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獄後的曼德拉與家人在一起
南非第一個黑人總統曼德拉的自傳創作本身就充滿著傳奇色彩。曼德拉於1975年在羅本島獄中開始秘密撰寫自己的回憶錄。
經過4個月的辛勤勞作，曼德拉終於和獄友共同完成了回憶錄的初稿。《勇者曼德拉——漫漫自由路》,講述了曼德拉坎坷壯闊的人生。
被隔離關押是監獄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
對政治犯來說，報紙比黃金或鑽石都更寶貴，比渴望得到食物和香菸還迫切，可以說是羅本島上最珍貴的違禁物品。新聞是鬥爭的思維原材料，當局絕對不允許我們得到新聞。我們渴望得到新聞。
監獄當局企圖實行新聞封鎖，他們不想讓我們知道任何可能鼓舞我們士氣或讓我們相信外面的人們仍然牽掛著我們的事情。
我們把堅持及時瞭解國家的政治作為我們的職責，併為得到看報的權利而長期不懈地進行鬥爭。
多少年來，我們想了許多弄到報紙的辦法，去石灰石料場的好處之一是獄警的三明治往往用報紙做包裝，他們常常用完後把這些報紙當垃圾扔掉。有時，我們從垃圾中把它們撿回來。我們設法轉移獄警們的注意力，把撿回來的報紙藏在我們的襯衣底下。
設法弄到報紙的最可靠的辦法之一就是行賄。這是我們為獲取信息而經常採取的一種非道德手段，也是我能夠容忍的唯一手段。
獄警們似乎總是缺錢，他們的“貧困”變成了我們的機會。
當我們真的弄到一份報紙的時候，由於風險太大，我們不敢在獄友中直接傳閱，因為囚犯擁有報紙是一種嚴重的違法行為。我們先讓一個人閱讀，通常是凱西，後來是麥克·馬哈拉基。凱西負責傳遞消息，他為此想出了一個巧妙的辦法。
凱西先通讀報紙，並把報紙做成剪輯，然後把剪輯過的消息悄悄在我們中間進行傳閱。我們每人再根據剪輯寫出摘要，然後再把摘要傳遞給大家。最後，我們再把摘要傳遞給普通犯人監禁區。
當監獄當局特別警惕的時候，凱西或麥克就把報紙寫成摘要，然後把報紙銷燬。通常的方法是把它撕成碎片，然後扔進馬桶裡，因為獄警從來不檢查馬桶。
當我發現走廊頭上的板凳上有報紙，我就迅速從牢房裡出來，到走廊頭上向兩側望一下，然後從板凳上拿起報紙並迅速地把它塞進我的襯衣底下。通常，我把報紙藏在我的牢房裡的某個地方，直到睡覺時才拿出來看。
但是我就像一個在吃正餐前先吃布丁的孩子，恨不得立即從我的牢房裡拿出報紙，瞭解上面的新聞。
我不知道閱讀了多長時間，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那份報紙上，以至於沒聽見腳步聲。
忽然，一名獄警長官帶著兩名獄警出現在了我的面前，我連把報紙藏在鋪蓋下面的時間都沒有。可以說，我是當場被抓的。
“曼德拉，”那位長官說，“我們告你擁有違禁物品，你要對此負責。”然後，兩位獄警對我的牢房進行了徹底搜查，看是否還有別的違禁物品。
一兩天內，一位地方法官被從開普敦請到了羅本島，我被帶到了監獄指揮部的一個房間裡，這個房間將被臨時用作島上的法庭。
在這種情況下，監獄當局總是喜歡從島外請地方法官。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案子是一個一目瞭然的案子。我不要求辯護，然後被判處三天的隔離關押，並且不給飯吃。
在聽證會上，監獄當局嚴加盤問我是如何拿到那份報紙的，我拒絕予以回答。如果我被判有罪的話，監獄當局也許就會知道我是如何得到那份報紙的了。
隔離牢房也屬於我們那個監禁區，不過是在另一側。儘管只是隔了一個院子，但是它卻令人感覺十分遙遠。在隔離關押期間，沒有人做伴，不準做操，甚至連飯都不讓吃：三天中一日三餐只有米湯（米湯僅僅是煮過米的水）。
相比之下，我們的正常伙食——玉米片粥，就算得上盛宴了。
被隔離關押的第一天似乎是最痛苦的。因為習慣了正常飲食，對捱餓很不習慣。到了第二天，我發現自己多多少少對餓肚子有些適應，第三天根本沒感覺怎麼餓就過去了。
在日常生活中，這種對基本權利的剝奪對非洲人來說並不是什麼稀罕事。我本人前些年在民族長矛軍就曾經連續幾天沒有飯吃。
正如我已經說過的那樣，我發現被隔離關押是監獄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沒有結束，也沒有開始，只有自己那顆寂寞的心。我的心開始胡思亂想：這只是一個夢，還是實實在在發生的事情？這顆心開始對任何事情都產生懷疑：我的決定是否正確？我的犧牲是否值得？在隔離關押期間，除了老是考慮這些事情之外，再無心思考慮別的事情。
