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晚，“法國奧斯卡”凱撒獎的頒獎現場，羅曼·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憑藉電影《我控訴》獲最佳導演獎。
然後《燃燒女子的肖像》的主演阿黛·哈內爾憤然離開了現場，離席途中她高呼：“戀童癖萬歲！”
緊接著，瑟琳·席安瑪也離場以示抗議。
哈內爾離開頒獎會場
會場外，數百名抗議群眾也在不遺餘力地表示憤怒。
他們高舉著“2020年最佳強姦犯獎”“受害者我們相信你”“波蘭斯基滾出影壇”“還我正義”等標語，並拆除了安全屏障試圖衝進會場，甚至與警方幹起了架。
會場外抗議的群眾
警察用催淚瓦斯阻止抗議群眾衝上紅毯
這場巨大沖突的導火索，早在《我控訴》的宣傳期間就被點燃。
去年11月，這位導演羅曼·波蘭斯基，被法國演員瓦倫丁·蒙尼爾公開指控：在她18歲時曾被其施行暴力強姦。
當然，波蘭斯基的性醜聞早已不是新鮮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自己“每一個季節都要面臨一個新的性侵指控”。
2010年，波蘭斯基被指控性虐待16歲的英國女演員夏洛特劉易斯。
2017年，演員雷娜特·蘭格向警方指控波蘭斯基在她15歲時多次強姦她。
2017年，女孩羅賓指控波蘭斯基在1973年性侵了她，當時她只有16歲。
同年，藝術家瑪麗安·巴納德指控波蘭斯基性騷擾10歲的她。
波蘭斯基最早面對的性侵指控，早在43年前就開始了——1977年，羅曼波蘭斯基被指控強姦13歲女孩薩曼莎·蓋默爾。他頂著罪名逃到法國，後來又面對鏡頭說：
“我逃走了，我很不幸，因為我遇上了一個濫用正義的法官。”
於是，當人們看到這樣一個頻繁被指控性侵的“惡魔”，卻依然能活躍在電影界最頂端，甚至還能旁若無事的得獎時，終於爆發了文章開頭描述的一系列事件。
現年87歲的羅曼·波蘭斯基
但依然有很多人支持他，畢竟沒人可以否認波蘭斯基在電影上的巨大成就。
他一生斬獲了無數令人豔羨的獎項，包括奧斯卡最佳導演、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柏林電影節最佳導演銀熊獎等等。
《羅斯瑪麗的嬰兒》，在AFI評出的世界100部恐怖電影中排名第9，並被美國《娛樂週刊》評選為“有史以來最恐怖的25部電影”之一；《唐人街》成為美國公認最好的懸疑犯罪電影，獲得第47屆奧斯卡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女主角等11項提名，也被英國電影學會選入“有史以來最偉大的100部電影”片單。
《鋼琴家》不僅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凱撒最佳影片等9項國際大獎，也讓主演艾德林恩·布洛迪成為奧斯卡歷史上最年輕的影帝（29歲）。
《鋼琴家》男主演林恩·布洛迪
毫無疑問，波蘭斯基值得被稱為影史上最偉大的導演之一。可這個才華橫溢、拿獎拿到手軟的大導演，又如何成為一個人人喊打的性侵犯？
不如一起看看波蘭斯基的一生，在他的坎坷經歷裡找找線索。
被魔鬼纏繞的一生
回看羅曼波蘭斯基的故事，便不難理解他電影作品中陰鬱和黑暗的基調。
1933年，波蘭斯基出生在法國巴黎，父母都是猶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猶太血統使他的一家成為了德國納粹的迫害目標。
年僅六歲的他目睹了父親被送進集中營，母親在奧斯維辛被殘害致死。他獨自過著被人痛打、沿街叫賣和四處流浪的童年生活。
波蘭斯基用對母親記憶塑造了《唐人街》中女主角的著裝風格
戰爭結束後，他考入了羅茲電影學院接受專業的電影學習，在校期間拍攝了一部荒誕短片《兩個男人與衣櫃》，這個學生時代的習作最後斬獲了5項國際大獎。
學生時代的波蘭斯基
1965年，在倫敦拍攝吸血鬼電影《天師捉妖》時，波蘭斯基遇到了未來的妻子莎倫·塔特。 當時的女主演塔特成為了波蘭斯基的繆斯女神，兩人一見鍾情，關係發展十分迅速。
《天師捉妖》劇照
