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圖片由《中國新聞週刊》攝影記者董潔旭提供
2014年，紐約，窗外大雪紛飛，劉雨霖撥通了越洋電話，她向父親劉震雲說了想拍攝《一句頂一萬句》的想法，電話那頭，劉震雲找不到說“不”的理由。她知道，這事基本上成了。
在這之後，一切圍繞著劉雨霖的話題就從來沒有減少，名門之後、奧斯卡獎導演、李安師妹……身份和榮譽帶給她的不是“坐享其成”的戰果，而是要不斷地面對質疑和無數遍回答同一問題的“煩惱”。
“所謂的有國際背景，那我拍一個在曼哈頓第五大道邊，拍巴黎塞納河邊的電影就洋氣和真摯了嗎？它就一定能打動人嗎？它不是。”
“我拍電影從來不是取悅觀眾、取悅市場對我的看法，我覺得首先是尊重心中的人物，我不想欺騙觀眾的電影票錢讓他們進影院，我誠心做作品，請觀眾走進影院，感受影片中的人物，以及人物背後動人心絃的情感。”
這些觀念，很容易讓人聯想起劉震雲。
29歲的她，大眼睛，吐字兒清晰，聲線柔美，秀氣的臉型。沒有生長出她父親面龐上那些刀刻斧鑿般的痕跡。
她面對幾乎所有媒體的時候，表現出的都是一副四平八穩，甚至滴水不漏的形象，像一個老成持重的長者，絕不像一個還在“奔三”途中的“80後”。有媒體把劉雨霖和其他影視圈的“星二代”們放在一起做了“子承父業”的新聞標題，她立馬反對，“這個標題完全不對，我和劉老師的職業完全不同，怎麼能說‘承父業’？”
出道
劉雨霖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國內媒體的視野中，是2011年參與《溫故一九四二》的拍攝。那時，還在讀研究生二年級的她休學一年，回到馮小剛導演的《溫故一九四二》劇組擔任場記，根據當時的劇組成員回憶，劉雨霖在劇組中十分低調，從不主動提起自己和劉震雲的關係。
這和她從小的家庭環境有關。
1987年，劉雨霖出生在北京，父親是著名作家，母親是公益律師。
父親劉震雲給她起名“雨霖”，一則因為她出生在夏日一個風雨交加電閃雷鳴的晚上，另一則希望她內心一直不乏滋潤與遼闊，遇人甘甜，遇事達觀。無論面對怎樣的坎坷，都有如水將其化解的能力。
從小，父母對劉雨霖屬於“散養”式的教育。
在《農民日報》的大院裡，別人家的孩子玩一會兒家長就會在陽臺上“催著”叫走了，而劉雨霖永遠是玩到最晚回家的一個人。這種“散養”式的教育在劉雨霖看來，不是放任，而是自由。“父母給我營造了一個我自己的世界，我在這個世界裡找到我自己，看到我喜歡的東西，自己特別能跟自己玩的來。他們從來沒有把所謂的成長陰影，或者是他們所經歷的故事，往我身上強加，從來沒有。”
稍大一些，劉雨霖就經常跟著父親去過馮小剛家，陳道明家，王朔家，各家的女兒們都是劉雨霖的兒時玩伴，她們經常一起聚會。
也許是從小的耳濡目染和家庭的薰陶，劉雨霖從小就喜歡電影，但是高考的時候，她卻選擇了播音專業，以北京市第一名的成績考進了中國傳媒大學播音系，夢想做一個訪談類節目的主持人。進入中傳學習後，她覺得學校的氛圍和學的東西與自己追求的不一樣，不像其他同學懷著主播夢，她的心裡還是放不下電影。電影在她看來是很特殊的藝術表達形式，可以把心中有力量的故事呈現在銀幕上，而且這個故事和人物可以永遠在銀幕上永不消逝。
大四開始，劉雨霖就決定去國外學習電影，“我想要另外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不是單純技術上的東西，所以我沒有考慮中國的電影學院，而是把世界排名前十名的電影學校做了研究並且申請，最後被紐約大學錄取。”
紐約大學是世界公認的最好的電影學府之一。要進入紐約大學學電影的面試很難，除了對英語的高要求外，還必須寫出兩種類型的不同劇本，通過一個 “出其不意”的面試。
關於這次面試，劉雨霖曾在《藝術人生》的現場被朱軍問起過。她說：“面試完之後，自己就走到了時代廣場，那是紐約曼哈頓最繁華的地方，周圍全是遊客、各種霓虹燈特別地熱鬧，但其實在那一刻，我覺得所有的色彩都是灰色的，所有的聲音全部都是安靜的……”
劉雨霖初到美國時，語言不過關，沒有專業基礎。課堂充斥著電影的專業術語，只能聽懂大部分，下了課其他同學商量著去哪兒喝酒，她卻只能抱著一摞書到圖書館自己查漏補缺。整個人“自卑又失落”，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來美國。
