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來屬於中國》一書中，日本學者吉澤五郎提出，在對美國和西方國家失望之後，湯因比把目光投向了中國。他認為，中國人聰明、勤奮，如果能克服發展過程中的民粹主義和過度工業化問題，中國將成為人類未來的希望。
一九七〇年代的湯因比有過明確的預見，即世界的主導權將從西方文明向非西方文明轉移，特別是在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握有解決未來的鑰匙。
湯因比的這一展望，沒有停留於對當代國際問題的分析，而且對於思考數世紀以來西化這一世界史上的潮流的歸宿和非西方文明的地位問題，在文明論的意義上也都是重要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佔據湯因比腦海的是關於現代文明的危機、世界的將來性問題。一九四五年，美國研發出原子彈並投放到日本，宣告了所謂“核時代”的黎明已經到來，並釀造出人類史上新的不安與危機意識。
由於近代工業技術的發達，世界已經一體化，而另一方面核武器登上歷史舞臺，使人類的集體自殺成為現實。
在這種不幸的共存中所觀察到的道德缺失，正是人類當今需要傾注所有智慧予以解決的最大問題。這種對未來的恐懼與對新政治原理的摸索使湯因比開始抱有世界政府的設想。
在湯因比心目中，將來的世界性國家與現在的聯合國的作用在性質上有些不同。湯因比認為，相比把聯合國視為世界政府的母體，更應當把它視為實現世界政府的過程，即在世界政府創立之前有效地維持和平的機構。
至今為止，聯合國雖然受到一九四七年以來的冷戰格局、“否決權”等反映出的制度上的制約，但在推進政治上的意見溝通與維持和平活動方面仍舊取得過巨大的功績。對此，湯因比也給予了高度評價。
但是，關於聯合國直接發展為世界政府的可能性問題，他的意見是否定的。
因為眾多國家的聯合形式和由單一的中央政府組織形成的統一形式之間存在難以逾越的鴻溝。所以，湯因比的新世界政府的構想與從前的大一統國家還有當今的聯合國都是不同的。
關於世界政府，除了它的理念、構造等，領導權的問題也將成為爭論點。
為什麼選擇中國？
不用說，世界政府的創立是以避免核戰爭為最高命令的。為了維持世界和平，在現實中美蘇兩大國的軍事力量存在差距是有效條件之一。從這個觀點出發，作為世界政府的核心負責人，湯因比最初選中的是美國。
美國在一九四五年七月首次成功地完成了原子彈爆炸的實驗，之後的一九五二年又製造出氫彈。在當時的美蘇冷戰體制中，無論是政治還是軍事上美國都更高一籌。
但是美國的核壟斷並未持續多長時間，因為一九四九年蘇聯成功地試驗了原子彈爆炸，從那時起開始了美蘇的“核彈開發競爭的時代”。接著蘇聯在一九五三年制造出了氫彈，人類又闖進了“核彈的濫造時代”。其間，英國也加入核俱樂部，成為第三名成員。在這樣多國間的相互競爭中，美國的核壟斷事實上已經崩潰。
根據這種狀況，湯因比設想應把接下來的領導權置於“美蘇協調”的路線之上。
當然，美蘇結合的獨裁體制，絕對不是民主的，也不是理想的。
以國家主義為第一要義的美蘇相互間的顧忌保障的只不過是“不牢靠的和平”。那是在“獨裁還是滅亡”，被迫二選一的狀況下，能接受的“相對輕一些的危害”。美蘇合作路線至少牽制了後起的核擁有國，使抑制核戰略得以有效實施，在保障世界安全的道路上前進了一步。
在這種意義上，湯因比認為它符合了人類的利益。
也需要關注湯因比的那種預測 ：假定美國與蘇聯由於相互不信任而不相互妥協，以至放棄領導權時，最終中國將佔據那個位置。
關於決定國際政治命運走向的核壟斷程度問題，他認為由於“技術的進步和時間推移”，那種均衡遲早要被打破，今後核擴散之路將越發敞開，核擁有國增多，能夠裝備核武器的潛在核擁有國也將緊隨其後。事實上，中國也在一九六四年成為核擁有國，實力接近了美蘇兩大超級大國。
湯因比對非西方文明特別是亞洲抱有極大期望。湯因比在思考亞洲的未來時，首先想到的是印度文明。
從一九五〇年代的後期開始，湯因比對中國的興趣加大，每逢機會就會提及“中國問題”。例如，一九五八年湯因比在美國逗留，在波士頓會見記者時，他預見了“白人的優勢”從歷史上看只是一時的現象，不久的將來中國會謀求反擊，必定成為世界強國。
