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柏林電影節上，有一部電影引發了地震式的反響。
它不僅僅奪走了同屆參選電影的注意力，還被放進電影史的視野範疇中去討論。
首映過後，豆瓣上的第一手觀後感幾乎全五星震撼好評。
紛紛讚歎道見證了里程碑式的時刻。
但同時也有一些人不忍看完，中途離場。
接著多名俄羅斯記者指控該部電影以藝術名義綁架虐待演員。
IMDB顯示僅有6.5分。
國內媒體平臺上也出現了反對恐懼的聲音。
豆瓣上的評分開始跌落至7.0分。
面臨極端的評價和巨大的爭議，DAU成為近期出現頻率最高的三個字母。
相信這麼多天來大家已經在大大小小的文章中看過它的相關介紹了。
DAU來源於俄羅斯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最早構思的拍攝對象，前蘇聯著名物理學家Lev Davidovich Landau（列夫·達維多維奇·朗道）名字的最後三個字母。
然而在開拍前一週，原本計劃被推翻重來。
隨著一個前蘇聯科學研究機關以1:1的比例搭建起來，導演的野心也在1.2萬平方公尺上不斷膨脹。
39.2萬場試鏡，400個主要角色，配角近萬人。
4萬套前蘇聯服飾，超過700小時拍攝。
其中8000小時的對白，產生了3700萬文字，字幕翻譯文字320萬。
因此入圍主競賽單元的《列夫·朗道：娜塔莎》，還有在特別展映環節現身，長達6小時的《列夫·朗道：退變》只是DAU系列中的冰山一角。
剩下12部仍在後期製作中。
雖然前者只拿到了傑出藝術成就獎（攝影銀熊獎），但未來十年內註定會不斷刷存在感。
在這般鴻篇鉅製之下，打頭陣的《列夫·朗道：娜塔莎》是如何管中窺豹的？
從題名可以看出，這部電影聚焦在一位名為
娜塔莎的女性身上。她是50年代蘇聯某物理科技研究院食堂的一名普通女服務員。
每天的生活不過是招呼前來用餐的科學家，來訪的賓客和家屬。
閒暇時光和同事，另一位服務員奧爾加，一起飲酒聊天。
直到在一次徹夜狂歡的聚會中，與法國科學家盧克的意亂情迷給自己招來了危險。
KGB(克格勃，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頭子阿奇波爾軍官把娜塔莎帶到審訊室，“剛柔並濟”地拷問她與盧克的關係。
先是給她斟酒，主動示好，提出交友邀請。
而後剝去她的衣衫，用剛才喝過的酒瓶插入其下體。
不僅折磨她的身體，還從心理上摧毀她的意志。
這時候的娜塔莎像是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逐漸靠近崩潰的邊緣。
在長達兩個多小時的放映中，母題，真正的主角列夫·郎道隻字未提。
有桃色事件，有嚴刑逼供，有政治風波。
看上去像是一個普通的諜戰故事。
論及逼真的色情暴力場面，電影史上也是數不勝數。
當觀眾被告知，所看到的一切不是逼近真實，而完全就是真實發生的。
這才是讓人毛骨悚然的地方。
這也是導演最大的野心所在。
為了讓演員完全沉浸在前蘇聯的氛圍之中，每個細節都極致還原。
除了服裝和佈景，還有食物和說話方式，使用當時的貨幣交易，甚至維持極權的階級統治。
被招募而來的演員來自各行各業，有科學家、流浪漢、藝術家和妓女等等。
他們待在封閉的環境裡，根據自己的角色設定去工作、偷情、施暴和結婚生子。
