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2月12日農曆新年，《新女性》電影的原型艾霞自殺身亡，時年22歲。
1935年3月8日國際婦女節，《新女性》電影主演阮玲玉自殺身亡，時年25歲。
喜榮華正好，恨無常又到。這部中國電影史上默片時代最出色的一部電影之一，兩位舊時代中的新女性以他們生命的遽然隕落為代價，給這部電影添加了一種迷幻的傳奇色彩。劇中的女主角韋明以及的她的原型和扮演者三人之間的命運軌跡的走向，那種說不出的痛，在流光碎影中清晰可辨。在扮演者阮玲玉步劇終人物和原型的後塵而撒手西去之後，面對甚囂塵上的流言蜚語，該電影的編劇孫師毅悲憤之餘寫下了這樣的輓聯：
誰不想活著？說影片教唆人自殺嗎？為什麼許許多多，志節攸虧，廉恥售盡，良心抹殺，正義偷藏，反自鳴衛道之徒，都尚苟安在人世。
我敢說死者，是社會脅怕她致死的！請只看囉囉唣唣，是非倒置，涇渭混淆，黑白不分，因果莫辨，卻稱是輿論的話，居然發賣到靈前。
而孫師毅的夫人藍馥清更是悲憫不已，輓聯也言簡意賅，將這三個人物的悲劇命運深切地表露出來：
韋明之前，尚存萬難。
艾霞之後，此又一人！
一部電影的戲裡戲外，引發的社會的廣泛關切和討論，最終定格在這樣的一個悲劇性的複製粘貼上，至今依然令人唏噓不已。而回歸這部電影本身的藝術特色和價值而言，在民國電影史上以其對當時社會現象的關切和批判，通過影像呈現在觀眾面前，卻有著一種常看常新的魅力，餘音不絕，發人深省，得以窺見歷史深處那段滿目瘡痍的浮世百態。
角色設定：新女性的面面觀
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繁華與落後並存，新潮與舊韻兼具。
在這樣的亂世之中，紙醉金迷是當時上流社會的主要格調。這部電影將整個背景設定在這樣的大都市中，並將鏡頭聚焦與當時知識女性的命運不同走向，從而書寫了一曲新女性人生之路跌宕沉浮的斷章殘曲。
電影中一主兩輔三個女性，通俗易懂地隱喻著大時代中女性個體那種三種有分有合的命運選擇，從而將新女性的面面觀呈現在銀幕之上：
主角韋明是一個典型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女性。她由於不幸的破裂婚姻而隻身逃到上海，並在這裡以教書寫作聊以餬口，這種看起來光鮮的生活背後，有著一種充滿危機的朝不保夕的惶恐感。而她在現實的步步緊逼之下，由於女兒生病根本就沒有能力去救治，在經過艱苦的內心掙扎後決定放棄自尊而選擇了做“一夜的奴隸”，而正好陰差陽錯地遇見自己不願意委身校董王博士這個道貌岸然的偽君子，於是韋明一怒之下抽了王博士一個耳光而討了出來，但此時山窮水復的境地使她失去了繼續活下去的勇氣，走上了自殺這條絕路。
韋明的同學——也就是王博士的太太張秀貞，則是那種上流社會中失去自我和人格獨立的女子的代表。電影以幾個場面表明了她的空虛和無聊，只是作為王博士的附屬物而存在，她骨子裡帶有一種莫名的優越感，通過丈夫願意在她身上花多少錢來體現自身的存在價值，但在骨子裡又瞧不起韋明這樣的知識女性，狐假虎威地時時保持著一種令人啼笑皆非的上等女子的自我感覺良好的幻象，在發現韋明“勾引”自己的丈夫之後，氣急敗壞地苛責韋明“你這種下等人，還要假充上等女子，真實丟盡了上等女子的臉。”這樣的女子無疑只是行屍走肉地活在自己想象中的上等社會中，就像華美的睡袍下的蚤子一樣，其命運無疑有一種讓人唾棄的可悲與鄙視。