回望當年去紐約讀書的決定，劉雨霖覺得受益匪淺，“畢竟我從小接受的是中國式教育，一直生活在北京，還老回河南老家。選擇去美國，就是想學另外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然後和東方的觀念融合，像是第三隻眼睛來看待創作。”
2014年，年僅27歲的劉雨霖執導的短片《門神》獲得了奧斯卡獎(學生單元)最佳敘事片獎，她成為李安之後中國第一位捧得奧斯卡小金人的導演。獲獎的消息傳到國內，“劉雨霖”這個名字一下子在媒體中炸開了鍋，而一年之後，她導演《一句頂一萬句》的新聞傳出，至此，劉雨霖真正走進了大眾的視野。
堅守
2016年11月1日晚，北京萬達影院。電影《一句頂一萬句》在這裡舉行全球首映盛典。首映式上，劉雨霖一襲白衣，頭髮扎得一絲不苟，顯得亭亭玉立，落落大方。她坦言，這是自己第一次執導故事長片，身上擔子很重。但劇組的每一位演員都充滿激情，所以她也很努力。
開始執導父親的茅獎獲獎作品《一句頂一萬句》，很長一段時間，有人說這是至親關係的結果，也有人在質疑劉雨霖的年齡和導演實力，甚至有人非議劉震雲憑什麼把《一句頂一萬句》交給女兒？不怕女兒挑不起來嗎？劉雨霖能hold得住嗎？劉雨霖從小生活在大都市能夠駕馭的了這種農村題材嗎？劉雨霖還年輕對於婚姻的理解到位嗎？
“我對《一句頂一萬句》原著是有感情的。這本小說我讀了超過20遍，包括在2009年出版之前，我們走訪了四個省市，要是不走訪我可能就沒有這麼熟悉的感覺。每讀一次就有更深的感覺，慢慢地這些人就在我心裡住進去了。”劉雨霖說。
於是才有了想把作品搬上銀幕的念頭。
而最終說服劉震雲的理由是“我可以從中間找兩個人物來拍這個電影，就姐倆，一個在離婚，一個在結婚。如果《一句頂一萬句》可以拍十部電影，我從第一部開始拍起。” 劉震雲很高興女兒找對了方向。
《一句頂一萬句》圍繞修鞋匠牛愛國被戴綠帽子的故事展開，不論是“忍，還是不忍”的內心糾結，還是從懷疑、蒐證到借刀殺人的行動付諸，由內而外地塑造了一個在生活中掙扎的人物形象。而自言從小對原著讀了不下20遍的劉雨霖對裡面的人物已經有了自己的感情。
“他們被我們忽略了，他們心中的喜怒哀愁被我們忽略了。他們是我們每天都能碰到的普通人，他們內心的戰爭，無處訴說，我通過電影的方式，幫他們說出來了。”劉雨霖如是說。
“要把這日常生活中的驚心動魄搬上銀幕。”劉雨霖希望觀眾看完電影，能多多少少和劇中人物產生關聯，看到自己，而不只是被炫酷的特效震撼，或者記住某個明星的臉。這和劉震雲“把日常生活中被忽略的情感撿起來”的文學創作理念完全一致。
“這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能碰到的普通人，在生活的洪流中也有他們的渦流和潛流。”劉雨霖補充道。
2015年11月，《一句頂一萬句》在河南延津開機拍攝。由於有在《一九四二》劇組做場記的經歷，讓她第一次見識到拍電影的真實過程，為她這次獨立執導影片打下了重要的基礎。《一句頂一萬句》的團隊執行導演、統籌、美術等工作人員，很多都來自《一九四二》劇組。以至於劉震雲走進劇組一看，“除了導演換了個人，其他好像全是《一九四二》的班底。”
拍攝地就在故事的發生地河南延津，為了凸顯出故事的代表性，影片捨棄了河南方言，改為普通話對白。為了呈現真實的效果，劇組跑遍了小縣城取景，各種道具也都是從當地找來，最後以真實面貌出現在銀幕上。
為演好人物角色，演員們也下了“笨功夫”。飾演男主角牛愛國的毛孩，提前半年就找來修鞋裝備，練習修鞋。女主演李倩走進棉紡廠操作紡織機，每天八點到廠，下午五點離開，頭髮裡都是棉絮。
“這些東西需要時間和勤奮的學習，才能變成自然的行為……他們在當地融入生活了以後，走路的姿勢、吃飯的快慢、吞嚥的細節，才會變成劇中人。”劉雨霖說。
影片推出後，迅速入圍釜山電影節、開羅電影節以及金馬獎等各大電影節並獲得獎項。
當榮譽紛至沓來，劉雨霖也成了眾多媒體追逐的對象。
一個月時間，平均每天，都會有一家媒體對劉雨霖進行報道。
紙媒、電視、新媒體，甚至男性刊物。