他們時刻都要在各自的角色狀態裡，因為攝影機會隨時隨地拍攝。
飾演女服務員奧爾加的演員在訪問裡說道：
“過程有時是可怕，壓迫的。我們會恐懼，會愛，會產生感情。我們並沒有照著劇本走，那就是我們的生活。”
所以我們再也不能淡定地看待赤裸的情慾和審訊的驚悚。
而這還只是熱身環節。
之後參加特別展映單元的《列夫·郎道：退變》更是加大了力度。
在上一部中審訊娜塔莎的阿奇波爾軍官，成為了《退變》中的關鍵人物。
他代表著KGB的影響滲透到研究機構內部。
他給一幫接受“超級人類”秘密試驗的文藝青年剃光了頭。
命令他們只能穿統一的服裝，並接受各種訓練。
在高壓控制和極端施虐之下，青年們開始萌生純粹之惡。
無故侵犯進入機構測評受試人心理的美國科學家。
到豬圈發洩餘威，操起斧子向寫著“shame”字樣的豬砍去。
在長達六個多小時的放映中，這些驚爆眼球的情節和畫面讓人睡意全無。
除了繼續上部的醉酒瘋狂，色情暴力，這一部還展現了機構內部的會議、試驗，以及貫穿其中的獨裁氣息。
這已經不是單純描畫人性的惡了。
更多的是展現在一種制度之惡下人性滑向地獄的過程。
有人稱之為真實版的《楚門的世界》。
有人稱之為真實版的《索多瑪120天》。
從這兩種說法可以看出DAU系列讓人瞠目結舌的點主要有兩個：
逾越了真實與虛構的邊界，並且大膽挑戰視覺倫理。
大家都對DAU究竟是電影還是一次大型的社會實驗爭論不休。
在這裡無意糾結電影本體的學術難題。
首先說說人們在這個系列裡最直觀的感受，恐怖。
這種恐怖不是威力無敵的九大自然災害。
而是人為的、真實的政治恐怖。
如果說人們征服疾風暴雨時還能張揚理性，體會到康德所說的那種崇高之美。
那麼在憑藉理性運作的人為災難面前，人們再也不能將恐懼轉變為愉悅的快感。
從啟蒙運動起就引以為傲的理性發展到極致，便會反噬人類自身。
德國納粹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和前蘇聯時期的紅色恐怖是最佳範例。
精細系統、有條不紊地展開殺戮計劃。
似乎摒除了人類一切該有的情感，成為麻木不仁的機器。
這是第一層次的恐怖。
但恐怖的鮮血往往能滋養藝術結出具有另類美感的果實。
比如烏托邦美學，核爆陰影下誕生的光之使者和深海巨獸，還有無限靠近真實的偽紀錄。
通過再現、回憶、想象或者修辭等二次加工的手法，藝術和恐怖的距離被拉開了。
當我們摘下果實咬掉一口的時候，看到的還是平常的果肉，於是乎鬆了口氣，放心地咀嚼起來。
倘若藝術與恐怖之間的安全距離被取消，後果會怎麼樣？
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世界貿易中心發生一起系列恐怖襲擊事件。
正當大家紛紛對此表示哀痛譴責的時候，一位名為卡爾海因茨·施托克豪森的德國作曲家卻激動地稱“9·11”事件為最偉大的藝術創造。
相比起自己窮盡才思，只能寄託於墮落天使路西法降臨，將一切邪惡體驗轉變為抽象樂章。
那些極端主義者的行為，憑藉驚人的創造力和想象力一舉將人間變成地獄，帶來源源不斷的藝術靈感。
這般超越人性道德的解讀招致西方輿論的一致抨擊，連施托克豪森自己的女兒也與其斷絕關係。
最終他不得不出面道歉，收回自己瘋狂的言論。
DAU也遭遇著類似的道德困境。
人們無法分辨這到底是虛構的藝術還是真實的恐怖。
這是第二層次的恐怖。
為了召喚來自上世紀的紅色鬼魅，把一群生活在當下社會，形形色色的人類獻上祭壇。