韋明的朋友李阿英則是時代進步女性的寫照。這個女子很顯然與上述兩類女子形象迥異，她的衣著打扮乃至行事風格，有一種風風火火的巾幗氣質，她敢於仗義執言打抱不平，最後臨死之際的韋明在她的勸導下發出了要活下去的呼喊，但為時已晚還是香消玉殞。李阿英這樣的女性也許才是導演眼中新女性正面價值的代表，但臉譜化的形象似乎對女性特質的挖掘與表達上過於單薄片面了，這與當時的時代特徵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
從影片中這三類女性來看，她們之間有著交集，也有著巨大的差異，但似乎都不是導演心目中最理想的新女性代表。而從電影中李阿英邀請韋明為《黃浦江》《新女性》歌詞譜曲，以及電影中韋明買的“不倒女性”的玩偶等場景來看，導演心目的新女性是韋明和李阿英的結合體，是那種柔中帶剛，即使蹣跚但絕不倒下的“不倒女性”。
現實架構：舊時代的聲聲嘆
這部電影對新女性命運的闡釋的同時，更是不動聲色中飽含著對舊時代的鮮明批判。
在電影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殖民時期十里洋場上海灘的繁華帶有一種鮮明的西方色彩的象徵，那新古典主義的西方建築、匯豐銀行前的銅獅、黃浦江上的外國軍艦等，以強勢的高高在上的外來者的形象突兀在畫面之中，寓意著當時舊中國那種身不由己的沉淪和破敗。在這樣的社會生態之中，除了三個典型的“新女性”之外，各種人物的粉墨登場更是將當時的社會方方面面展現在銀幕之中，讓人百感交集中不由喟然長嘆。
在這樣的舊秩序中既得利益者王博士是一個典型的反面角色。在影片中他一直以一種自命不凡的姿態享受著這樣的繁華，他放蕩的生活與當時的底層民眾的生活形成了強烈的對比，而直到最後他依然還是以這樣的姿態在這樣的繁華夢境中醉生夢死著，而這樣的生活對他這個階層而言似乎還可以繼續這樣一勞永逸下去，儘管飽受批判和鄙視，但似乎並沒有從根本上動搖他這個階層的生活基礎。
此外，青年編輯餘海儔可以說與韋明相對應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男性代言。他有著一種出自本性的知識分子的自尊和天然的正義感，但在扭曲的現實面前卻又有著一種力不從心的無力感，他內心中其實愛著韋明，但對韋明的境遇卻又愛莫能助，只能在社長那裡儘量為韋明爭取合理的利益，但在拒絕之後他也只能選擇默默地儘自己所能地幫助韋明，但最終還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面對韋明的自殺束手無策。這種小知識分子的形象在那個時代來說是最典型的一種群體像，他們善良、真摯而誠懇，但在無邊的黑暗現實面前根本無法突圍，甚至找不到突圍的出路，只能在這樣的現實面前低眉順眼俯首稱臣，無法排遣內心之中深深的失落和惆悵。
最令人深惡痛絕的就是那些小報記者這一群體，他們見風使舵和仰人鼻息的作風，不僅無恥地吹捧那些既得利益者以求分一杯殘羹冷炙，同時更自以為是站在虛構的道德制高點上對韋明的去世極盡汙衊醜化之能事，將那種卑微可憐的“話語權”發揮到極致，以求多掙點帶著人血的碎銀子。這樣的墮落形象更是讓人憤怒，但他們確實是當時社會中最冷漠無情的或許是一小撮落後分子的代表。而尤其叫人啼笑皆非的是，這部電影上映之後，竟然引發了當時上海新聞記者公會對電影中汙衊記者形象與電影出版仿聯華公司提出了交涉，要求聯華公司登報道歉，可謂此地無銀三百兩的一個花絮。而電影主演阮玲玉自殺身亡後當時的許多小報記者的表現可以說與電影中的表現並無二樣。
