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世界有色金屬產量第一大國,但不是有色金屬強國

我國是世界有色金屬產量第一大國,但不是有色金屬強國

文/江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研究員

有色金屬是重要的基礎性和戰略性產業,我國是世界有色金屬產量第一大國,但還不是有色金屬強國。本文以有色金屬行業為例,探討我國工業產業轉型升級之路。

一、我國有色金屬發展概況及相關特徵

(一)發展概況

有色金屬是除了鐵、錳、鉻以外64種金屬的統稱。在統計上主要指銅、鋁、鉛、鋅等十種常用有色金屬,與國民經濟、人民生活、國防軍工關係密切,在電子信息、高端裝備、新材料、國防軍工等方面也得到了廣泛應用。有色金屬也是國際資源爭奪的焦點,歐盟、日本、美國都把有色金屬列為重要的戰略性原材料。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有色金屬工業快速發展。1949年十種有色金屬產量僅有1.33萬噸,1978年為99.6萬噸,2018年達到5688萬噸,1949—2018年,年均增長13.1%。自2002年以來,我國十種有色金屬產量連續17年居世界第一。有色金屬工業產品銷售收入從1950年僅有2614萬元增長到2018年的5萬億元。2018年,我國銅、鋁、鉛、鋅等主要金屬產量分別佔全球總產量的35.9%、55.4%、42.0%、45.9%,產業集中度也明顯提高。在世界十大銅、鋁、鉛、鋅冶煉企業中,我國均有3家以上的企業位列其中。此外,鋁冶煉大型預焙槽、銅、鎳閃速熔鍊技術,銅、鉛、錫富氧溶池熔鍊新技術等,經過引進、消化、再創新,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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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特徵

1. 依靠“舉國體制”建成完整的產業體系。新中國成立後,建立了以真實需求為導向、全國大協作為主要特點的科研體制,形成了從地質勘探,到礦山、冶煉、加工,以及工程建設、設計、科研、教育等配套單位組成的完整體系。

2. 市場經濟同“舉國體制”相結合。改革開放初期到1999年,有色金屬工業開始向市場經濟轉型,同時又保留了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由中國有色金屬工業總公司主導的相對集中統一的領導體制。這一時期,計劃經濟時期打下的基礎在市場經濟推動下,實現了有色金屬工業快速發展。1992年,有色總公司和深圳市聯合建成了全國第一個標準化運行的期貨交易所,大步促進了與國際市場的接軌,現在的上海期貨交易所就是在此基礎上成長壯大的。有色金屬是全國率先“走出去”發展的行業之一,不僅增強了資源保障力,而且顯著提升了國際市場的影響力和話語權。

3. 大量企業下放地方管理,促進了數量規模快速發展。1999—2001年,有色金屬管理體制進行改革,撤銷有色金屬局和總公司,除了保留中鋁、五礦等中央企業外,將大量有色金屬工業企業下放到地方管理。地方競爭促進了產業數量和規模的快速擴張,2002年,我國十種有色金屬產量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有色金屬生產第一大國,2018年達到5688萬噸,超過緊排其後的9個國家的產量之和。這一時期存在的問題是,質量和效益沒能和產能一樣迅速提高,從2018年的主營收入利潤率看,我國進入世界500強的有色金屬企業中,最好的企業也只有1.98%,勉強高於嘉能可集團的1.55%和托克集團的0.47%,但遠低於力拓的33.66%、美資源的12.85%、淡水河谷的11.37%,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

4. 堅持自力更生、自主創新為主,同時注重技術引進。新中國成立後,面對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有色金屬工業廣大幹部職工、科技人員自力更生、艱苦奮鬥,迅速恢復生產,開始大規模建設,逐步建立了金屬品種齊全,地、採、選、冶、加產業鏈完整以及勘察、設計、施工、科研、教育相互配套的完整的有色金屬工業體系。改革開放後,一批骨幹企業在引進消化和自主研發基礎上,不斷創新銅、鎳、鉛、錫等有色金屬的冶煉技術,並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這一階段,具有中國特色的群眾性創新活動發揮了重要作用。

5. 綜合運用政府和市場力量破解無序競爭、重複建設、產能過剩問題。2010年以來,有關方面綜合發揮政府和市場的力量,推動了行業新一輪戰略調整。多年被冠以“產能嚴重過剩”的電解鋁行業,通過2017年的聯合整治專項行動,開始進入健康可控的發展階段。據有關諮詢機構統計,2018年全年新增運行產能只有57萬噸左右,這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新增運行產能最低的年份之一。同時,一些地方政府以產能減量、綠色生產、技術升級為主攻方向,建設產業發展集群。如江西鷹潭銅產業集群和山東濱州鋁產業集群,分別聚集了五六十家上下游企業,構建了縱向不斷延長、橫向不斷壯大的強大產業鏈。2018年,這兩個特色產業集群的主營業務收入均超過3000億元,合計已經佔到全國行業規上企業主營業務收入的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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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約我國產業升級的因素