並且藉助最直接有效的的視覺文化，威力呈幾何倍數增長。
二戰以來，攝影便開啟了一個視覺大爆炸的時代。
如今早已從單純的讀圖過渡到碎片化的觀看短視頻。
人們不知不覺地沉湎於此，甚至尋求更大的刺激。
視覺倫理成為影視作品搬演過程中繞不開的難題。
關於受到記者指控的審訊虐待演員的戲份，現實中有著更加殘忍的版本。
電影《關塔那摩之路》改編自真實事件——當年美軍在古巴關塔那摩基地和阿布格萊布監獄製造的“虐囚門”。
那裡關押著的恐怖主義嫌疑犯同樣遭受非人化的審訊方式。
被長期剝奪睡眠。
被迫渾身赤裸，或是穿著女人的衣服。
甚至被經受訓練的狗撕咬。
他們是連狗都不如的存在，完全喪失身為人的尊嚴。
相關的文學作品中不帶感情色彩地細數這些“標準流程”。
但遠遠不及真實的影像資料具有衝擊力。
▲士兵面帶微笑地與他們虐待的囚犯合影，在美國網站廣泛傳播。
而電影則採取半紀實半虛構的方式，將採訪、新聞照片和現場重演三部分剪輯起來。
為了使影片銜接自然、進展流暢，又稍微運用了一點特技效果。
它同樣獲得了“政治色彩濃烈”的柏林電影節的關注。
兩位導演拿下了06年最佳導演銀熊獎。
DAU導演的做法，不是如上述電影那般。
讓人覺得他更像是虐待囚犯的士兵。
因為導演本人如上帝一般控制著鏡頭下的一切。
蘇珊·桑塔格在《論攝影》中提到：“拍攝，就是佔有被拍攝的東西。”
不同於電影情節，這是另一層意義上的權力關係和慾望投射。
一年前法國《世界報》採訪過《退變》中飾演美國心理學家的美國演員。
他聲稱在拍攝中受到了嚴重的心理創傷。
因為對其施暴的“演員”，是真正的新納粹分子，或是因毆打別人而入獄的罪犯。
面對虐待娜塔莎扮演者的控訴時，導演這樣回應：
“我不在乎，我在妓院找到她的，她是妓女。”
這是第三層次的恐怖。
從臺前到幕後，DAU徹頭徹尾地成為一場帶有侵略性的“真人秀”。
在DAU之前，導演伊利亞拍攝過一部名為《4》的電影。
獵奇怪誕，節奏冗長。
但已經凸顯出導演對於前蘇聯元素的痴迷。
克隆人，神秘的社會關係，在特定環境下人類精神的癲狂和虛無。
到了DAU，他延續這種實驗性，但似乎一改意義不明的畫風。
與其合作的編劇最初是俄羅斯作家弗拉基米爾·索羅金。
代表作為《藍色脂肪》，據說在俄羅斯當今社會危害最大的三本書中名列第三。
除了同樣涉及克隆人，還有軍事實驗、時空交錯、二戰、蘇聯體制等等。
看了《4》而成為其粉絲的俄羅斯企業家謝爾蓋·阿多涅夫注入大量資金，也幫助導演的蘇聯夢不斷壯大。
為了將這個計劃推向世界，2019年初，DAU製作團隊就來到巴黎蓬皮杜藝術中心及另外兩個劇院，舉辦了DAU沉浸式藝術體驗展覽。
參觀者入場前要被沒收手機，辦理具有身份認證作用的VISA。
在蘇聯時期的裝置和電影人物的蠟像之間穿梭，切身感受上個世紀50年代蘇聯人民的生活。
但是如果只是為了滿足一己私慾重建一箇舊世界，那麼電影是不是會喪失了其最重要的隱喻性而淪為記錄的機器？
如果DAU只是一個開始，那我們是否要開始警惕：
單純複製創傷記憶也許會造成新的創傷記憶。
過度的不安和憤怒也許會矇蔽觀眾冷靜思考的理智。
眼見為實的血肉模糊也許會剝奪對於未知恐怖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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