這部電影對時代脈搏的把握和時代趨勢的判斷無疑是有著驚人的洞察力，在這些斑駁的影像背後對當時那個時代的社會眾生相的描繪有著入木三分的深刻，既燭照了時代的病灶，又映射了人性的蒼涼，使那些深埋在舊時光的輕嘆如今依舊有著若有若無的縷縷迴響。
藝術特色：老影像的碎碎念
作為默片時代的一部經典之作，以觀照女性的命運為切入口表達著批判現實主義的態度，但從藝術角度而言，其精巧的藝術構思和鏡頭展現讓人耳目一新。
電影的一開頭的鏡頭極具震撼性，以低機位拍攝當時上海的街景，從而是畫面在向著遠方延續的同時，更將接到兩旁帶有明顯殖民風格的高聳的建築展現在銀幕之上，從而在強烈的立體感的畫面上帶有一種沉悶的壓抑感，使整個畫面流動的情緒與當時令人窒息的社會氛圍之家有一種含而不露的巧妙呼應，從而為整個電影的悲情基調構建了基本的座標系。
在鏡頭語言的運用上蒙太奇手法的運用更好地充實了電影在敘事上的飽滿度，也很好地將鏡頭中畫面本身的畫外之意很好地呈現出來，這樣的技巧的運用在這部電影中表現出比較成合理。電影中關於回憶的片段的插入，要言不煩地對故事的背景作了很好的補充的同時也將劇中人的內心感觸很好的表達出來，比如韋明坐在王博士的車中回憶與他除此相識的場景、餘海儔在韋明家中回憶她出書的經過，還有關於韋明的第一段婚姻狀態的補充說明，在不打斷敘事脈絡的同時將使整個情結更加完整，並很好的詮釋了劇中人的內心那種情緒。而電影中關於繁華與破敗、上等社會的紙醉金迷和底層民眾的艱辛苦難之間的對比性呈現，使這部電影的整體上的批判性更具有紮實可信的基礎。
還有鏡頭之中前景和後景景深之間的挖掘和利用，也是一個極為成功的例子，通過前景和後景之間的對比以及相互烘托，在對前景人物細緻入微的描繪的同時，並將後景人物那種神態模模糊糊地呈現出來，前景與後景人物的反差使畫面產生一種鮮明的張力，使整個影像的具有更加真實可信的。比如那場餘海儔勸社長出版韋明的小說那場戲中，就很好地將各色人等以及社長的內心情緒的波動很好地在鏡頭中站下出來。同時，對燈光的運用以此來表現劇中人物的內心情緒等，都有著耐人琢磨的藝術魅力。而電影中最後的場景中那種中韋明臨時之前的發出的“您救救我”“我要活啊”的呼喊以字幕並配音的形式展現出來，帶有一種向有聲片過渡的特點，使整個畫面具有一種極強的視覺震撼力。
此外，影片中隱喻物件和場景的展示也頗具匠心，比如在劇中一再出現貫穿始終的“不倒女性”的玩偶形象就有著明顯的隱喻含義，還如電影中舞廳裡上演的《玩偶之家》的舞劇，以及最後的結尾部分登載著韋明去世的報紙隨風飄蕩在遊行的隊伍之中的畫面，這些隱喻的運用使整部電影在藝術表達上有著言近旨遠的含蓄意味。
這部電影整體上的藝術風格體現著導演蔡楚生的精湛的藝術功力，對中外藝術手法的借鑑和融合上敢為人先，更值得點讚的是對現實的深刻洞悉之後的無畏勇氣和真摯情懷，才使得這部影片達到了相當的藝術高度。
劇中的主角韋明，以及她的原型艾霞和扮演者阮玲玉，她們戲裡戲外生如夏花的一生，“我是這遙遠的瞬間，是劃過天邊的剎那火焰”，短暫而輝煌，寂寞而永生。而這部電影的本身的藝術高度以及劇裡劇外主角人物命運陰差陽錯的不謀而合，還有對當時殖民時代上海畸形繁華時代的假象和亂象的批判，使這部電影在批判殖民性的時代特徵和呼喚現代性的意識覺醒中達成了一種和諧的平衡，儘管直到最後也沒有給出究竟何謂新女性這個問題一個四平八穩的標準答案，隱隱約約中具有一種正在進行時的時態特徵，而這種不確定性的正是其永恆的藝術魅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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