2010年以後,我國經濟增速逐年下降,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以有色金屬行業為例,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基礎研究薄弱,如電解鋁大型預焙技術所依賴的“電、熱、磁”計算軟件包仍然依靠引進;高端產品短缺,中國是世界有色金屬工業大國,產品產量佔世界的40%~50%,稀土甚至佔到90%以上,但大多是中低端產品,高端產品不多,如高性能、高精度的高端硬質合金數控刀片等,仍需從國外大量進口,“專精特新”的品牌產品還不夠;信息化和工業化的結合還不夠,綠色升級任務艱鉅等。其根本原因是過去40年特別是本世紀初以來形成的依賴地方政府招商競爭、低成本勞動力、出口高速增長所支撐的產業發展動力已經發生逆轉,具體表現在:

(一)過於分散的產業結構導致無序競爭,成為制約產業升級的瓶頸

21世紀初期,房地產、基礎設施和重化工業的爆發式發展,對有色金屬產生大量需求。由於國內需求持續快速增長,體制改革調動了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加上國際上美元貶值、流動性增加和金融性投資等因素,我國有色金屬工業增加值保持了年均兩位數的快速增長。金融危機以來,國內需求從高增長轉為中低速增長,能源資源和生態的約束日益明顯,增長速度開始下行。從2014年起,有色全行業投資出現負增長,2018年下半年起雖扭轉了連續五年下降的勢頭,但表現不夠穩定。效益和投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過於分散的產業結構帶來的無序競爭導致產能過剩,在需求不旺的情況下造成供需失衡。不僅在傳統的銅、鉛鋅、鎂、稀土分離等領域出現過剩,鋰、鈷等新興產業也很快出現階段性的產能過剩。

(二)“地方政府錦標賽”模式加大了轉型阻力

當前的產能過剩問題,表面上看,是緣於地方政府的“投資衝動”,通過招商引資、優惠手段吸引企業投資。按照這種解釋,解決產能過剩,就要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但實際上,資本主義社會也週期性發生產能過剩,這種產能過剩不可能是由於政府幹預導致的。國務院確定的五大產能過剩行業——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船舶,都是市場化程度很高的行業。因此應當進一步認識到,產能過剩的根本原因仍然是市場的盲目性。在資本主義國家,生產過剩是由自由市場的缺陷造成的。由於市場調節的滯後性,企業只能根據自己的信息做出決策,所以會週期性地發生產能過剩危機。我國進入市場經濟之後,企業競爭導致過剩,本質上同西方是一樣的,但地方政府追求短期GDP和投資的動力,加劇了產能過剩。

(三)全球貿易萎縮和國際競爭加劇影響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資企業國際兼併頻繁受阻,有色金屬貿易摩擦升級,價格大幅波動。在國際競爭領域,西方國家仍然掌握著話語權。有色金屬期貨交易,主要集中在倫敦金屬交易所、紐約商業交易所和東京工業品交易所。自2011年到2018年,有16個國家或地區對我國金屬硅、銅管、鋁錠、鋁材等工業產品發起貿易救濟案件,特別是2017年以來,美國以其國內《貿易法案》,對我國以鋁為代表的有色金屬產品實施系列調查,加徵關稅,持續施壓。2019年上半年,我國有色金屬對美進出口貿易總額同比下降33.1%,降幅比2018年擴大25.8個百分點。常用有色金屬產品及其製品,對美出口均呈持續下降態勢。持續不斷的貿易摩擦升級,造成市場信心不足,對下游需求與市場價格的衝擊較大。

(四)生產性公共產品供給不足

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在地質勘探、基礎科研、人才培養等方面的公共投入下降,有關機構改革的方向是強調面向市場、放權讓利,導致生產性公共品供給不足。勘探隊伍屬地化管理以後,在提高積極性、服務地方經濟建設的同時,也出現了隊伍分散、人才流失等問題。同時,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短期經濟利益,搞地方保護,靠礦吃礦。一邊是濫採亂挖,一邊是地質勘探沒有重大發現,導致資源保障形勢越來越嚴峻。

