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幾個深圳人與16萬隻口罩的故事。
這個春節，他們在泰國瘋狂掃貨，希望能把更多的口罩捐回國內。同時還要跟時間賽跑，趕在2月4日泰國限制口罩出境前，把貨物送上飛機。
那邊湖北的醫療狀況讓人揪心，這邊口罩回國坎坷至極。為了讓更多的口罩更快地回國，有人開車三天三夜，從泰國中部到南部，往返三千公里尋找貨源；有人租臺摩托車在泰國鄉下四處掃貨；有人衝到違約的口罩廠“搶回”口罩；有人在回國的飛機上提心吊膽，害怕自己託運的口罩被扣了下來……
郭春雨說，“我一個東北男人，在曼谷機場急哭了”。
謝嘉鵬說，“泰國那邊負責物流的女生被我罵得大哭了一場”。
這兩撥互不相識的深圳人，卻在同一段時間，做了同樣的事情——連日奔波、歷經坎坷，把口罩帶到了最需要它們的地方。
郭春雨和妻子抵達曼谷的時間，是大年三十下午5點。
前一天，郭春雨夫婦從深圳飛往清萊度假時，倆人對肺炎疫情還沒有什麼概念，“飛機上大都是中國遊客，沒見有人帶口罩”。次日，郭春雨大大小小的微信群裡，“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這些詞開始接二連三地蹦出來了。
“買口罩去！”夫婦倆到了酒店放下行李，郭春雨就拉著妻子出了門。“我工作的五礦地產是央企，平時經常講社會責任，我多買點口罩，也算是為疫情做些貢獻。”
此時楊曉佳已經出了曼谷。他是深圳一家電子公司的泰國業務負責人。在泰國呆了7年，他和各種經銷商都打過交道，知道從哪裡能找到口罩貨源。
這是他第二次籌集口罩，幾天前他和一群泰國華人籌了20萬隻口罩，委託一個朋友帶回國捐贈。對方回國後一直沒有回信，他決定再捐一次。
楊曉佳心裡清楚，這個時間點在曼谷已經很難找到貨源了，所以他決定沿路往泰國南部開去，邊走邊找。
三天三夜，1000多公里，找口罩去
泰國街頭，商業街的大屏幕上“為武漢祈福”。來源：網絡視頻
泰國街頭，商業街的大屏幕上“為武漢祈福”。來源：網絡視頻
果不其然，郭春雨很快就發現，在曼谷買口罩也很難，“大多數藥店都沒有，有的也限購，一個人只能買幾隻”。
初一、初二兩天，他和妻子開始在曼谷找大大小小的藥店排隊，一天走下來，也只能排十幾家藥店，有時候還未必能買到，“有次一家藥店有300個N95口罩，要250泰銖一個，我身上帶的錢不夠，就讓店員等我取錢回來， 結果我回來人家已經賣完了。”
郭春雨來過幾次泰國，對當地還算熟悉。於是從初三開始，他租了臺摩托車，帶著妻子在曼谷周邊的鎮子和鄉村掃貨。
有天他拿著翻譯軟件，對著手裡的口罩包裝袋掃描時發現，這款口罩的生產工廠就在曼谷附近。他趕緊打了個出租車，花了一個多小時來到工廠，對方聽說他要買口罩捐助，朝他豎起了大拇指，然後拒絕了他。“人家說可以送我一盒，但多了不賣”，軟磨硬泡了兩個小時後，工廠負責人終於鬆口，賣給他了2500個口罩。
“這家工廠生產的一次性醫用口罩，質量很好。第一次買的價格也不高，一個只要幾泰銖”，郭春雨後來又去了一次，用原來3倍的價錢加購2500只，這5000只口罩，他都捐給了深圳市紅十字會。
楊曉佳與韓貝貝
楊曉佳和同事韓貝貝開車在路上，沿著泰國中部往南部的公路走了1000多公里，找了三天三夜。“一路上找了十幾家經銷商，有的沒貨，有的被別高價訂走了，只有四五家有些存貨，湊下來有將近10萬隻”。
