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冬天有點長。疫情在武漢暴發，並在全國蔓延。中國政府採取了前所未有的嚴格措施，全民積極抗疫，付出巨大代價遏制了疫情的進一步擴大，目前取得了全國抗疫的階段性勝利。
而與此同時，Covid-19在全球擴散。截至3月17日，除中國外，意大利累計確診27980例，韓國8320例，伊朗累計確診14991例，法國6633，德國6672，日本累計確診835例，而西方國家的政府和公民貌似淡定的態度，遲遲不封城，可能因此引發了華人世界的擔憂和吐槽：
意大利爆了，德國會不會也要爆？美國會不會爆？中國封城了，世衛組織都宣佈大流行了，可這些國家為什麼不封城？
作者認為，中國模式和西方模式都是符合各自文化背景的有效模式，各有千秋，各有優劣。
兩種防疫模式，不同的選擇，不同的代價，都充滿了不確定性，只能等塵埃落定之後才可能會有最終結論，甚至沒有最終結論。
對於複雜的公共事務，只用對和錯、好和壞進行二元判斷，過於蒼白，且非常可悲。作者認為，就目前來說，各國的防疫行為或有瑕疵，但總體合格。
需要注意的是，各個國家必須根據疫情所處的階段，以鄰為鑑、取長補短，以更快的速度不斷調整既有措施，不能盲目照抄中國模式或者美國模式。
或許文章中會舉例某個國家的防疫措施，但文章的主要目的不是評論各個國家的功過是非，也不詳盡列舉每個國家的措施，掛一漏萬，請各位對照自己所處的國家自行判斷。
各國時刻更新措施
目前，除英國最新提出的“群體免疫”外，全球其他國家的防疫措施大致可以分為兩類模式，即“中國模式”和“美國模式”。
中國模式主要可以概括為：全面封鎖，限制人口流動，肅清病毒；
美國模式可以概括為：分階段施策，走一步看一步。
中國、新加坡、意大利，大概採取的是中國模式；
美國、德國、法國、韓國、日本，大概採取的是美國模式。
就目前來講，兩種模式都有成功和失敗案例。
實施美國模式的韓國、日本，疫情已經開始緩解，但法國、德國、英國，還面臨非常大的不確定性；
實施中國模式的中國、新加坡，感染人數正在趨零。但意大利，卻成為歐洲疫情的中心。
3月9日，意大利累計確診病例達到9172例，位列全球第二，累計死亡463例，致死率高達5.04%；3月12日，致死率達到6.60%，3月17日上升為7.71%，是主要疫情國家中致死率最高的一個。
駭人的數字，折射著意大利疫情的慘烈。
但其實意大利應對大流行病的綜合能力屬於全球中上水平，在2019年“全球健康安全指數”（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中排名31/195，並在“監測疾病”、“跨境應對”等多項指數上排名全球第一。
很多人質疑意大利遲遲不採取封城措施，是病毒擴散的主要原因。
但事實上，意大利政府並非優柔寡斷。意大利政府在處理過程中或有失誤，但主要責任卻並非是不封城。
將時鐘回撥一點：在中國疫情爆發初期，意大利是最早對中國停航的國家之一，並在1月底就宣佈進入全國衛生緊急狀態，是歐盟內部最早宣佈全國衛生緊急狀態的國家。
2月23日，在發現社區傳染的兩天後，政府就迅速封鎖了傳染疫源地的11個小鎮。是中國之外最早“封城”的國家，同時又是歐盟最早封國的國家，比韓國也早了兩天。
當疫情進一步擴大時，政府果斷宣佈了全國停課；補貼受到疫情影響的企業。當歐洲大多數國家還在憂心檢測能力滯後時，意大利本地大學已經研發出新型檢測方法，4-6小時即可出結果。並且對威尼託大區Vo'Euganeo鎮全部的3041名居民進行檢測，共篩查出77名患者。
綜合來看，進入疫情爆發期之後，意大利政府的決策其實是相對迅速有力的。
但是，病毒依舊擴散了。