兩人在1968年註冊結婚，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嬉皮士風格的婚禮。事業蒸蒸日上的波蘭導演和年輕美豔的女演員的婚禮吸引了大批的記者參加，當天記者的人數甚至超過了嘉賓人數。
羅曼·波蘭斯基與莎倫·塔特的婚禮
此時的波蘭斯基處在人生中最幸福的階段，這部給了他愛情的《天師捉妖》也幫助波蘭斯基步入了好萊塢，拍攝了恐怖片《羅斯瑪麗的嬰兒》。
直到1969年8月9日，波蘭斯基正在倫敦籌備新片，洛杉磯的家中卻發生了改變他一生的事件——
一群邪教組織的暴徒闖入了他家，殺死了懷孕的莎倫。她的屍體吊在房樑上，血肉模糊，身上被捅了16刀，兇犯甚至剖開莎倫的腹部，把8個月大的嬰兒挖了出來。
從天而降的噩耗卻沒有為波蘭斯基博來同情。媒體在頭版頭條惡意猜測：波蘭斯基既然能拍出《羅斯瑪麗的嬰兒》這麼恐怖的電影，他肯定是邪教組織的一份子，妻子莎倫之死純粹是他招來的厄運。
波蘭斯基氣到哽咽：我和我妻子莎倫一起度過的時光，可以說是我一生中唯一快樂的時光。
“你們這些不懷好意的記者總有一天會自取其辱。”
妻子的死去給了波蘭斯基一記重創。
他在自傳裡寫道：莎倫的死是我生命中唯一真正重要的分水嶺，這場謀殺徹底改變了我，從“無限的、無憂無慮的期望和樂觀的海洋”轉變為“根深蒂固的悲觀主義，對生活的永久不滿”。
作品就是生活
籠罩童年的戰爭陰霾，愛妻慘死，即將出生的孩子也死於腹中，這些異於常人的悲傷經歷，刺激了他的電影創作。
在自傳中，波蘭斯基這樣寫道： “我可以利用全部經歷，又不會因此而損及我的回憶。”
的確，就像他黑暗的人生一樣，他的電影裡的陰鬱、壓抑和絕望也揮之不去。
《鋼琴家》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影片中納粹軍官肆意在大街上向隊列中的猶太人開槍射擊，主人公四處尋找父親的危險經歷，都和他的童年經歷如出一轍。
《鋼琴家》劇照
波蘭斯基在這部電影中投入了極其沉重的感情，“如果我的墓碑上只能銘刻一部電影，或者我只能帶一部影片進入墳墓，我無疑會選擇《鋼琴家》。”
這是年近70歲的波蘭斯基第一次拍攝有關二戰中猶太人處境的影片。事實上，在很多年前他曾經拒絕過執導《辛德勒的名單》的機會，理由是“無法面對這揮之不去的痛苦”。在戰爭的陰影面前，波蘭斯基內心還是那個集中營裡瑟瑟發抖的小男孩。
“封閉空間的外來入侵”也是他電影中揮之不去的主題。
波蘭斯基特別擅長在逼仄的空間裡拍攝，外來入侵者在影片裡總是帶來戲劇化的毀滅打擊。《水中刀》用了一對夫妻和一個年輕闖入者的關係設置，兩個男人從陌路變成情敵，結局以妻子的出軌告終；《穿裘皮的維納斯》發生在只有男女主角的戲院，粗魯地闖進戲院的女孩掌控了男主角，把他釘死在了巨型仙人掌上。
《穿裘皮的維納斯》劇照
外來入侵者把風平浪靜的一切都毀掉，這也是波蘭斯基人生的死循環。如果不是德國納粹的入侵，他本可以和父母一起度過平安快樂的童年；如果不是闖入宅子的曼森暴徒，如今的他可能和心愛的莎倫過著恩愛的家庭生活，孩子也該長大成人了。
可惜，人生沒有這麼多如果。
他的作品變得更加黑暗，鏡頭中充斥著扭曲的情慾和暴力，《唐人街》和《麥克白》都是波蘭斯基在喪妻後這個階段執導的電影。《唐人街》中惡人逍遙，好人慘死的殘忍結局，正是他自身經歷的投射。經他之手的《麥克白》比原著更加壓抑和窒息，不少人對其中的謀殺場面表示懷疑，指責其太過血腥。
但波蘭斯基說：“你沒去看看去年我加利福尼亞的家，那才是真的血腥。”
尋歡作樂？自我麻痺？
童年母親角色的缺失、父親戰後再娶和妻子慘死的經歷，使波蘭斯基充滿了對女人和婚姻的不信任，他對性的態度也變得衝突而扭曲。
在《苦月亮》中，波蘭斯基描繪了一對男女沉迷SM的故事，男主角奧斯卡享受在性行為中被虐待，他帶著豬的面具在地上爬，被女主咪咪用皮鞭抽打……但當他厭倦這些之後，瞬間從受虐者轉為施虐者，強迫咪咪墮胎和切除子宮，把她折磨到心理畸形然後自殺。
在波蘭斯基眼裡，兩性關係沒有親密和坦誠，而是充斥著扭曲和虐待。
伴隨著這些犀利的觀點，他走上了電影創作的藝術高峰，與此同時，他的私生活也朝著瘋狂和混亂走去。
他沉迷於各色聲色犬馬的聚會，毫不掩飾自己對年輕女孩子的喜愛，但從不建立長久的親密關係。在採訪中，波蘭斯基承認這是自己應對悲痛、麻痺痛苦的方式。
如此，他會出現各種性醜聞事件，也絕非偶然。
