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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13日，法國總統馬克龍稱，歐盟必須防止因疫情導致的邊境封鎖帶來的民族主義情緒蔓延，並且呼籲各成員國儘可能地保持邊境正常開放，不要向 “新冠民族主義”屈服。馬克龍的聲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歐盟作為一個組織的“最高利益”，即歐洲一體化的目標。然而，各國為抗擊疫情所採取的措施，已經開始威脅歐洲一體化的目標。
圖片說明：法國總統馬克龍。（來源：新華社）
疫情之下歐洲民族主義凸顯
歐洲各國之間的“防護裝備爭奪戰”愈演愈烈。3月11日，瑞士《每日導報》報道，德國漢堡海關至少扣押了一個瑞士進口商從中國訂購的貨運集裝箱，集裝箱中有一批手術手套。該集裝箱甚至沒有在漢堡入關，就被德國當局沒收，這也意味著這次“截胡”比此前數日扣押向瑞士運送口罩的卡車性質更嚴重。雖然最後雙方澄清誤會並且物歸原主，但仍對瑞方的抗疫進程造成了一定影響。除此之外，法國也取消了英國在法國一家企業的口罩訂單。因為本土生產能力的限制，加上歐洲國家的“生活空間”本身就很擁擠，很多國家進口渠道都必須經鄰國邊境，基於本國利益對防護物資的“爭奪”近日屢見不鮮。
對於已經深陷危機的意大利，歐盟各國則大有隔岸觀火之意——意大利駐歐盟大使馬薩里公開發表署名文章，要求啟動歐盟的民事保護機制，以確保個人保護所需的醫療裝備供應，呼籲歐盟各國支援意大利，最終卻沒有一個歐盟國家響應歐盟委員會的號召。如果說不幫助英國和瑞士還能以其非歐盟國家為藉口的話，如今冷眼旁觀意大利陷落，實乃對於“人道主義”口號和一體化宏圖的莫大諷刺。這一切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歐盟各國自顧不暇，而是應當看到，歐洲從根本上仍然沒有擺脫19世紀以來形成的民族主義觀念，歐洲聯盟並沒有在文化和心理上成功建立起新的超國家身份。因而在整個歐洲遭遇災難之時，“自保”依舊是各國一切防疫活動的核心。在歐盟機構本就因效率低下和官僚主義而飽受詬病的情況下，成員國各自為政，對歐盟的呼籲反應甚為消極，也就不足為奇了。
主權國家的民族主義情緒給歐洲抗疫帶來嚴峻挑戰
從歐盟的角度來看，馬克龍的呼籲意義重大。在今年2月舉行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西方對世界局勢影響力下降的趨勢已成為共識，為了應對全球化挑戰，歐洲迫切需要一個統一的聲音，然而疫情語境下不斷加劇的民族主義情緒似乎正在使歐盟遠離這一目標。
首先，歐委會的協同行動受成員國主權制約，一如既往地推進緩慢。《歐洲時報》3月10日消息稱，歐盟成員國國家元首舉行視頻會議商討抗疫措施。隨後歐委會宣佈將放寬區內預算規則，並通過援助投資基金對企業進行國家援助。然而成員國對這一援助計劃並沒有達成一致意見，如法國希望整個歐元區採取統一協調的財政刺激措施，德國則對加大公共支出等措施表現出一貫的謹慎態度。此外，歐盟成員國在視頻會議中還就疫情防控工作舉行了磋商，旨在協調共同行動。但歐盟各國在邊界管控、區域隔離等方面政策都存在著較大差異，有徹底封城關境切斷通航者如意大利、西班牙和部分中東歐國家，也有遲遲不願大範圍封城和限制交通者如法、英、瑞典等。成員國在國家主權的考量下難以達成充分團結，導致各自為政的局面很難在短時間內得到改觀。