韓國也一度是重災區，很多人覺得韓國的防控措施不力，不封城。
而事實是，經過MERS（中東呼吸綜合徵冠狀病毒）的教訓，韓國政府的反應相當迅速。
韓國在出現首例輸入性確診病例（1月20日，35歲武漢遊客，經仁川機場入境）之前，韓國媒體就已經在持續報道Covid-19的進展了。
韓國疾病管理本部每天舉行兩次發佈會，公佈最新統計的確診者數目和重症、死亡者數目，以及政府的最新對策和措施，並回答記者提問。
區級單位第一時間將新出現的確診信息發送到市民手機上。確診者的詳情（年齡性別、感染途徑和出現症狀前一週的活動地區）則稍後在市區的官網上公佈。
為了防止疫情擴散，非法滯留韓國的人也可以獲得免費治療，保健部甚至承諾不會將非法滯留人士的資料提交給法務部。
對新天地信徒也一視同仁。大家一致認為，如果不能保證這一點，這個社會的基石就會被動搖。
因為政府公佈疫情迅速又透明，所以即使看到確診數字在增長，韓國大部分民眾在經過初期的恐慌後，也逐漸安心。
中國疫情最重的時候，韓國很多人抱怨：韓國應該學習新加坡，限制輸入。
而韓國有民眾說：“我們和中國這麼緊密，哪能斷絕交流，怎麼可以一點禮儀都不講……究竟是疏忽了哪個環節而導致今天這種狀況，恐怕要過後才能客觀評價。”
法國也在逐漸更新措施。
受H1N1的教訓，2011年10月，國家防衛與國家安全總秘書處（SGDSN）制定與頒發全國防預與抗擊大型流行病計劃（PLANNATIONAL DE PRÉVENTION ET DE LUTTE ” PANDÉMIE GRIPPALE ”），簡稱大型流行病計劃。
該計劃準備了三階段策略：
第一階段，阻止或減緩病毒侵入國土；
第二階段，阻止或減緩病毒在國土上的傳播；
第三階段，緩解流行病的高潮效應，回到疫情爆發之前的常態。
當Covid-19在歐洲爆發的時候，法國立刻啟動了該計劃，並及時更新措施。
衛生總局局長，在每晚的新聞彙報會上不厭其煩地反覆強調政府的策略：採取一切醫療和技術手段抑制Covid-19病毒的傳播和感染。
衛生部的衛生與社會緊急事務接報與調度指揮操作中心（CORRUS），四十多位各方專家週一到週日二十四小時輪流值班，分析不斷變化的疫情，為政府提供各種決策信息。
衛生部在大區的直轄單位大區衛生局（ARS）全力以赴，堅守疫戰的前線陣地。前線陣營指揮所依法啟用”回應特殊衛生狀況的衛生系統組織（ORSAN）”，白衣計劃（Planblanc), 和藍色計劃（Plan Bleu），調兵譴將，徵用人力與物力。
封城是最後的選項
耐心讀到這裡的讀者可能忍不住要罵娘：你說的不是廢話麼！為什麼不封城！
2009年墨西哥H1N1爆發期間，首都墨西哥城也曾封城10日，有效地控制了疫情。
你看看，當年墨西哥封城了，現在中國封城了，效果多好！
概括來說，Covid-19爆發時的中國，相當於H1N1爆發時的墨西哥和美國，法國、意大利等國家就是當時的中國；當年中國如何看待和應對H1N1，現在法國和意大利等國家就如何看待和應對Covid-19。
爆發地的應對措施與其他地區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中國、意大利封城和法國、德國不封城都對。
各國政府都是根據國民的接受程度、疫情變化，不停地調整策略，出臺相應的措施。
德國有代表性。它的策略轉折點非常清晰、前後差別特別大。主要分為兩個階段：
意大利淪陷之前，和意大利淪陷之後。
在意大利淪陷之前，德國的策略跟中國的措施有點像：嚴防死守，密切追蹤。
意大利淪陷後，儘管德國目前的醫療資源可以負擔輕重症患者的收治，但防疫措施立刻轉為了：重症住院，輕症回家自行隔離。
德國人為什麼放任上千名輕症患者回家？