1977年，波蘭斯基認識了13歲的薩曼莎·蓋默爾。在一次拍攝照片的過程中，波蘭斯基給女孩服用了安眠酮，讓她脫光衣服進入浴缸並強迫她發生了性關係。
13歲的薩曼莎·蓋默爾
1977年3月11日，羅曼波蘭斯基被薩曼莎的母親指控犯有向未成年人提供禁藥、對兒童實施猥褻行為、非法性交、藉助藥品強姦、性變態、反常性交六項重罪。
但波蘭斯基並不認為自己做了錯事，他堅持表示自己是無辜的，還說這是雙方同意的性行為。
最後，他只承認了六項罪名中最輕的一個：非法性交。
法院宣佈最終審判結果的前一天，波蘭斯基頂著罪名逃逸到了法國，至今已經被美國通緝了40多年。
波蘭斯基在聖莫尼卡法院被記者包圍
這40年來，他不斷著延續自己電影上的成就，只是無法去美國。在2003年他的《鋼琴家》拿下數項奧斯卡大獎時，他也得拜託朋友代他上臺領獎。
但他的電影作品和藝術成就，幾乎要讓人們“原諒”那段40年前的人生敗筆了。
然後，“#Me too”運動來了。
2019年，波蘭斯基的新電影《我控訴》上映並登上各大電影節。11月，法國演員瓦倫丁·蒙尼爾公開指控他在自己18歲時施行暴力強姦。
波蘭斯基的反應則是：她想蹭我新電影的熱度，以此重新回到公眾視野。“每個季節我都要面臨一個新的性侵指控，一個新的荒謬故事，來自一個我一生中從未見過的女人，她指責我半個世紀前發生的事情。”
2020年2月，《我控訴》在凱撒獎獲得12項提名——這又招致了各方批評，學院董事會成員集體辭職，頒獎禮上更是針鋒相對。
在凱撒獎會場憤怒離場的阿黛·哈內爾，在12歲至15歲期間曾被另一位導演多次性騷擾。典禮開始前她便表示：“給波蘭斯基頒獎就相當於向所有性侵受害者的臉上吐口水，這意味著強姦女性不是壞事。”
大概波蘭斯基從未想過，會忽然站出來如此多女性，對一群男性過去的性騷擾行為進行集中控訴。他甚至根本不能理解這場社會運動，稱之為“完全虛偽的集體性歇斯底里”。
有趣的是，另一位好萊塢電影大佬與他的反應出奇地相似——Metoo運動的導火索、韋恩斯坦影業聯合創始人哈維·韋恩斯坦。
就在幾天前的3月11日，韋恩斯坦終於被紐約州法院判定入獄：性侵罪判罰20年，三級強姦罪判罰3年，兩罪並罰共23年。
在被判罰前，韋恩斯坦曾表示自己“對所有女人發自內心的感到抱歉”，但他又認為Metoo運動有些過火：“我完全被搞糊塗了，我認為男人對這一切都很疑惑，數以千計的男人女人們失去了走正當法律程序的機會，我為這個國家感到擔憂。”
奇怪麼？
我忽然意識到，這真的只是一個時代問題。在“性侵”尚未被稱為“問題”的時代，這些電影導演也許真的沒有“我做錯了什麼”的意識——三四十年前和女明星發生一些“合理”的性關係，怎麼今天就鬧出這麼大的事兒？
他們甚至根本不理解發生了什麼。
所以人類歷史中必然會需要一個像Metoo這樣的“運動”，來讓所有人清楚知道：在今後的時代裡，“性侵”就是“性侵”，它是一個需要重視、需要被懲罰的錯誤。
這才是女性們在凱撒獎現場所表達的。
而在豆瓣上，《我控訴》也已經被打到了6.4的低分，顯然與電影本身的質量不符——再仔細看的話，超過30%的人打了1分，伴隨著“才華不能為道德遮羞”的評論。
單純從電影角度來講，這自然是荒謬的，不公平的。
就像凱撒委員會主席泰奇安對《我控訴》獲獎的解釋：我們在評議獎項時只看重電影本身，而不應該站在道德評判的立場上行事。以及盧米埃電影節主席內斯爾森也說：這部電影的每一個畫面都散發出卓越的光芒，凱撒委員會的成員不應該因為43年前的案件而拒絕支持這部電影。
可是，正在經歷不公平的，除了這部電影，還有更多遭受過傷害、甚至被毀掉一生的女性啊。
在歷史上，當任何一場聲勢滔天的浪潮褪去，都會有很多東西會被摧毀，一些人和事物會成為犧牲品。但也因此會有更寶貴的東西被留下。
我們希望，當Metoo浪潮消退後，人們若只銘記了一件事“性侵會得到懲罰”，便已經足夠了。
這足以讓更多人，過上更安全穩定的生活。
而那些勇敢站出來的女性們，不應該被當做攻擊對象。畢竟對於#Metoo和被傷害的女性來說，抵制性侵者獲獎，也許就是她們能做到最大的事情了。
她們的力量依然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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