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徹底淪喪是退回到“獸性”嗎？榮獲全世界102個獎項的動畫短片《僱工人生》卻給出了否定的答案。這部阿根廷動畫短片《El Empleo》（又譯“僱傭人生”）指向的不是獸性，而是人性的物化。簡單的情節，僅用幾分鐘光影，就勾勒出了一個由物化到像機器一樣的人組成的麻木的社會。
《僱工人生》劇照
故事從主人公早上起床上班開始：一個膚色蒼白的禿頂中年男人，貌似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般的“貴族生活”，他的檯燈燈架是人，洗漱臺上鏡子支架是人；他把跪倒在地的人的後背當桌椅坐，他把木然舉著手的女人當衣架。走在街道上，他打了一輛靠人揹著奔跑的“出租”，就連街道的紅綠燈都變成了人——兩個人被掛在高杆之上，一個穿著紅衣服，一個穿著綠衣服。他走進了公司，邁進了由四個壯漢當作大門的公司，坐上了由一位大胖子充當鑄鐵的電梯。
看到這裡，許多觀眾可能會以為這個故事的主人公一直在僱傭別人，他似乎是特權階級中的一員，對其他所有人作威作福。然而，故事的結局讓所有的人目瞪口呆：只見他來到一個門口，整了整衣領，然後趴在地上，為別人充當了腳墊。上班的人走進門時，踩踏在他的悲傷蹭掉腳底的灰塵。原來，這個中年男人也是一個要履行工作職責、扮演一定角色的人——一個任他人踩踏的腳墊。
這部動畫短片沒有一句臺詞，這種沒有臺詞的沉默，讓人覺得十分壓抑。這種壓抑，也自然而然地讓觀眾感受到短片中人物的麻木。他們一個一個都是當作（被當作）物體的人，或著說是一個個處於鎖鏈一般的僱傭關係中的人。看到這裡，觀者的心不免會被刺痛，因為自己在社會中又何嘗不是扮演這種角色呢？
短片用粗糙而低飽和度的畫面，展現了社會各個環節、各種人物的蒼白而失神的目光。它沒有像我們傳統的“人性論”那樣討論“性善論”或者“性惡論”的問題，這使它超越了或區別於之前的“善/惡”二元對立的討論模式。
在這部動畫短片中，我們看不到誰是善良的，或者誰是邪惡的。這些看起來像機器一樣的人，他們理所當然、心安理得地踐踏著別人，同時，他也心甘情願地被別人踐踏。他們都是主人，同時，他們都充當著奴隸。這種主人和奴隸的身份差異，只是一種社會的分工。做主人的人，把別人當做工具，但等他到了自己的工作崗位，他又變成了奴隸；同樣，以前給主人做桌椅的人，可能就是那個最後踩著主人的後背蹭掉腳底的灰塵的人。
短片沒有塑造出“壓迫/反抗”的敘事模式，也看不到“資本家/工人”的階級對立。相反，它述說的是最為普通的人被社會這張大網高度整合在一起的一種連接關係。在我看來，短片將基於社會分工和價值交換的當今社會，進行了高度抽象的表達，它的核心就是分工與交換。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人類幾乎隨時隨地都需要同胞的協助，但是要想僅僅依賴他人的恩惠，那是絕對不行的。他如果能夠刺激他人的利己心，使其有利於他，並告訴其他人，給他做事是對他們自己有利，那麼他要達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夫、釀酒師或麵包師的恩惠，而是出自他們利己的考慮。……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
如果說，亞當·斯密在這段話中正面地闡釋了人雖然出於利己的目的卻最終在“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那麼，《人性》這部短片卻對這一點進行了無言的但卻意味深長的批判。
問題在於，這部短片只是引出了問題，卻沒有給出“救贖”的路徑。我們知道，人與人的分工和聯繫，是人類社會經過漫長的演化過程所形成的。從狩獵採集到定居農業，再到機器工業和社會化生產，全球範圍的分工與協作幾乎是必然的趨勢。愈加精細化、專業化的社會分工，更時使人對他人的依賴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人也因此固話到了由細化分工帶來的角色扮演中無法解脫。
在這裡，換一種角色無濟於事，在相互關聯的分工關係中，換工作相當於從一種零件變成另一種零件。分工使人喪失了完整性，並按照像機器一樣精密的模式，完成條理分明的一項項工作。如果按照短片的解釋邏輯，那麼愛因斯坦所說的名言——“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都依靠著別人的勞動,我必須盡力以同樣的分量來報償我所領受了的和至今還在領受著的東西。”——就會變成愛因斯坦要變成“腳墊”的一個證據。
短片最後還有一個細節：在影片工作人員列表都播放結束之後，一個充當電燈的人摘下頭上的燈罩，憤怒地摔在地上，然後離開了。這似乎是人性的覺醒，以及對社會的反抗，因此在視頻後面的留言區引來不少跟帖，讚揚該片讓人“看到了希望”。然而，這種所謂的希望，與工人運動初期的“破壞機器”運動有什麼兩樣？因此，我們需要追問的是：那個憤怒甩掉燈罩後離開的人，他會選擇以及他能夠選擇什麼樣的存在方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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