在進入大爆發模式之前，最優措施是控制Covid-19，事實上是病患隔離速度和疾病傳播速度的比拼，隔離速度大於傳播速度，成功控制；
在進入大爆發模式之後，最優措施是降低Covid-19的傷害，事實上是重症數量和醫療資源供給的比拼，醫療資源可以容納重症病患，死亡率低，醫療資源過載，死亡率高。
這個時候，問題的焦點由“消滅病毒”不得不轉向“與病毒共存”，儘可能的降低傷害。各國最迫切的是：減緩Covid-19的傳播速度 ，降低重症驟增的可能，儘可能的減緩醫療壓力。
因為德國知道，意大利成為重災區，歐洲淪陷，德國憑藉一國之力，想完全隔離病毒，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雖然德國也有一部分人表示不滿，但是德國民眾總體的反應並不是特別激烈。
回首武漢和意大利的教訓，死亡率一度非常高主要是兩個原因：第一，病毒很新，治療措施有限；第二，出現醫療資源擠兌。
可以說，各國對新冠肺炎的防守能否hold住，其中至關重要的一點就是重症醫療資源是否受到擠兌。
只要不出現醫療資源擠兌，重症可以得到相應的治療，總體情況是可控的。如果出現醫療資源的擠兌，醫療系統崩潰，死亡率會立刻飆升。
意大利有全歐洲最高的老年人佔比——2018年的數據顯示，65歲以上的人口占比為22.6%，居歐盟第一。
截至3月13日，意大利衛生部的統計顯示，死亡病例的平均年齡為80歲。如果扣除老年人，意大利的死亡率與全球死亡率基本持平。
意大利目前病例數破兩萬，預估有超過4000例重症，而全國的總ICU床位只有約5000張。
而意大利早期又沒有像德國一樣騰空床位，高齡患者多且出現了醫療資源的擠兌，才是病死率攀升至7.71%的主要原因。
我們必須相信並且配合各個國家目前採取的防疫措施，這並不意味著現有的措施萬無一失。從概率上講，任何事情我們都不可能保證萬無一失。如果身在國外，
相信並且配合各個國家目前採取的防疫措施是目前最明智、最可靠的選擇。對大多數發達國家來說，只要他們的防疫體系在按照已有的防疫法正常運行並不斷修正，那他們與中國一樣，最終都可以遏制疫情。
有人說：你怎麼相信防疫體系？中國在非典之後斥巨資建的防疫體系不是也失敗了嗎？
必須申明一點：因某些原因，中國只是預警體系沒有產生應有的作用，並非是整個防疫體系一點作用都沒有。
有人懷疑，Covid-19和H1N1流感是不同的病毒，所以以前的防疫經驗不一定有效。
其實這是個邏輯問題：
第一，H1N1流感和任何一種傳染性病毒剛出現的時候，都是新病毒，但我們的防疫體系經受住了考驗；
第二，假設不知道過去的防疫經驗是否有效，難道我們要放棄以前的經驗，臨時提出新對策嗎？如果用過的政策尚且懷疑是否有效，用新的政策豈不是在賭命？
人類成功應對了鼠疫、天花、黃熱病、斑疹、霍亂、流感、非典、埃博拉…注意，我說的是應對，而不是消滅。這足以證明，人類現有的防疫經驗是有效的。重要的是讓它啟動起來，發揮作用！
各國的預案都是在已有的傳染病管理方案的基礎上，不斷進行修正。每個國家發生瘟疫的時候，都會從過去的經驗中尋找對策，其實是很容易理解的。
中國和意大利採取的是封城和禁止社會流動的策略，嚴格隔離感染者，控制病毒的傳染，不也是中國在17年前發生SARS時的經驗嗎？
我何嘗不知道，茫茫歷史中的一粒塵埃，落到每個個體頭上，就是一座大山。但國家治理，最大的目標函數就是最大化群體的利益。雖然聽起來冷冰冰，似乎人命可以計算一樣，但這是經過漫長曆史證明的最優解。
只有國家按照最大化全體公民的利益制定和執行決策，每個人的獲益才會最大。
中國應對Covid-19病毒的啟示是各國啟動防疫機制，而不是啟示各國立刻封城。比如，墨西哥爆發H1N1流感、非洲爆發瘧疾、埃博拉，其他國家都啟動防疫，而沒有封城。
