奧爾加·託卡爾丘克（Olga Tokarczuk）和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
手機屏幕亮了。
號碼歸屬地不是瑞典，是昆明，作家陳鵬打來的。半個月前，賠率榜新聞一出，陳鵬第一時間給她發了封郵件，“等你的好消息，希望你可以拿獎”，他們相識多年，他欣賞殘雪，預估她有百分之七八十的獲獎機會，還特意買了瓶紅酒，準備開獎之夜慶祝。
紅酒沒開成。“我下午就跟我愛人說，我打不過那個託卡爾丘克。這個結果我早就料到了。他們不會那麼快就給我（諾獎）的。” 她在電話那頭笑得很開心，聽不出半點失落，“我國內的書，全賣光了，國內的影響力，一下子也出來了。”
這是意外驚喜，是她三十多年文學生涯的一次轉機。
三十多年前，她初入文壇就創造了自己的烏托邦。文風怪誕而深晦，行事特立獨行，對文壇有一套嚴厲到近乎刻薄的審視標準，因此長時間被屏蔽在主流之外。純文學日漸沒落，她卻從未擱下手中的筆，一頭扎進潛意識這個人性的深層海洋，發動她的創造力，作品被譯成日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但鮮少被關注，直至此次諾獎賠率風波，她終於站回舞臺中央，告訴大家，殘雪一直在，只是世人不去注意罷了。
殘雪。受訪者供圖
“哎喲，我樂得不得了”
殘雪自己留意到那條消息。她有瀏覽英文網站的習慣，9月28日下午，一家英國網站刊登了賠率榜新聞，她點了進去。隨後，她給湖南文藝出版社的編輯陳小真發去一則電郵：“小真，我又進入博彩公司賠率榜了，排第三，2011年進過一次，雖然我認為沒希望，但這是很好的宣傳。”
那是週末，陳小真沒能第一時間查收郵件。直到週一上午，他坐在五樓的辦公室，從社領導的朋友圈看到了此事。他立刻轉發。
此時，消息還在小圈子打轉，直至一週後的10月6日，殘雪家鄉的自媒體發了一篇文章《衡陽女作家殘雪，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儘管“諾獎提名”說法不規範，但消息就此傳開，先是中文作家圈，然後是朋友圈，殘雪的名字突然席捲全網。
陳小真很快接到市場部電話，“小真，殘雪的書，是不是再快點能出啊······” 購書平臺上，她的作品被搶購一空，出版社不得不緊急加印，開啟預售模式。做她編輯近十年，陳小真從未見過這種景象。過去，每本書的銷量保持在四五千上下，這次，所有書加起來，銷量有四五十萬，比過去三十年總和還多。
殘雪也覺察到變化。
那幾日，湧入的電話增多。網上，先是噹噹、淘寶，然後是京東，殘雪在售書籍陸續顯示“售罄”，“我就高興死了”，殘雪毫不掩飾對銷量的重視，“我就是為讀者寫的嘛，為自己寫，寫個日記就可以啦。共鳴的人越多，你就越開心啊。”
魯庸也手機不離手，看到有趣的評論——“啊呀，就憑殘雪這一口塑普，我也要粉她”，掉過頭就跟殘雪分享。“哎喲，我樂得不得了”，殘雪回憶，好幾天，在西雙版納的家裡，她與丈夫“偷偷的樂咧”。
等待讀者，她已經“等了三十多年”。有讀者推崇她為“被遺忘的天才”，驚詫於她一手構建的文學烏托邦，殘雪感受到遲到的善意，“這真是很溫暖的感覺咯，寫了這麼多年，終於被讀者注意到了，而且是正面的（評價）。” 她笑起來，像一位被幸運光顧的孩童。
她不吝分享驚喜，畢竟上一回，得到如此關注已是三十年前。