對於媒體的熱捧，劉雨霖表現的坦誠、質樸，“走在電影這條路上，給我力量的除了家人、朋友和老師，還有一些普通人。”
思考
劉雨霖的導演之路似乎比一般人順暢得多。擁有至高的起點和得天獨厚的條件，劉雨霖本來可以往大製作、大場面上努力，但她的選擇卻與眾不同。她想拍出一部類似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一次別離》那樣撼動人心的、描寫日常生活和小人物的作品，所以，她選擇了《一句頂一萬句》。
從小，劉雨霖就繼承了父親劉震雲那雙觀察生活的眼睛，除了對家鄉深沉的留戀，在紐約留學期間，她也經常觀察身邊來往的人，他們來自世界的不同地方，他們對世界對生活有著不同的看法。
在劉雨霖的世界裡，人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她覺得幸福的瞬間，可能是和父親蹲在紐約路邊，一人啃一個土耳其烤肉卷兒，看來來往往的人。這也是她做電影的價值觀，她不想為王侯將相立傳，而要去發掘普通人內心被忽略的情感，這些情感糾葛在她的眼中不亞於一次世界戰爭。
她一直都很清楚，父親的所有作品，都不是坐在書桌前寫出來的，而是在生活中找到的。“他隨時都帶著筆、紙，想起什麼就往上寫。”
和父親一樣，她擅長從生活中取材。她非常熟悉父親筆下的人物，她從小牽著父親的衣角，和村裡的叔叔伯伯、父老鄉親以及菜市場裡修鞋的大叔聊天。如果說一個好劇本是一部電影的土壤，那在劉雨霖的土壤裡，不僅有《一句頂一萬句》這本書，更有她和父母生活的經歷，她自己的經歷，以及她和父母的親近程度。
對於“劉老師”的影響，她這樣說：“劉老師對我的影響是無形的，他會告訴我該怎麼看待這個世界，怎麼去觀察生活，他的作品關注那些經常被我們忽略的人物和情感，故事中人物關係和架構有自己的風格，這種東西對我影響比較大。”
如今，劉雨霖形容自己是“一個上路的狀態”。紐約求學四年，給了她“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中國村莊”的視野。看到過土耳其小姑娘的悲傷，也知道紐約貴族學校的小姑娘失去心愛之物是什麼模樣，再回頭拍站在村口等媽媽的河南農村小姑娘，關注的就不再僅僅是她一個人的悲傷。情節設置、人物形象，包括表演的拿捏，都會變得更加複雜和豐富，也更容易讓觀眾從角色中找到自己。
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劉雨霖對電影以及導演角色的認知。“我覺得偉大的電影，會讓觀眾忘掉導演，忘掉攝影機的存在，忘掉演員和表演。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人物。也許這個人物形象是中國的，但他們說的話做的事，巴黎的老太太看了會明白，土耳其的小姑娘看了也會明白。她看到的是裡面的人物，而不是身份。”
她對她的作品足夠自信。
在多元價值觀紛雜的時代背景下，劉雨霖拒絕用電影騙觀眾走進電影院，她捍衛作為導演對於純粹電影的理解。她向《時代人物》記者坦言：“我不欣賞那些為了討好“外國影展”，而把中國人的生活展現得“一貧如洗”“滿目瘡痍”。我就覺得特別的不地道，我覺得這不是中國人的常態，中國人的常態是什麼，我們對美好生活嚮往的同時我們有內心波濤洶湧的情感，這種情感通過電影人尤其是影像來表達，真正能打動人的是這兒。拍電影的人，如果用噱頭、五花八門的東西來彰顯能力，是走不長遠的。”
對這兩年的國內電影市場來說，不少女導演用“女性、愛情、青春”等題材獲得不錯的口碑。但是她們多數的拍攝手法被指“太文藝”，作品被批評“邏輯混亂”、“情節拖沓”、“看不懂”……觀眾並不“買賬”。
2016年，已經29 歲，馬上“奔三”的劉雨霖，一個初出茅廬的導演，攜她的長篇處女座亮相，似乎是給自己而立之年的一份“成人禮”，也是給整個中國“80後”導演樹立了一個成長樣本。正如導演馮小剛對劉震雲說的，“她沒有走別的導演那種浮躁、輕浮的路子。一開始，就應該這樣樸實、紮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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