但是，人的身體在適應環境方面具有很大的潛力。我發現，如果一個人的精神十分頑強，就是在身體經受考驗的時候，他也能承受不能承受的極限。堅定的信仰是經受住捱餓的秘訣，即使是腹中無食，精神也仍然是飽滿的。
最成功的一次絕食鬥爭
在任何囚犯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不是司法部長、監獄管理局長，甚至也不是監獄長，而是負責其監禁區的獄警。如果你因為睡覺時感到寒冷而額外需要一條毯子，你也許可以向司法部長提出要求，但是，你卻不會得到任何迴音。如果你向監獄管理局長和監獄長提出這樣的要求，監獄管理局長就會說：“對不起，這不符合規定。”
監獄長則會說：“如果我額外給你一條毯子，那麼我就必須給每個囚犯發一條。”但是，如果你走到走廊內的那位獄警面前，你又與他關係比較好，他可能會什麼話也不說，而立即到倉庫裡給你拿一條毯子。
我總是設法與我們監區的獄警和平相處，與他們對抗無異於自討苦吃。作為犯人，老是與獄警為敵是沒有道理的。設法教育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我們的敵人，這是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一個方針。我們認為，所有人甚至監獄裡的獄警，都可以被改變。所以我們要盡最大的努力，設法讓他們改變對我們的看法。
我們一般都能做到與獄警平等相待。如果一個獄警體諒我們，我們會反過來對他溫和一些。其實，並不是所有的獄警都是魔鬼。我從一開始就注意到，獄警中也有一些人主持公道。與獄警交朋友也不是一件易事，因為他們一般都認為對一個黑人謙恭是沒必要的。由於與獄警搞好關係是有益的，所以，我經常讓某個人有選擇地與某個獄警搞好關係。但是，很少有人願意這樣做。
在石灰石料場，有一個獄警似乎對我們很不友好。這很麻煩，因為我們要在石灰石料場討論問題，如果獄警不允許我們說話，那就是一個很大的障礙。我要求一個同志與這位獄警搞好關係，以便使他不阻攔我們的談話。這位獄警十分粗野，但是，他很快開始對那位囚犯有些收斂。有一天，這位獄警要那位囚犯的夾克，他要把夾克鋪在草地上坐一下。儘管我知道我的那位同志不情願，但是，我向他點頭示意，還是讓他把夾克給了獄警。
幾天後，我們正在鋅皮棚子底下吃午飯，這位獄警走了過來。他有一個多餘的三明治，他把三明治放在我們附近的草地上說：“給。”顯然，這是他表示友好的一種方式。
這讓我們進退兩難。一方面，他拿我們不當人看待，如果拿了那個三明治，我認為將有損我們的人格。另一方面，我們在忍受飢餓，並且，拒絕他的表示對我們設法與其搞好關係的這位獄警就是一種羞辱。
我能看得出，我們那位同志也很想要那個三明治。於是，我點頭示意，讓他把三明治收下。
這個策略起了作用，因為這位獄警不再對我們保持警惕，甚至開始問我們有關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事情。通常，如果一個人在監獄裡工作，他可能早已經被政府的宣傳清洗了大腦。他很可能認為我們是要把白人扔進大海里的恐怖主義分子和共產黨人。但是，由於我們平和地向他解釋過我們的非種族主義思想、希望得到的權利和重新分配財富的計劃，他撓了撓頭說：“它似乎比民族主義更有道理。”
取得獄警們的同情則解決了我們在羅本島上的一個最關鍵的問題，即傳遞信息。我們認為與F區
和G區的同事們保持聯繫是我們的義務，F區和G區都是關押普通犯人的地方。我們抱定決心，在監獄內也要像在監獄外一樣，繼續加強我們的組織建設。如果，我們要想在提抗議和抱怨意見方面協調一致，那麼，傳遞信息就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大量的囚犯都屬於普通監禁區，F區和G 區的人不但對外面的運動情況有更新的消息，而且對我們的朋友和家人所發生的新情況也比我們知道得多。
監禁區之間的相互聯繫是嚴重違反規定的。我們發現，有許多能繞開這種禁令的有效方法。給我們送飯的人都是來自普通監禁區的囚犯，頭幾個月，我們設法向他們悄悄地瞭解情況，在瞭解情況的同時，我們也讓他們幫助傳遞消息。
第一個方法是由凱西和麥克策劃的。他們注意到，在我們去石灰石料場的路上，獄警經常亂扔空火柴盒。於是，他們就收集空火柴盒。