他一邊找貨，一邊在朋友圈裡召集身邊人募捐，不多久10萬隻就被認捐完了，“捐助的人，都是和我們沾親帶故的、做中泰貿易的潮汕人。”
楊曉佳給10萬隻口罩裝箱時，潮汕老鄉陳彭增聯繫到他，提出如果還有貨源自己也想捐助。很快，楊曉佳聯繫上了曼谷附近的一家口罩廠，“5萬隻口罩要10萬塊，其實挺貴的，但陳彭增一口答應了，立即給工廠付了款”。
結果第二天取貨時，工廠變卦了，另一位買家願意出價12.5萬購買這批口罩。 楊曉佳從中午磨到晚上，無論如何交涉，工廠都不願履約交貨。最後，他叫了幾個唐人街的朋友衝到了工廠，“一邊威脅說要告他，一邊把這批口罩搶了出來。”
“我把物流公司的女生罵哭了”
但是，15萬隻口罩，怎麼寄？楊曉佳問遍了機場的工作人員，得到答案全是運不回去。
楊曉佳的老闆，也是他的表叔謝嘉鵬，開始在深圳協調捐到哪裡，怎麼運回來的問題。
“一開始我們打算捐給武漢，後來看新聞說湖北其他地方醫療物質更緊張，就決定捐到荊州，一來我們和荊州業務往來很多，二來荊州疫情也比較嚴重”，通過深圳電子商會，謝嘉鵬聯繫上了荊州市團委書記。
拿到了捐贈物資的相關文件後，謝嘉鵬搜到不少物流公司免費運輸的信息，“但這些機構要求的文件材料不少，像醫療器械註冊證、檢測報告這些，我們一時根本拿不到”。對比之後，他發現韻達泰國公司需要的文件最少，決定走這條通道。
裝箱等待運送的口罩。
“其實也很麻煩，本來我們的文件蓋的是荊州市團委的章，對方說必須要紅十字會的章才行，我們又想辦法蓋了荊州市紅十字會的章，過了兩天，物流又說文件落款為個人捐助不行，我又重新填了一遍表格蓋章。”
謝嘉鵬前後填了30多次表格，總算過了物流公司的審核關。但貨卻遲遲發不出去，“今天說明天肯定能發出去，明天一問，還在倉庫裡”，眼看著湖北的醫院醫療物質奇缺，醫護人員處境令人揪心，15萬隻口罩卻堆在倉庫裡發不出去，楊曉佳和謝嘉鵬急得不行。
2月2日，謝嘉鵬聽到消息，泰國從4日開始限制口罩出境，每個人只能帶500只口罩離境。他讓楊曉佳去物流公司和對方理論，自己在微信上和物流負責人爭執起來。
“那時口罩在泰國的價格也漲起來了，我們
這麼多口罩，市場價就是人民幣50、60萬，我擔心物流故意扣下來發國難財”。物流公司的負責人是個女生，被謝嘉鵬罵得大哭了一場，“她說我老家也是湖北的，你看看我的倉庫裡，有多少貨都是捐回去的，堆在這裡運不回去”。
楊曉佳在物流倉庫裡，看到的情況和女生說的差不多，航空公司給到的貨倉有限，物流每天只能寄送不到10件貨物回國，倉庫裡已經堆了數百件捐回湖北的貨物。
曼谷機場，幫忙“人肉”帶口罩回國的旅客。
“今天夜裡還有一班回成都的飛機，最快的辦法就是，在機場請這班機上旅客人肉帶貨”，這位負責人給謝嘉鵬建議。
他們沒有更多選擇。謝嘉鵬開始聯繫成都的接貨人和運送物流。楊曉佳清點好貨物，在機場內舉著紙牌，和成都的乘客一個個溝通，整個過程非常順利，“大家聽說要捐給湖北，都特別支持”。
3日早上7點，飛機在成都落地。一波三折之後，這批口罩運回了國內。出了機場，10萬隻口罩被送到了荊州，另外5萬隻捐給了深圳市三院等5家醫院。
“這批貨運回來託運費花了將近6萬，深圳電子商會的一群朋友很快就湊齊了這筆錢，成都的3個志願者疫情下冒著風險來接貨，都付出了很多，這件事是很多人一起完成的。”
"我一個東北男人，在機場急哭了"
郭春雨回國的機票是2月4日。前一天曼谷的朋友打電話過來，提醒他次日泰國會限制口罩出境。