當然，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絕不能無視美國以及蘇聯的存在與影響力。而且，西歐如果實現強大的政治、經濟上的統一，難說不會成為“第三個超級大國”而浮出水面。儘管如此，從長遠的角度看，中國潛藏有多種多樣的可能性，必將登上那一凌駕美蘇以及西歐的領導位置。
湯因比還講道 ：美蘇是“現在的國家”，中國是讓人對將來發揮強烈想象的“未來的國家”。中國何時恢復在世界史上的統治地位，雖然難以預期，但遲則在二十一世紀初，快則二三十年後就會踏上歷史舞臺。這是湯因比在一九六九年講述的。
可是，湯因比到底是根據什麼預見中國會振興的呢？
一九六〇年代湯因比關注到中國的近代化，斷定它確實具有實現的希望。也就是說，中國把第一個目標定在自己成為強國，而把原動力置於採用西方科學技術與推進工業化上。
湯因比認為，這個實現近代化的決心，有才、勤勉的中國人將首尾一貫，終將圓滿地達成心願，終將恢復超越美蘇的作為“天朝上國”的地位。從歷史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亞洲民族主義雖然是以“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為基調，但為了獲得“獨立與自治”，無論如何也必須謀求發展本國的近代化。可以說，這一點中國也絕不例外。
而且，在中國是有推進近代化的歷史基礎的。在科學技術領域，特別是在實踐性的技術以及知識上，中國此前已經創造出輝煌的功績。
遠看的話，在二世紀初，蔡倫發明出造紙術，而被認為是使西方文藝復興成為可能的“三大發明”，即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都源自中國人從七世紀到十二世紀的創造。
另一方面，在工業領域，作為工業化基礎的煤、鐵礦石等資源，中國蘊藏豐富，並且通商時不可欠缺的鐵道鋪設、港灣設施也已整備完善。但問題是那些權益都被西方列強所掌控、支配。雖然有這樣的阻礙，但中國的近代化從潛力上看，具有必然成功的可能性。
湯因比指出，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中也有幾點是令人擔憂的。
第一點，中國的近代化需要從學習西方的科學與其應用的西方技術開始，這是所謂的接受西化。可是在中國史上，傳統的作為“自立之民”的強大的文化國粹主義根深蒂固。
第二個觀點是更為根本性的問題。即便中國取得過科學技術方面的偉大成就，或者由於工業化的飛躍而雄踞世界，但如果不具備精神上的目標和支撐的話，助長的反而將是人類的黑暗面，比如核開發競爭、宇宙開發競爭等。那些業績遺留下的，終將只是對人類滅亡的恐懼，不過是美蘇政治威信的放大而已。
一九七〇年代的湯因比以與六〇年代完全相反的視點，對中國的未來進行了展望。
包括日本在內的各發達國家正在為過度的近代化與工業化所導致的後果而苦惱。
在這種狀況下，滯後進行具有貪婪性的近代化和工業化的中國反而更為有利。因為中國能夠事先查出已有的弊病，可以巧妙地規避那些問題，走上暢通的路線。
那麼，中國提出的到底是何種新理念和原則呢？
簡而言之，就是湯因比所說的“全面工業化的適度自我節制”。中國必將不會再像發達國家所做的那樣，突飛猛進至過度的工業化、完全獻身於國民生產總值（GNP）的最大化。反之，今後的中國將繼續維護田園農業的基礎，邊自我節制產業化，邊建構適度的文明。
另一面，要防止人口的城市集中化，避免片面機械化，盡力維護人性。這意味著既不在農業上停滯不前，也不在工業上激烈動盪，將以取得所謂的“農工平衡”為最大課題。
既不是西方各發達國家“爆發式”的，也不是前工業性農業國家“化石式”的，使西方文明的進取性與中國文明的穩定性合為一體的“第三條道路”，才是未來可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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