有色金屬加工是技術密集型產業,必須有大量基礎研究做支撐。基礎理論研究水平是應用型研究的前提,特別是原創型新技術開發,必須依託基礎研究。然而,科研院所體制改革之後,一度過於強調服務於短期商業利益,導致基礎研究投入不夠。一些科研單位追求短期利益,應用基礎研究、共性技術研究有所弱化,協同攻關和技術推廣的渠道不暢。

(五)高質量發展的政策環境尚未形成

目前的產業政策,大量是在短缺經濟階段形成,有利於促進規模和數量擴張,然而有利於高質量發展的政策環境還沒有充分形成。例如,鋁是有色金屬產能過剩的領域,但鋁擴大應用還有廣泛空間。在交通運輸行業,大量採用鋁合金材料是減輕車輛重量的有效手段。國外從1952年開始製造鋁合金車輛,至20世紀七八十年代,首次將鋁合金車體應用於高速動車組。與之相比,我國存在明顯差距,當前我國載重掛車基本是鋼結構,自重大、經濟性和安全性差;而發達國家70%的載重掛車是鋁合金結構,自重輕、經濟性和安全性好。在國內推進交通車輛輕量化確實存在困難,一是高效節能鋁製掛車生產工藝技術複雜,要求技術裝備水平高、投資大。國外鋁製掛車的銷售價格通常為同類鋼製掛車的4倍左右。如要擴大生產,需要大量資金,這對製造企業來說,壓力很大。二是用戶一次性購置投入大。目前某企業生產的鋁製掛車的銷售價格僅為國外同類產品的50%左右,但其仍達到同類鋼製掛車的2倍以上。這對用戶來講,一次性投入明顯增加。雖然用戶使用全鋁掛車所增加的經濟效益,可以彌補前期投入。但當前我國載重車輛使用企業普遍規模不大,個體戶不少,這就制約了全鋁車的推廣應用。三是公路運輸業和運輸行為有待進一步規範。目前,我國公路運輸業仍處於發展的初級階段,運輸企業准入門檻低,公路運輸市場仍處於以超載為主要獲利手段的發展階段。用戶對使用鋼製掛車超載獲利已經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對高效節能鋁製掛車的優良技術經濟性能還缺乏應有的認知。這些因素都影響鋁合金結構掛車的推廣應用。再如,國內建築鋁模板行業雖然開始步入發展的快車道,但技術、質量和施工水平與國外相比仍存在差距,還沒有建立統一的鋁模板產品標準和操作使用規範,不利於標準化生產,影響了產品質量和通用性,減少了週轉次數,從而降低鋁模板綜合效益。企業間標準規範互不配套,對用戶來說,導致不同企業的鋁模板很難通用。這些問題,都需要通過調整產業政策,加強產業鏈的整合與協作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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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揮制度優勢,推進產業升級

十九屆四中全會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定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證明,我國之所以能夠取得非凡的成就,關鍵就在於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方面的長處有機結合起來,創造了一種全新的制度模式。要更好地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上做文章,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制度優勢,轉變為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

(一)大幅度提高產業集中度

有色金屬同我國不少產業一樣,產業結構碎片化,產業集中度低,橫向和縱向之間的協作不夠。這種格局已經到了需要改變的時候。新中國成立初期,是工業部門產業集中度很高的時期,表現在經濟體制上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企業形態以大型企業為主。這種模式對於迅速實現基礎性行業的戰略投資、集中力量發展工業化,起到了積極作用。計劃經濟時期兩次向地方下放企業,中小企業得到一定程度發展,產業集中度有所降低。改革開放之後,隨著對企業“放權讓利”,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末撤銷工業部(局)之後,中央企業下放地方,這些行業的產業集中度又一次出現下降。當前我國遇到的實體經濟利潤率下降,同產業結構分散化、碎片化有很大關係。

總的來看,我國主要產業的集中度都低於世界主要大國。產業集中度低,固然有利於鼓勵競爭,但同時也將產生很高的交易成本和監管成本。從新型工業化發展的趨勢來看,骨幹龍頭企業的引領、企業的橫向和縱向協作、生產型公共物品的提供,對於現代工業發展的作用日益重要。從發達國家鋼鐵大王、石油大王等巨型企業的發展歷程來看,均是產業集中度高度集聚演化的結果。因此,加強創新,補上基礎性理論和共性技術這個短板,在國際上增強資源控制力和抗風險能力,提高我國的話語權、定價權和標準制定權,都迫切需要繼續打造一批能夠應對全球競爭的特大型企業集團。