醫療和防護物資的流動與調配也深受影響。除去上文提到物資扣留事件之外，截至目前成員國仍未完成對其全部防護物資庫存、需求與生產能力的評估，使歐盟難以在更為宏觀和統一的層面上制定進口計劃。此外由於歐洲一體化的深入發展，各成員依賴貿易、人員與服務自由流通的歐盟單一市場，業已形成較為固定的工業體系和產業鏈，在面對疫情缺乏合作精神的情況下，各國往往陷入獨木難支的境地，無法滿足本國的物資需求。例如瑞士處於歐洲內陸，國際貿易運輸無法直達，口罩等防護物資只能依賴德、法等周邊國家的進口。這些國家實施的出口“禁令”事實上正陷瑞士於困境。
圖片說明：意大利極右翼政黨聯盟黨領導人薩爾維尼。（來源：新華社）
更令人憂心的是，各國極右黨派和民族主義者也正利用疫情大做文章，呼籲對難民入境和自由遷徙加大限制，並將難民和少數民族群體刻畫為病毒傳播源，發表種族主義歧視性言論。上月末，意大利極右翼領袖薩爾維尼曾以防止疫情傳播為由企圖阻止非洲難民船停靠西西里，儘管歐洲的確診病例數遠超非洲；在保守的新民主黨執政的希臘，新冠肺炎正成為推動建造封閉營房對難民實行集中隔離的藉口之一；瑪麗娜·勒龐利用疫情傳播現狀大力遊說法國政府關閉對意邊境，德國和西班牙的極右翼團體對此也有類似反應。馬克龍的呼籲顯然很大程度上針對的是法國乃至歐洲範圍內的這股勢力。然而不得不承認的是，疫情在客觀上導致歐盟所珍視的自由流通原則遭受前所未有的打擊，貿易和人員往來急劇減少，原本就已呈碎片化的區域供給結構受到新一輪衝擊，此前在多個層面上已經存在的保護主義因素得到催化和鞏固。在這種情況下，堅持歐盟內部保持邊境通暢很容易失去實質意義，淪為象徵性口號，若無法在更為具體的層面上形成統一方案和行動，則捍衛歐洲一體化終將流於形式。
在防疫與發展之間，歐盟需要找到平衡點
新冠肺炎疫情如同一面鏡子，照出了歐洲在經濟、政治、難民、種族以及社會治理等方方面面的問題，一次公共衛生危機無疑正在上升為政治和經濟危機。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稱疫情對歐洲2020年開始部分回暖的經濟是“一次重大沖擊”，強調各國應攜手面對防疫工作結束後的經濟衰退。然而縱觀目前歐盟各國無暇他顧的自保行為，很可能在之後的經濟應對上走向競爭和相互怨懟，在民族主義情緒的影響下不去積極協商處理經濟衰退的問題。如果任由這樣的態勢繼續膨脹，那麼所謂的深化歐洲一體化只能是空談。
為了避免這種局面，歐盟必須在民族國家和一體化發展之間找到平衡點。這樣的努力，其實歐盟在疫情爆發之前，就已經在進行。從去年11月的北約“腦死亡”爭論，到與華為在5G領域建立更深層次的合作，再到竭力達成與俄羅斯的友好關係，這些雖然大多是法國等居於主導地位的國家在推動，他們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但這些舉措客觀上都是在樹立一個“歐盟”而不是“法國”或者“德國”的形象，有助於歐洲一體化進程的發展。
在27個文化背景不同，經濟水平、綜合國力也存在差異的國家組成的歐盟裡，同時存在居於主導地位的國家和居於從屬地位的國家是必然的。從眼前利益的角度上看，疫情期間封閉邊境，關起門來防疫的難度，的確要比馬克龍呼籲的那種理想化狀態更好操作，也更符合以個人為中心的價值體系；但疫情總會過去，疫情之後歐盟國家在經濟、政治方面所面臨的困難更需要歐盟作為一個整體來面對。本次疫情是對歐盟協同行動能力的深刻挑戰，同時也是一次難得的機遇，最終歐洲能否通過此次事件建立起某種程度的協同機制，找到民族國家和歐洲一體化之間的平衡點，考驗著決策者的智慧。
（作者為上海外國語大學歐洲協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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