八十年代初，殘雪在一個日記本上，寫下《黃泥街》。她帶著日記本，去到武漢大學，正在唸研究生的哥哥鄧曉芒看完書稿，“大吃一驚”。他託朋友鑑賞，朋友只讀過俄羅斯文學，“看不懂”，便找到當時已在國內得過獎的作家何立偉。
何立偉至今記得那個“破日記本”，黑色硬殼，四個角是紅色的，翻開來，沒有行距，殘雪的字“螞蟻大”，歪歪扭扭地佈滿紙頁。
當晚，何立偉坐在書桌前閱讀，突然想起白天接過的日記本，拿來一翻，“一口氣就讀完了”，第二天就找到殘雪住處。
殘雪當時還是個體戶，做裁縫。聽到敲門聲，從縫紉機前站起來，外出相迎。那是他們第一次碰面，殘雪戴副眼鏡，瘦瘦的，文弱，一臉書生氣。何立偉顧不得初識，上來就誇，“你小說寫得好，非常現代。”
1985年，在何立偉的推薦下，殘雪第一個短篇《汙水上的肥皂泡》在《新創作》發表。不久，第二篇在《人民文學》發表。何立偉到處推薦她，碰到其他作家就說，“長沙出了這麼樣的一個人咧”。
接下來的兩年，《文學月報》《青年文學》《中國》等刊物陸續發表殘雪的小說。她的一系列作品闖入中國讀者視野。包括《文學評論》《上海評論》在內的十餘家期刊刊載了有關她的評論文章，尤其中篇《蒼老的浮雲》，被稱為“時代意識的反映”。
她成了當時繞不過的一種文學現象。
作家彭國樑與殘雪早期合影。受訪者供圖
理想主義的客廳
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學藝術迎來黃金時代。
結識殘雪前，何立偉、王平、徐曉鶴有一個“三人幫”，來了殘雪，成了“文壇四人幫”。他們管殘雪叫“小殘”。大多數時間，四個人往一塊兒湊，“不說每天吧，一星期至少四五天是在一起玩兒的，大多數時候，是我們跑去她家。”
當時，被打為右派的殘雪父親恢復名譽，分到一處寬敞的住宅，是前湖南省高官的宅邸，位於長沙賜閒湖。舊式公館模樣，門口一排高挺的桐樹，窗外院子被青苔染綠。往裡走，走廊右邊小屋，搭張木臺，上面擺著剪刀、量尺，那是殘雪與丈夫做裁縫的工作臺。
何立偉至今記得殘雪客廳的寬敞，二三十平，屋頂很高，中間一個烤火爐。後來他給湘籍作家韓少功寫信，還特別提及，“昨天，我在殘雪遼闊的客廳裡······”
在“遼闊”的客廳裡，他們聊衣服。殘雪講究，蔣子丹的裙襬一定要做成九尺，蔡測海的西服一定要是細格子。她還給“文壇四人幫”三位男士各送了一件西裝。何立偉的那件短款、人字呢，裁剪精道，新穎挺括，“那是我平生第一件西裝”。後來，這幾個人的作品，都被收錄進“作家出版社”轟動一時的“文學新星叢書”。
殘雪手藝好，逐漸有了名氣。作家彭國樑趕時髦，請殘雪為他定製格子西裝。上身試穿，有些緊，殘雪告訴他，“西裝要是不卡點腰，那就看不得”，那件西服伴隨他外出採訪、開會、出入各種娛樂場所，直到後來發福，才束之高閣。
獲得首屆茅盾文學獎的古華，出國前，也特意來殘雪家量身做西服。彭國樑回憶，古華穿上西裝後，還被周圍朋友打趣，“這就像一個破爛的家裡忽然擺上了一件紅木傢俱， 太有點鶴立雞群了。”
那時的殘雪也時髦。穿高跟皮鞋，著過膝長大衣，配一頭齊肩短髮，被何立偉他們看見，“說我像日本人咧”。文人墨客盈門，她不會因此在價格上兩般三樣，應收多少，還收多少。何立偉誇她“精”，製衣像做平面幾何，經她手的布料，裁到只剩一條線，不浪費絲毫。
“遼闊”的客廳裡，文學自然是主角。脾性巨狂的四個人聚一塊兒，主題就一個，“這個也瞧不起，那個也瞧不起”，其中，又以殘雪為最甚，在她眼裡，文壇就是“洪洞縣裡無好人”。
何立偉他們讀完一篇小說，評價如何好，如何時髦，回過頭問殘雪意見，她要麼說，“沒看過”，要麼回答，“哦，看了，那篇東西！”