(二)創新方式,加強工業基礎領域投資

目前,我國投資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並不是管制過多,而是在一般競爭性領域的利潤率已經進入下行週期,大部分實體經濟已經發生產能過剩。私營經濟投資是順週期的,利潤率高就投資,反之就減少投資。也就是說,投資下降並不是因為政府管得太多,而是因為資本對投資前景的預期降低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僅僅通過降低門檻、放松管制來鼓勵投資,反而將導致過剩產能和泡沫進一步膨脹。在現有投資利潤率已經降低的同時,還要保持投資力度,面對這個兩難問題,應當從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出發,加強公共性、戰略性領域的投資。例如,尖端科技、能源保障、生態環境建設、國土整治、人力資本積累、國防軍工、宇宙開發、重大疾病治療等方面,還有巨大的投資空間,一旦取得突破,將對國民經濟產生全局性甚至顛覆性的帶動作用,也將大大惠及中下游產業。但是,這些領域都需要超長時間的巨量投資,而私人資本追逐短期利潤,既沒有能力也沒有動力在這些領域進行充分的投資。這就需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建設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優先發展基礎工業那樣,集中全社會的資源,進行基礎性、戰略性領域的投資,為長遠的經濟增長和社會全面進步奠定新的基礎。因此,完全可以實現靠內需拉動的經濟超常增長,有必要設立綜合性的國家發展戰略性投資基金,實施對生態資產與戰略性資源的長期投資,為常規市場運行注入超常購買力,建設並運營最終形成的國家發展戰略性基礎資產。

(三)充分挖掘我國內需潛力

發達國家的歷史表明,隨著經濟增長,傳統材料在不斷減少,鋁等新型材料在不斷增多。我國在有關宏觀或專項政策、規劃中尚未明確提及輕量化等發展方向,以及在擴大鋁應用過程中還存在轉變觀念、標準滯後、規範不完善、一次性投入高等問題,特別是在一些量大面廣的領域,擴大鋁應用遇到一定阻力。建議通過設立擴大新型材料使用的重大專項,在財政方面給予購置補貼或貸款貼息,如將全鋁掛車納入國家汽車節能惠民工程予以補助;加快相關標準、規則的制定和完善;加快技術進步步伐,將新材料開發與高檔鋁合金基礎研究等納入國家有關科技規劃,加大支持力度;加強行業協會的協調作用,支持行業協會在行業自律、行業協調、市場培育、技術推廣、標準制定、輿論引導、人才培養、管理提升等方面發揮作用。為擴大鋁應用營造積極的環境,以啟動新的消費和投資增長點,激發“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的新活力。

(四)加強科技研發的超前佈局

瞄準科技發展前沿方向,適當超前謀劃,在關鍵理論和技術上取得突破。重視科技發展戰略研究,精心選擇一些戰略性的前沿領域力求突破,形成生產一代、開發一代、預研一代、儲備一代的良性循環,鼓勵企業在基礎研究方面加大投資力度。

(五)營造有利於綠色發展的政策環境

國內外環境保護形勢的變化,對節能減排技術的需求將會越來越大,要抓住機遇,把綠色技術打造成為行業新的增長點。我國金屬行業汙染物排放標準已經遠遠超過歐美等發達國家,但行業企業汙染物排放仍未達到標準要求,特別是在脫硫、脫硝、除塵等環節差距較大,其中問題最大的是顆粒物。當前企業一般採用餘熱鍋爐、動力波洗滌、電 收塵、布袋收塵等工藝除塵,但最佳治理效果約在 每立方米15~20毫克之間,難以達到10毫克以下。在這些方面,還有很大的技術進步空間,這也是一個巨大的市場,要有針對性地出臺一系列有機銜接的政策措施,形成有利於產業發展的政策環境。

(六)再造一支高質量的產業工人隊伍

現在,許多企業有資金、有技術,但是缺乏一 支能夠用好技術的職工隊伍。一個重要原因是,改革開放以來,不少行業片面依靠低成本勞動力支撐的數量擴張,導致涉及工人切身利益和企業最終發展動力的諸多方面,如職業教育、職工收入、社會保障、勞動安全等存在不少問題,使得過去所謂的低成本勞動力優勢變成了劣勢。重視和加強職工隊伍建設,在企業文化上,在經營理念上,要充分體現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宗旨,要嚴格按照法律法規,真正落實《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嚴格執行最低工資制度和各種安全保障、社會保障制度,讓工人有錢消費、有能力消費。同時要大規模增加職業教育的投入,利用經濟波動的時期,把農民工組織起來,舉辦“農民工大學”,集中一段時間補上職業教育和文化教育的欠賬。這樣,才能夠補上內需不足的短板、人力資源的欠賬,讓經濟恢復再平衡,進入依靠內需和勞動者素質提高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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