麥克設法對這些空火柴盒的底部進行偽裝，並把寫好的紙條藏在火柴盒的底部。拉魯·奇巴曾經學過裁剪，因而會寫一種近似密碼的小寫字母，他就把信息用這種小寫字母寫在改造過的火柴盒上。
喬·基卡比也是一名民族長矛軍戰士，他當時與我們在一起。他負責在去石灰石料場的路上把這些火柴盒放在普通囚犯將要路過的那個十字路口上。通過給我們送飯的普通囚犯，我們就可以把信息傳遞給F區和G區的囚犯。
我們發現，獄警有時候會放鬆警惕。一種機會是吃中午飯的時候和剛剛吃完飯之後。我們都是自己盛飯，於是我們想出了一個主意，讓在伙房裡工作的普通囚犯用塑料把信或紙條包好後放在盛飯的圓桶底下。我們回覆消息也採用同樣的辦法，用同一塊塑料把紙條包起來，並把它藏在準備送回伙房洗刷的盤子底下。我們努力製造混亂，故意用剩飯把盤子搞得一塌糊塗。獄警甚至對此頗為不滿，但是，他們從來就不會自找麻煩去查個究竟。
我們的衛生間與隔離關押區相鄰，普通犯人被判隔離後常常被關押在那裡。我們與他們使用同一個衛生間，但是，我們使用的時間與他們使用的時間不同。
麥克想辦法把紙條包在塑料布里，然後把它藏在便盆的內沿下面。我們鼓勵被關押在普通犯人區的同志故意違反規定，以便順理成章地受到隔離關押。這樣，他們就可以把紙條拿走，並反饋信息。獄警決不會自找麻煩去搜查便盆。
另一種辦法是在衛生紙上寫小字。衛生紙很小且容易藏匿，所以這種辦法成為我們傳遞信息的最常用的方式之一。在所有這些巧妙的辦法中，效果最好也是最容易的辦法是在監獄醫院裡傳遞信息。
島上有一座醫院，當我們在那裡住院的時候，醫院就無法把我們同普通囚犯分開。
與監獄外的聯繫一般通過兩種方式進行：通過刑滿離島人員和與探視者接觸。出獄的人可以把信藏在他們的衣物裡或行李中。
通過來探視的人傳遞信息危險性較大，因為探視者本身就擔負著風險。當律師訪問我們的時候，不允許獄警在房間裡，所以我們有時把信交給律師，讓他們帶出去，因為律師不會遭到搜查。
在這些會見中，我們有時也採取我們在利沃尼亞審判期間採取的書寫方式傳遞信息。由於房間安裝了竊聽器，我們會說：“請告訴……”
然後停下來把下面的話寫在紙上：“O.T.”，意思是奧利佛·塔博，“我們同意他關於削減……”
然後，再在紙上寫出“全國執行委員會的規模的計劃”。
通過藏在盛飯的圓桶裡的一個用塑料布包裹著的紙條，我們得知，普通監禁區的囚犯將於1966年7月開始絕食，以抗議監獄裡的惡劣條件。紙條寫得不太清楚，我們不知道舉行這次絕食的準確日子或明確目的。但是，對於囚犯以任何理由舉行的任何抗議形式，我們都將給予支持。我們大家相互傳遞信息，決心在下一次開飯時就開始絕食，以表示我們對他們的支持。絕食當然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不吃飯。
在我們進行絕食的第一天，我們都拒絕打飯。第二天，我們發現我們的伙食加大了分量，並且，玉米片粥裡面加了更多的蔬菜。第三天，晚飯還增添了肉。第四天，玉米片粥裡面不但有肥肉，還有大塊大塊的瘦肉，並且上面還有新鮮的燉蔬菜。飯菜著實讓人垂涎欲滴。
當我們拒絕這些食物的時候，獄警們在一旁竊喜不已。
誘惑力是巨大的，但是，我們還是頂住了這種誘惑，哪怕把我們驅趕到特別累人的石灰石料場，我們也拒絕進食。我聽說，主要監管區的人都被餓垮了，只能用獨輪車把他們運離工地。
我被叫到監獄長辦公室，與韋塞爾斯上校進行了交談。這種交談很微妙，正如我的獄友們都知道的那樣，監獄當局想對我施加影響，讓我取消絕食計劃。
韋塞爾斯是一個直來直去的人，他問我為什麼要舉行絕食行動。我告訴他，作為政治犯，我們把要求改善監獄裡的生活條件作為反對種族隔離鬥爭的延伸。
他說：“但是，你甚至並不知道F區和G區正在為什麼舉行絕食。”
我說：“沒關係，F區和G區的人都是我們的兄弟，我們的鬥爭是不可分離的。”他哼了一聲，然後就讓我回了牢房。
那次絕食是島上發生的第一次絕食，也是最成功的一次絕食。作為抗議的一種形式，絕食並沒有多大的成功率，但是，其背後的基本道理總讓我產生幻想。為了使絕食鬥爭取得成功，必須讓監獄外面的人知道我們正在進行絕食，不然的話，囚犯只是被餓死而已，並沒有人會知道。我們正在進行絕食的消息悄悄傳到監獄外面，將通過報紙廣泛傳播，因此，支持我們的團體就會對當局施加壓力。但是，在早期的年代裡，讓監獄外面的人知道我們正在監獄內舉行絕食幾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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