她喜歡卡夫卡、博爾赫斯，至於國內同輩作家，無一人能入眼，每每提及，她的用詞就是，“要不得咯”。她誇一個人作品好，同樣簡潔：“這個東西現代派”。
殘雪“輕輕地表揚”過何立偉，“哎呀，你這個現代派”，但何立偉知道不能當真。“那是戰友間的相互鼓勵。”
客廳人來人往，也接納過外省文人。有一回，四川來了三個詩人，手頭緊，住不起長沙賓館，借住殘雪家。詩人愛鬧，一到夜裡，喝酒，聊詩，吵到兩三點不罷休。殘雪怒了，穿著睡衣睡褲，衝進去，“你們吵得一條街都困不得覺咧”。三人立馬規矩。後來，這三人創作的“新生代”詩歌，為八十年代先鋒詩鬧出了無法迴避的一筆。
那時，殘雪對文學已經有了終極思考。她想知道，文學到底能抵達哪裡。她常跟何立偉提起，“文學、哲學、宗教，在最頂端，是打通的。” 那是她文學的去處，濃烈的形而上。她筆下的人，也不叫做人，叫做人類，她的小說從一開始就“跨越了民族，國籍，地域，非常具有人類感。”
再後來，殘雪因祖傳風溼，受不了冷，搬到氣候乾燥的北京。賜閒湖的宅院也拆了，取而代之的是城市化後千篇一律的樓房。客廳不再，八十年代亦回不來。
年輕時的殘雪。圖源自網絡
少數派
發表處女作三年，殘雪打算從裁縫抽身而出，專職寫作。恰逢省作協設立“專業作家”，何立偉膽子大，帶著殘雪和她的作品，徑直去了長沙市委書記家，“這個人是長沙新冒出來的天才作家……”，為她爭取了一個專業作家編制。之後每月，她能從省作協領取60塊工資，溫飽解決了。
躋身作協，殘雪卻不怎麼搭理作協。
作協開會、學習，她從不參加，逢年過節發一筐橘子，她也不現身，託丈夫魯庸去取。三十多年來，作協大部分人甚至沒見過這位同事。領導找她談話，也沒用。連作家間的筆會，她也不出席。何立偉知道，“她瞧不起那些（作家），（覺得）那些人不是搞文學的。”
評論家也被拒之門外。何立偉記得，曾有評論家從外地趕來長沙，想見殘雪一面，遭拒絕。原因是，“他正在研究一批現代派作家，不是專門研究我（殘雪）的，所以不見。” 專門研究她的日本學者近藤直子來，她立馬叫上何立偉，一起聚，“她只見專門研究她的，附帶研究，或者她只是一攬子之一的，絕對不見。”
“她太有個性了”，何立偉說，“我見的怪人才多咧，但是沒有遇過這麼怪的。” 他想起一樁往事。當年，文藝界一位知名人士稱，中國只有兩個文學家，一個是魯迅，一個是殘雪。何立偉後來問她，“把你捧得這麼高，除了魯迅就是你咧”，殘雪一本正經地回，“他亂說，沒說到點子上。”
何立偉感慨，“誇殘雪好，其實是一件難事。第一，你很難誇她好，第二，你誇她好，說的不是那麼一回事，她鄙視你說的好。” 三十年後回憶這件逸事，何立偉還是忍不住笑。
殘雪認為別人誤解了她。她所做的是向內探索靈魂的工作，而其他作家，在她看來，多向外取材於現實，陷在傳統的泥沼中出不來，不能相提並論。
她筆下，夢囈一般的敘述，跳躍的邏輯，時常讓讀者不明所以。處女作裡，她以一句“我的母親化作了一木盆肥皂水”開頭，文壇如墜雲霧。下一本書，她又寫“一個人死了然後成了壁縫裡滲出來的淤血和聲音”，讀者毫無頭緒。
而臭蟲、蜘蛛、鬼等意象輪番上場，初讀甚至會產生“暈車的感覺”。何立偉後來用聞一多的一句詩來形容她的小說，“蒼蠅似的思想，垃圾桶裡爬”，人如鬼魅，沒有清晰的面孔，爛泥是他們的舞臺，他們在那裡舞蹈。
她註定捲入爭議。先是惡意的標籤——“像個巫婆”、“人格分裂”、“神經病”，後來評論界集體保持沉默。哲學家鄧曉芒後來分析，“看起來像是一種封殺，其實不一定，估計就是（評論家）寫不下出來。” 殘雪的評論難寫，很多人不會，也不敢寫，一寫就變成謾罵。
