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元年七月，浙江一場水災害得不少百姓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有人藉此趁火打劫。海寧縣二十多歲的朱安國就攜家僕擺船打撈東西，天色已晚，漂來兩隻繩捆的木箱，上面各騎一位十七八歲的女子和一位老婦，兩人大聲呼救。朱安國見兩人捨命顧箱，認為內中必有財物，遂心生惡念，接連兩篙將老婦戳入水裡。
女子半沉半浮，求告救命，朱安國恐留後患，又一篙將女子打入水中，然後只顧埋頭撈走箱子。女子落水後，撞到一張木桌，順手抓住桌腳在水面漂浮，結果被水浪衝捲到一戶遭水淹的人家門口。這戶主正是朱安國的族叔朱玉，朱玉小朱安國兩歲，他救起女子，得知其姓鄭，住袁花鎮。洪水退後，鄰里聞朱玉從水裡撈救一女子，無不認為是天賜良緣，紛紛攛掇兩人拜堂成親，鄭氏無家可歸，倒也十分願意。於是由朱玉的孃舅做主，殺豬宰羊，擺宴請客。
當天朱安國到場，一問新娘鄭氏是漂流而來的袁花鎮鄭家女子，想到自己也曾定親在袁花鎮鄭家，不由疑心族叔朱玉撿到的是自己的未婚妻。他火急火燎趕回家細加檢視，發現箱子裡有幾錠銀子與花綢竟然與自己當初下的聘禮一模一樣。復經媒人證實，鄭氏正是自己原來聘定之妻。朱安國找上小叔，稱其違揹人倫奪走侄媳，而碰巧不巧，鄭氏也認出朱安國是當晚將自己和母親打翻落水之人。
朱安國被鄭氏喝罵離開後，思謀鄭氏如狀告自己謀財害命沒有人證，而自己告朱玉欺佔老婆則有媒人作證，於是先下手為強，狀告朱玉滅倫奸佔，朱玉也反告朱安國劫財反誣。海寧知縣開堂審理，查明鄭氏的確是朱安國的原聘妻子，而鄭氏屬於劫後餘生，與朱玉結為夫妻。對劫財一事，經當堂質證，鄭氏說出朱安國所劫箱子的特徵及箱內物品清單，朱安國卻語焉不詳。知縣以其謀財害命為由，準備用刑，不料朱玉跪地求情，稱族兄僅有此子，且尚未娶妻，若動刑正法，不免絕了子嗣，懇求官府開恩。
眾人也下跪求情，表示不少百姓此番趁災撈財，若將撈物之為當作劫財之舉，只怕紛亂迭起，況鄭氏說朱安國殺她母親，也無人當場見證。朱安國也叩首說未曾推鄭氏落水，也未見過老婦，是箱子撞了他的船後，人才滾下水去的，未婚妻子情願讓給叔叔朱玉。
知縣見狀，便令朱安國具結保證日後不得謀害朱玉，並立案申報都察院，以威懾朱安國，然後提筆判道：“朱安國乘危射利，知圖財而不知救人，已聘之妻落入朱玉之手，是天禍兇人，奪其配也。人失而寧知已得之財，復不可據乎？朱玉拯溺得婦，鄭氏感恩委身，亦情之順第，鄭氏之財歸還鄭氏，朱安國之聘禮亦還安國。事出異常，法難深繩，姑從寬宥，立案以杜絕爭端。”
這是《三刻拍案驚奇》第二十四回《緣投波浪裡，恩向小窗親》講的一樁案例。乍看這起數百年前的案子，發覺知縣難免姑息縱奸，竟放過了圖財害命的朱安國。但細究一番，官府在判案時審情度勢，適可而止，做出了令各方滿意的判決，體現的卻是司法的謙抑性與靈活性。對官府而言，有關朱安國劫財害命的指控，唯有鄭氏一方的控詞，並無其他人證，箱子雖獲證是鄭氏之物，然亦不能排除朱安國的辯解，即所謂箱子是因撞到船上被其撈得。
要想查明事實，按明代的司法程序，就要對朱安國刑訊，此時作為控方的朱玉反而為侄子求情，恐絕族兄後嗣。如此，查清事實，將兇手繩之以法，已非各方所願，兼之案情本就難以查證，故知縣稱“事出異常，法難深繩”，所以“姑從寬宥”，只是立案存留官府，以防其日後加害控方。這不僅多少體現了疑罪從無的理念，也顯示出官府在審案時能審情度勢，適可而止，在窮根究底未必適當的情況下，對司法權做到“適當”而靈活地運用。
當然，這是由於在傳統司法體制中無國家公訴制度，此案雖屬劫財害命，然朱玉實際仍是“刑事自訴”，因此尊重當事人的意志，做到司法謙抑，就當時而言，倒也適當，對現代司法來說就另當別論了。此案對劫財的指控，更充分體現了司法的謙抑性，誠如眾人所言，水災中百姓多有打撈，若將撈取財物作為劫財，不免紛亂。對官府而言，若定要將所有此類案行為都訴諸法辦，司法機關將不勝其累，也無此可能。
相較而言，災後及時安定社會秩序顯然更為重要，至於朱玉娶他人已聘之妻，本屬非法，但一場洪水使原有婚約所據情勢變更，鄭氏感恩委身，“情之順第”，知縣並不“嚴格執法”，橫加拆散，而是維護既存事實，巧妙做到人情與律法的平衡，同樣也是司法謙抑與靈活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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