幾天下來，他和妻子總共買到了8000多隻口罩。為了縮減行李，他們把行李箱的衣服、隨身用品全扔了，都裝上了口罩，“又買了一個大編織袋，塞了差不多5000個口罩”。
倆人知道歸國行程不會太順利，提前5個小時到達了機場。託運時還相對寬鬆，溝通了半個多小時，給工作人員分發了小費後，對方放了他一馬。
安檢就麻煩了，“曼谷的機場跟我們不一樣，辦完託運手續，你還得拿著托運行李過安檢，結果工作人員一下子就把我的編織袋拎出來，說這個不能帶”。
他拿著翻譯軟件和對方磨了一個多小時，安檢人員還是擺擺手說NO，“急的我啊，一個東北老爺們兒，在機場都要哭了”。
曼谷機場 by拋物線
他沒有什麼辦法，想試試再給人家發小費，可身上的泰銖已經用光了，在機場跑了半天，終於找到了一臺ATM機，取出幾千泰銖後，他發給工作人員繼續攻關，最後，對方終於鬆口說了OK。
“我站在安檢那兒還是不放心，感覺對方在忽悠我，別的行李都送進去了，就我那個編織袋還放在原地。”他又打電話給泰國的朋友，請人家和工作人員溝通，終於弄明白，因為編織袋過大，最後會有專門的通道運送超大行李。
儘管如此,一路上他還是擔驚受怕，登機後還在玻璃窗口盯著外面的行李裝機，“也沒瞅見我的編織袋，還挺害怕的，下了飛機拿到行李，我這一顆心才算落地”。
郭春雨夫婦飛機落地的時間是5日凌晨3點，倆人到家後顧不上休息，把拆散的口罩包裝，又一個個裝了回去，“要捐贈，沒有包裝怕人家擔心不是正規產品”。
下午2點，倆人開車帶著5000個口罩來到深圳市紅十字會，“這5000個是我買到的口罩中，質量最好的。剩下的3000多個，大多數捐給了公司、附近派出所和社區。”
據瞭解，目前深圳紅十字會已將5000個口罩轉交給深圳市衛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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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春雨跟我說，““在泰國的那幾天，看著感染者的數量，從幾十個、到幾百個、再到幾千個，有個聲音一直在提醒，'再買點，再多買一點'。每買到一個口罩，我都會很開心。”
他和楊曉佳、謝嘉鵬在採訪中，都表達著一個相同的意思：帶口罩回國這件事，只是他們在特殊的時間，特定的地點，力所能及地做些事情。
這種“力所能及”裡，代表著很多人心裡迫切的渴望，那是種平凡又強大的力量。
前幾天朋友圈裡有人說，“發現讀了這麼多年書，疫情來了一點忙都幫不上，好無力呀！” 我們多數人，可能和這位朋友一樣，不是醫務工作者、科研人員、城市管理人員……當下能做的，只是呆在家裡，關注疫情變化。
但是別沮喪，如果能做些什麼，就力所能及地去做吧！如果做不了，就遵守疫情下的生活、出行規則，不添亂，也是走向春天的力量。
最後說一句，許多人正和楊曉佳做著同樣努力。最近看到不少消息，海外的熱心人士籌集了大量醫療物資，需要旅客幫忙帶回國內捐助。如果你遇到了這些求助，在核實確認過信息真實性後，也請力所能及地幫他們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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