知己如何立偉，至今不敢稱自己讀懂了殘雪。“全世界能讀懂殘雪的，只有一個半人”，他解釋，一個是殘雪本人，半個是鄧曉芒，“鄧曉芒跟她做對談，殘雪經常打斷，你這個不對。所以他只能算半個。”
鄧曉芒為她寫過一篇《殘雪與卡夫卡》，自認寫得不錯，殘雪當時也認可。但過了一兩年，殘雪就推翻了，“你那個太淺層次了”。還有一次，她不滿意鄧曉芒的評論，直接提筆在文末註釋，挨個標註自己的意見。
“這是沒有過的，寫個評論，還把作者不滿意的地方標註出來，這個地方寫錯了，那個地方不是的。” 鄧曉芒很無奈。
在國內，殘雪從未得過省級以上的獎，為數不多的肯定來自大學藝術節和零星幾家雜誌社。一些介紹當代文學的著作，故意將她名字抹去。
拒絕出版也是常態。第一本小說是在中國臺灣出版的，爾後，陸續在日本、美國、加拿大、意大利等出書。她對國內的“不待見”心知肚明，也不強求。
近幾年，她入圍布克獎、號稱“小諾貝爾”的紐斯塔特國際文學獎，還成為2015年國內唯一獲得美國最佳翻譯圖書獎的作家。這些來自西方世界的認可，就像投入湖中的石子，激起一小圈水花，隨即沉底。
直到這次，高居諾獎賠率榜第三，殘雪連同她的作品再次來到臺前，收穫掌聲。“高興得不得了”，殘雪強調了幾次。
最後落榜也沒讓她失望。“根本不算個事情，最大的特點就是興奮，有那麼多讀者來關注純文學。”她留意到一篇讀者評論：“有一萬個迥異又近似的靈魂住在殘雪的身體裡，每個人物都是殘雪的一個分身、一塊碎片、一根毛髮。” 殘雪很認同，“那個女孩子寫得相當不錯，比那些評論家，好幾倍。”她迫不及待與他們分享，準備把出道以來國內的、國外的，別人看過的、沒看過的文章都找出來，出三本《殘雪言論集》。陳小真為此忙了七八天，通宵幹活。
“現在是一步登天咯”，殘雪一直“期待同謀者出現”，她等到了。
殘雪。圖源自網絡
兩個靈魂
熱鬧很快消退。開獎當晚，十幾個電話湧入手機，多是媒體約訪，殘雪都摁掉了。“不搞咯，我又沒得獎，說什麼呢。” 而且她要寫作，“沒時間”。
幾天後，叨擾漸少，生活回到原處。
早晨七點，殘雪起床吃飯，一碗粥，一個雞蛋。休息半小時，下樓跑步。午飯前，集中閱讀哲學書。下午繼續閱讀，學英文，也做類似於氣功的“呼吸”訓練，直到六點，吃飯，休息，再往桌前一坐，創作小說。時間不長，50分鐘左右，一天寫800 -1000字。三十年來，除出國訪學、偶爾去新加坡看望兒子，寫作從不中斷。
“哪裡都不想去，每天都要這樣，這樣最舒服，一到外面，搞得超過一個星期（不寫作），就很煩躁，趕快回來。” 殘雪說。
鄧曉芒理解她，“寫作是她的生命”。他是從網上看到賠率榜消息的，殘雪沒有通知他。殘雪落榜，他們也沒有討論。“她自己很淡然，這個東西，得了就得了，沒得也沒什麼。” 跟寫作本身比起來，獎項是不重要的事情。
前幾年，她從北京搬來西雙版納，房子是租的，沒有專門的書房，魯庸手工打造了一個小木架，立在地上，裝殘雪的必用書籍。過去，他是長沙遠近聞名的木匠。
不像海明威會提前削好鉛筆，殘雪不講究，三間屋子，哪裡有空，擺個小桌，鋪好紙，就開寫。以前，她用灌墨水的鋼筆，如今上了年歲，承不了重，換了更輕的簽字筆。
她繼續“自動寫作”。就像美國舞蹈家鄧肯，簾子一拉就開始跳，殘雪往那一坐，一股原始衝動就推著她落筆。“（寫作）它就是自己的肢體運動，舞蹈”，她從不向外尋找靈感，“只要我的生命力還沒枯竭，寫作就不會枯竭。”