這與體制優勢沒有關係，這並不意味著其他國家沒有封城的能力。封城是中國選項，對中國有效，但不一定適用於其他國家。
比如，3月10號，德國的拜仁電臺有一場是否應該取消大型活動的辯論。
在打電話進來的聽眾裡，不支持取消大型活動的人佔了多數。有的人說：我覺得我們應該像以前一樣正常生活，什麼都不要改變。如果要取消這個，取消那個，那還不如我們所有人全民在家隔離14天好了，那樣生活還有什麼意義？
這場聽眾辯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少德國民眾的真實想法。
再比如，意大利封城，結果意大利民眾上街抗議，要求自由，醫療系統受到衝擊接近癱瘓，監獄發生暴動，超市被搶購一空，恐慌程度逼近二戰時期。
我們是否有理由思考：封城選項是不是符合意大利的國情呢？
如果英國、法國、德國都封城，會不會造成全民恐慌？
不封城不是捨不得錢
有人懷疑：不封城是不是外國政府捨不得錢？錢沒有了可以再賺啊，命沒有了就什麼都沒有了，你看看我們中國政府。
“動員可以動員的最大醫療資源，迎接可能到來的超級傳染病”是全球政府的一致目標。
在抗疫保護公民生命安全中，金錢絕不應該是首要考慮的因素，事實上也沒有成為各國政府首要考慮的因素。
請注意，絕不是各國政府捨不得錢。任何國家，政府消耗、調節、分配價值，並不創造價值。政府的錢來源於稅收，來源於它的公民。所以，沒有政府會捨不得錢。
萬一政府連錢都不會花了，也就意味著政府沒用了（你仔細品）。
之所以不到萬不得已，不會採取讓社會停擺的措施。是因為，如果在不必要封城的時候封城，肯能會出現混亂，國家可能會立即陷入更大的災難，死亡人數會遠遠超過疾病本身。
解封后還有可能出現經濟崩潰，失業率飆升，加劇社會動盪。
中國已經初步遏制了疫情擴散，但接下來面臨防止境外迴流和恢復經濟，擔子非常重。
英國和德國提出了“群體免疫”策略，是一種非常激進的政策，面臨很大的爭議。目前尚不知道在具體執行過程中情況如何、民眾反映如何。待情況明朗，再撰文分析。
最好的狀態是依法合規、各司其職
各國都在審時度勢，不惜代價地制定和執行有利於保護公民生命安全的決策，不斷對自己的策略進行修正，並且維護信息的公開和透明。這也是贏得公眾信任的唯一辦法。
美國、德國、法國、韓國、意大利、日本，他們採取了與中國一樣或者不一樣的策略，各國的措施到底有無優劣，至少需要綜合考量本國群眾的滿意度、死亡率、經濟損失，暫時不能給各國的措施下最終結論。由於Covid-19的很多特性還不清晰，疫情未來會如何發展還不知道。甚至有可能，最後也無法對比各國措施的優劣。
但在“疫情進行時”，我們需要理性地看待此次疫情，不能被恐慌情緒和小道消息支配。
現代科學讓我們認識到，無論何種病毒，都符合自然界的基本規律。從SARS到埃博拉，從H1N1流感到Covid-19，歷史和科學告訴我們，新型冠狀病毒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樣可怕，它也有致命的弱點。
科學的手段、客觀的態度和積極的心態是我們擊敗病毒的最有效的武器。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本文的目的是促進對各國Covid-19防控措施的認識，儘可能的降低誤解、恐慌和焦慮。要重視，但恐慌無益。本文努力做到客觀理性、不吹不黑、不下結論。如有偏誤，文責自負。
謝謝您的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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