何立偉形容她“有兩個靈魂，一個用來應付現實生活，一個是文學靈魂。” 進入寫作，靈魂牽引她，準確生動地記錄腦中浮現的場景。這是一種本能寫作，或者說更像是“記錄的寫作”，何立偉解讀為，“她的創作，應該是在文字形成之前，文字是在後面追趕，艱難地追趕著意象，在記錄。” 某種意義上，她的小說，是夢境，她睜著眼，在做白日夢。
許多人走不進她的夢，她也沒打算遷就。這一點，鄧曉芒和她不同，即使艱澀如康德、海德格爾，他也儘量寫得通俗，最起碼大學生能讀懂。殘雪不考慮別人的接受能力，“她是從抽象的人類角度，認為人類應該讀懂，至於你讀不讀得懂，那是你的事兒。”
但褪去這副靈魂，現實中的殘雪只是個普通人，就像在長沙街頭隨便碰到的一位長輩。
2015年，她去陳小真家做客，特意給他一歲的女兒帶了禮物：美國高校的衛衣，巧克力和一個筆記本。她喜歡小孩，抱著陳小真女兒，在臉頰親了一口。直到現在，陳小真與殘雪通話，女兒都會在旁邊奶聲奶氣地說，“我要殘雪奶奶跟我說話”。
她沒什麼花銷。衣服由丈夫買，逛便宜店，買什麼她穿什麼，只有一個要求，純棉。她不化妝，不看電影，不聽音樂，除了一日三餐，幾乎沒有別的支出，偶爾還很斤斤計較。
前幾年，殘雪與一家出版社簽訂合同，作品首印一萬，到期付款。或許擔心滯銷，出版社只印了三千冊，遲遲不肯履行合同。諾獎事件後，殘雪發現出版社有加印嫌疑，儘管此時合同已到期。
“他們覺得出了這個書，（趁諾獎熱度）就要撈一把。” 她氣壞了，找鄧曉芒商量，想要找作家權益保障委員會維權，譴責出版社，“讓他們把稿費吐出來”。
“算了算了”，鄧曉芒是典型的文人，拉不下面子，“不要搞，不要搞”。最後作罷，但殘雪依然不忿，“這是我勞動的果實，血汗錢，我要用來生活啊”。她計較金錢，也坦蕩承認，“我最討厭清高了，我不是那種人，我很世俗的咧。”
外界說她清高，是因為很少有人真正走近她。
她幾乎每年出一本小說，鍛鍊也是為了長久地創作。早年還住長沙時，夏天，她堅持上午到湘江游泳。作家彭國樑常在賜閒湖的小巷裡見到跑步的殘雪，若是下雨，她就打著傘跑。年輕時，她一天能跑四五公里，現在老了，不得不少跑一些。
殘雪清晰感受到年歲帶來的變化。尤其近幾年，好友近藤直子、馬悅然相繼離世，她頗受打擊，“感覺一下子少了一條手臂”。文學是他們共同的事業，她要一個人挑起這副重擔，更要爭分奪秒。
這十年，她在準備一本大部頭哲學書，預計一兩年後動筆，非寫不可，“不寫出來就可惜了，浪費了，我的生命就浪費了。” 文學與哲學在頂峰相遇，是她追求的理想狀態，就像法國女作家薩崗所寫，“（作家）應該策馬奔騰，腳不沾地，耳際生風，跨越一個個可笑的藩籬。”
“而且只有我才能寫這個東西咯。” 她一如既往的自信。
月初，上海一家書店邀請她推薦書單。國內當代作家，除了自己，她還推薦了張小波。她喜歡張小波的幾部中篇、梁小斌的幾篇散文，在她看來，他們三人才是未來文壇唯二的頂樑柱，“他們兩個算一個嘛，我算一個。”
（文中部分內容引自殘雪《為了報仇寫小說——殘雪訪談錄》；何立偉《白色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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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小說 作協 2019諾貝爾文學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